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一則“放水清淤、治理滇池草海”的消息,引起了國內外水環境保護專家和生態專家的強烈關注。據當地媒體報道,云南省昆明市委、市政府在西山區舉行的“推進草海生態區保護治理現場辦公會”上確定,放干草海1億立方米污水,動員全市人民對湖底進行徹底清淤,減輕草海內源污染,對流入草海的7條河流進行截污整治。再利用水庫調水,為草海置換補充清潔水源,力爭用3~5年的時間,使草海水變清,再現往日的湖光山色美景,把草海作為展示昆明水域風貌的“客廳”。此行動將于今年10月啟動,目前已經進入前期準備。
據昆明市有關部門介紹,歷史上草海面積有25平方公里,現在縮減為12平方公里,連續10多年水質都為劣Ⅴ類,是滇池污染最嚴重的區域。草海污染由外源和內源兩個因素構成,7條入草海河道是最大的外污染源,湖底厚積的淤泥是最大的內污染源。要讓草海變清,截污和整治河道是最根本的出路。此外,有人認為,歷經漫長的演變和堆積,不徹底疏挖草海底泥,即使沒有污水進入水體,草海底泥也會成釋放污染的源頭。
專家質疑放水清淤
在近日召開的“保護長江萬里行”昆明滇池隨訪座談會上,專家們認為,鑒于滇池及國內湖泊治理的教訓,滇池草海清淤工作應慎之又慎。
近年來,參加滇池治污項目研究和工程實施的一位留美專家指出,滇池草海在上世紀末曾經做過一次疏浚和換水,但效果并不明顯。他認為,底泥疏浚必須非常謹慎,需要從生態的角度認真考慮。如果把已沉降于湖底的農藥等有機毒害物質再翻到水體中,其后果將很嚴重。
他舉例說,上個世紀60~70年代,我國曾大量使用過的“六六六”、“滴滴涕”等,在有機農藥沉降后演變成毒性更強的衍生物,這種物質能夠破壞動物的生殖能力。上個世紀50年代,美國曾大量使用過“滴滴涕”等有機農藥,在美國加州海岸,至今仍有鳥類體內殘留有“滴滴涕”有機衍生物,這此鳥類的生殖系統被嚴重破壞。因此,現在美國極少使用底泥疏浚的方法,即使使用,在前期要花很長時間進行論證,而且往往難以獲得通過。同時,與其他治污方法相比,底泥疏浚的成本也比較昂貴,效果和其他技術相比也沒有優勢。
這位專家強調,底泥疏浚短期內對水體生態造成的影響很大。底泥中有很多種子庫,如水草種子、生物孢子等,全面疏浚將徹底摧毀這些種子庫。在我國對被破壞生態恢復研究尚不深入的情況下,要指望疏浚后的新生態發揮與原來生態相同的作用,幾乎是不可能的。
生物凈化是根本之道
中國藻類學會副理事長、南京大學生命科學學院資深教授劉志禮認為,放水挖底泥的做法根本就是錯誤的,因為這樣的失敗甚至造成嚴重后遺癥的實例比比皆是,所有富營養化水體的治理都必須依靠綜合治理,其核心是生物凈化。
劉志禮指出,從上個世紀80年代起,國內對湖泊富營養化問題日趨重視,但到目前為止,湖泊治理總體上花錢很多,而收效甚微。已經接受治理任務的單位的一些負責人對湖泊整體特性并不了解,所提口號常常不科學,如“消滅藍藻”、“清除藍藻”等等,他們不明確湖泊正常原初生產力生物(食物)鏈和有害富營養化的界限,不懂得湖泊生態系統和良性生態系統的內涵和結構特征,不明確治理湖泊的根本目的和治理科學依據。
劉志禮表示,湖泊水體存在兩大物質運動的系統,一是同化作用,一是異化作用。前者是自養植物(藻類和高等植物)利用太陽能、二氧化碳和其他元素的光合作用系列反應完成的,這是一個產生有機物、釋放氧氣的過程。這個過程可以富集水中50多種元素,其中包括生命不可缺少的微量元素。異化作用就是微生物的分解過程,酶解過程,這個過程是將死亡了的生物體分解成各類有機碎片在水體和地質體中保存下來,一部分則完全分解成二氧化碳和水。總體上這一過程是建設性的。從地球歷史演化看,這是最有意義的過程,它對地殼的演化,生命的起源演化到人類今天的生存都具有最直接的意義。
