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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月14日，京津滬渝深國資工作交流會在深圳召開，與會五城市的國資委分別介紹了各自在探索建立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方面的做法、改革思路及方向、目標，并分享了國有經濟布局優化調整、國企改革與發展等方面的成果。其中不少經驗和思路，對進一步深化國有資產監管體制改革、實現國有經濟做強做大，具有積極的借鑒和啟迪意義。
北京：六項機制來“管人”
在國資管理體制改革中，規范企業負責人的管理是關鍵，也是難點。北京的做法是，圍繞依法履行出資人職責這條主線，用六個機制來管人，積極推進企業負責人由行政管理向出資人管理轉變，由集中統一管理向分層分類管理轉變，由突出定性評價管理向突出經營績效考核管理轉變。
據北京市國資委負責人介紹，他們正在試行管人“六招”：治理結構規范人、市場機制選擇人、業績指標考核人、任期制度流動人、薪酬制度激勵人、監督體系約束人。由這“六招”構成的管理體制，有望在3至5年內形成。已經付諸實施的有三大動作：
一是在取消企業負責人行政級別的基礎上，市國資委重點管好國有產權代表和黨群負責人。對其他企業負責人的任用，逐步推行市場機制，國資委主要“管方案、管程序、管標準、管職數”。去年，北京先后在11家企業進行總經理、副總經理的社會公開或企業內部競聘，今年計劃擴大范圍。內部競聘公司正職、社會公開招聘經營管理者的檔案均不進企業，由人才交流中心管理。這為實現企業負責人管理身份社會化、選用市場化、收入顯性化和責任契約化積累了經驗。
二是針對企業存在的董事會成員與經營班子高度重疊、運行不規范等問題，明確董事會的職數，規定國有獨資公司經理層成員進入董事會的人數一般不得超過兩人，并據此補充健全了一批企業的董事會，在部分企業進行董事會聘任總經理和副總經理的試點，逐步下放董事會用人權。
三是針對企業負責人自定薪酬、薪酬水平增長過快的現象，按照“先管住，后規范”的思路，試行企業負責人薪酬核準制度。
天津：只“扮演”股東角色
天津市國資委成立之初即狠抓四個轉變：管理身份上，由過去的政府公共管理者轉變為國有資產出資人代表；管理方式上，由過去政府的行政管理轉變為出資人的產權管理；管理對象上，由過去管理各種所有制企業轉變為管理授權范圍內的國有資產；管理目標上，由過去實現國家宏觀調控目標轉變為實現國有資產保值增值和發展壯大國有經濟。
天津市國資委提出，作為出資人代表，國資委堅持只履行出資人職能，不履行公共管理職能。國資委對所出資企業是股東角色，不是傳統意義上的上級行政機關。其它政府機關在對國企行使公共管理職能時，不應將國資委當作履職的“漏斗”。在四個轉變基礎上，天津市將金融類經營性國有資產、實行企業化管理的事業單位國有資產等，全部納入國資部門管理。同時，加強市屬國企對市外和境外投資的管理，并制訂相關辦法。根據該辦法，直接監管單位及所屬國有獨資、國有控股企業的金融類投資、境外投資（包括設立辦事機構）、非主業單項1000萬元以上的投資、跨省市單項5000萬元以上的投資等，均須報市國資委核準。
重慶：監管服務“兩手”硬
重慶市國資委在探索國資管理體制改革的過程中，提出了“在監管中服務，在服務中監管”，“兩手”都要硬的新思路。近兩年，該市加強對國企改革指導思想、工作思路的引導，防止企業盲目改制重組。一旦發現企業多元化改制后大股東套現、上市公司重組托管環節國有資產流失等行為，國資部門立即予以制止。
