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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年來，中印兩國高層互訪增加，民間交往頻繁，使兩國關系得到很大改善，雙邊貿易發展迅猛。2004年雙邊貿易額達到136億美元，比2003年增長79.1%。今年，兩國貿易會躍上一個新臺階。
然而，在中印貿易迅速發展的同時，有極少數印度公司采取欺詐手段給中國企業造成極大損失。印度公司這種利用欺詐手段發不義之財的作法應該引起中國企業的高度重視。
2001年初，上海一家船運公司按照運輸合同，為新加坡一家印度公司SHWETA(即：租船人)從馬來西亞裝運約14700噸棕櫚油到印度孟買港。收貨人為印度LANYARD FOODS LIMITED公司，是新加坡印度公司SHWETA的母公司。
貨到孟買港之前，收貨人按照運輸合同規定租船人如要求船東在提單未到達印度卸貨港前先放貨給收貨人，收貨人應提供200%貨價的銀行擔保，向上海船運公司出具了由收貨人和銀行共同簽字蓋章的相當于貨價200%的銀行擔保函，要求上海船運公司出具放貨通知。上海船運公司據此向收貨人簽發了放貨通知單。
兩個月后，上海船運公司陸續收到多家貨主的函，稱因收貨人未在規定時間內贖單提貨，提單被退回。他們要求上海船運公司歸還約14700噸貨物或支付約543萬美元貨款。
面對突如其來的情況，上海船運公司立即與租船人和收貨人聯系，要求他們為發生的事情做出解釋并盡快將貨款付給貨主。收貨人在答復上海船運公司時，肯定擔保函是銀行出具的，不過，銀行沒收取任何費用。其要求不要對銀行采取法律行動。同時，收貨人也承認已經憑放貨單提取了貨物，只是因為公司沒有錢，所以只能答應每月支付5萬美元貨款。
與此同時，上海船運公司就銀行擔保函問題向印度State Bank of Saruashtra銀行進行了核查，令人驚奇的是，該行答復沒有出具過這份擔保函。
面對上述情況，上海船運公司決定先從弄清擔保函出處入手。上海船運公司根據擔保函上所規定的管轄權條款，向倫敦法院起訴該印度銀行。該印度銀行仍稱沒有簽發這份擔保函，后來倫敦法院根據有關專家鑒定，裁定這份擔保函上的銀行簽字及簽章都是不真實的。因而，上海船運公司得到的所謂銀行保函是無效保函，不但沒有得到賠償，而且還要承擔法院高額的訴訟費及律師費。上海船運公司只好依法與貨主們一一協商賠償數額，履行賠償責任。
既然排除了印度銀行出具擔保函的責任，那么，收貨人就該承擔偽造銀行擔保函騙取上海船運公司放貨單的責任。為此，上海船運公司對收貨人提起了刑事訴訟。印度警方拘留了收貨人公司的兩名董事，扣留了他們的護照，印度銀行凍結了收貨人的存款以及收貨人在美國擁有的旅館等財產。
英國高等法院經過漫長復雜的訴訟程序，終于在2004年1月被告缺席的情況下做出裁決：收貨人賠償上海船運公司446.589萬美元及律師費和銀行利息。
上海船運公司勝訴后，代理上海船運公司在印度執行英國高等法院判決的印度律師對收貨人情況進行了調查。調查結果發現該公司已陷入財務困難，大部分資產已經抵押給銀行或其他擔保債權人，凈資產完全耗盡，正在申請重組或托管。同時，該收貨人還面臨著眾多債權人的訴訟。
時至今日，上海船運公司雖然勝訴，卻因收貨人公司的資不抵債尚未得到任何賠償。追償工作仍在進行中。“偽造擔保函”一案給上海船運公司造成極大的損失。
山東一家貿易公司對印度陽光公司出口10個40尺集裝箱大蒜，付款方式為D/P。貨到印度Chennai港多日，無人贖單提貨。該印商稱因為中國幾家公司的貨同時到港，暫時資金緊缺，無力贖單提貨。同時提出如果山東公司能通知印度銀行先放提單，愿意趕快提貨，然后分期付款。山東公司被迫照辦。結果，該印商提貨后遲遲不付貨款，也無任何音訊。在山東公司反復催促下，該商以行市不好為由，要山東公司降價，否則不支付貨款。山東公司只好同意降價。即便如此，山東公司并未一次性得到全部貨款，而是分批收到約8集裝箱大蒜款。
印度公司以欺騙中國企業方式發不義之財的案例還有天津公司對印出口化工原料未收到貨款，深圳公司對印出口的松香只收到部分貨款等等。受騙的中國企業中以新成立的貿易公司居多。
從以上案例來看，印商的騙術并不高明。如果中國企業稍加警惕和提防，就不會給不法印商提供任何可乘之機，不會造成不必要的經濟損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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