與此同時，重慶創新服務手段，幫助企業有針對性地解決影響改革、發展、穩定的突出問題。如對企業招商引資項目進行收集、歸類、合并和篩選，滾動建立了新的項目庫和國企重組建議名單。他們通過銀企合作，采取專業化、市場化的方式，整體處置了665戶國有企業在工商銀行的不良債務150億元，使市級國有工商企業的資產負債率下降了10多個百分點。此舉消化企業應提而未提的資金利息潛虧12億元，解開了銀行收不回貸款、企業運轉不了資產的債務“死結”。
此外，重慶國資委還創造性地組建渝富資產管理公司，將其作為推動重慶國企改革改制和關閉破產的重要平臺。市國資委明確規定：國企關閉破產、改制重組的土地，全部納入渝富公司儲備運作；國企資產損失核銷，統一交由渝富公司負責清收。渝富公司通過儲備土地等資源，向銀行貸款先期墊付企業資金，使國企關閉破產、污染搬遷等計劃得以實施。
上海：3+1+X動態監測
上海市國資委成立后，按照“三不”（不缺位、不越位、不錯位）原則，提出一系列新思路：發展壯大國有經濟是第一要務、深化國企改革是當務之急、創新監管方式是提升自身能力的核心、防止國資流失是神圣職責。
上海市國資委負責人表示，國有經濟應有適當的規模、持續的增長、穩定的收益和合理的布局，但規模又不能過于龐大，要為各種社會資本的共同發展騰出空間。上海初步擬定，按企業上年度凈利潤的20％收繳國資收益。目前，上海正積極推進主要控股公司層面的改革，實施產權主體多元化。為確保國有資產出資人職責到位，上海建立了產權代表培訓制度，成立了董事、監事中心，與部分出資監管企業簽訂了任期合同。
在實踐中，上海國資部門創出“3＋1＋X”的國資監管方式，即以戰略（管發展方向）、預算（管資產流向）、契約（管產業取向）三大管理為核心，以財務監督（管結果）為依據，以重大項目投資、重要人事任命、重大事項監督稽查、總法律顧問制度、產權交易、資產評估等為動態監測的監管體系。
為防止國資流失，上海嚴把“五道關”：規范決策關、清產核資和審計關、科學評估關、產權交易關、公平分配關。在分配中嚴守“三條政策線”：一是土地、房產評估增值和變現收入等屬于國家資源自然增值部分，不列入分配基數；二是上市公司增發、配股等產生的國有股溢價部分，不列入分配基數；三是領導任期內造成的不實資產部分，在分配基數中抵扣。
深圳：緊“盯”收益管理
國有資產收益權是出資人的核心權益之一。在新的國有資產監管體制下，充分落實出資人的收益權，有利于集中資金統籌使用，為促進國有經濟布局優化和結構調整、推動國企改革和發展提供有力支撐。
早在1987年，深圳就開始將國有資產收益權交由國資部門（原投資管理公司）行使。1995年實施的《深圳經濟特區國有資產管理條例》，使國有資產收益預算與公共財政預算的分開法定化。但實踐中，出資人對收益的統籌使用能力還不足，企業上繳的利潤比例偏低。深圳市國資委去年成立后，加大了對國有資產收益統籌管理的力度，確保出資人權益落實到位。
具體做法，一是認真編制收益預算，加大收益收繳力度。國有資產收益預算編制后，報市政府批準后實施。二是規范收益預算管理，嚴格控制預算外支出。收益用途主要是支持重點企業做強做大的資本性支出（包括融資）、企業改革成本支出和國有資產監管費支出等。收益使用與國資委自身的行政經費嚴格分開。三是提高企業利潤上繳比例，督促落實分紅，將產權代表的考核、年薪發放與上繳利潤直接掛鉤。去年，深圳市國資委實際收繳市屬企業利潤6.7億元，國有產權轉讓款17.3億元。今年預計收繳企業利潤9億元。
國有資產收益收繳上來后，按照集中力量辦大事的原則，對基礎設施、公用事業領域的重點企業進行傾斜投入，兼顧企業改革成本的支出。今年5月，市國資委憑借掌握的收益，敢于以27億元的價格參與深航股權競拍。盡管競投未果，但在市場化資本運作中有了新的嘗試，積累了一定經驗。（作者:朱良駿，摘自：《深圳特區報》）
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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