劉志禮表示,有機質在湖泊水體和底質中的保存,在某些意義上也是有機和無機的營養源的緩沖體系,這對維持湖泊的原初生產力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不應當輕易挖掘底泥,除非因湖泊老化影響泄洪蓄水之時。
其次,藻類在生長過程中還可通過細胞的吸收、吸附作用和表面活性基團的綜合作用,加上光合作用改變水體的離子平衡系統,放出氧氣促進金屬和非金屬離子變成氧化物或氧化性鹽類沉積,這些對水體凈化極為重要,是湖泊正常演化的強大動力。我們作為湖泊治理者必須高度重視,這種生物凈化的巨大作用,是治本之策。
總之,我們治理湖泊,根本在于控制污染源,修復重建構造合理科學的生態系統(生物鏈,包括動物和植物),達到湖水清澈,具有高生產力的湖泊的目的。
劉志禮說:“三愛公司在科技和工程上結合得較好,又有多項領先世界的成功工程技術,我們可以采用。
治滇之路不平坦
“保護長江萬里行”專家組組長、中國三愛環境水資源集團公司董事長劉光釗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關注滇池治理。為了研究滇池污染問題,他到過滇池不下50次。他認為滇池治理是一個系統工程,實踐證明科學的指導方針,必須用數字化技術和精確環保概念來對滇池水體進行綜合整治。他解釋說,所謂的數字化技術和精確環保概念,就是利用世界先進的水體富營養化治理技術,結合中國的實際情況和可操作要求以及各種水體環境條件,提出數字化治理、數字化生態設計、數字化監控、數字化管理技術,達到標本兼治、綜合治理的目的。
劉光釗表示,1998年,滇池草海進行過清淤、換水,但不久藍藻又大面積暴發。1999年,為了迎接昆明世博會的召開,在國家環保總局的支持下,包括三愛公司在內的3家公司對草海開放水體進行了應急試驗。三愛公司運用數字化技術和精確環保概念對草海1平方公里水體做了應急試驗整體方案,提供給國家和云南省主管部門,但實際只實施了其中的應急除抑藻的部分工程技術措施,不僅滿足了當時省政府使水體保持20天清澈透明的要求,而且對遏制藍藻至今還在發揮作用,得到今年在昆明召開的全國專家會議的充分肯定。劉光釗說,很可惜,由于種種原因,試驗未能進行下去,如果能夠繼續兩年的治理并延續3年的強化管理,還一個30年前的滇池是有可能的。
劉光釗認為,滇池草海放水清淤,最終會摧毀草海的整個生態系統,即使再放進清水也無濟于事,“水土不服”是最淺顯的道理,就像原始森林被砍伐后,要想再形成原始森林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國杭州西湖、東太湖、巢湖、玄武湖、五里湖的疏浚、換水,都帶來了嚴重的后果,無一不是花錢買教訓。因此草海治理必須走生態修復的路,配合截污工程。而且三愛公司的“圣—三A”抑藻劑,在草海試驗區的湖底形成了一個界質層,對底泥營養散逸起抑制作用,并有緩釋抑藻功能,如果底泥不影響航運,不影響景觀,不必盲目疏浚。
劉光釗說,不久前,一位旅美專家告訴他,美國EPA最近公布了一份圖表,闡述了底泥污染風險和它的復原時間的關系,其中疏浚的風險最大,復原的時間最長,而“冒封”技術的風險最小,復原的時間最短。“冒封”就是在湖底形成的界質層。這和劉光釗10年的研究、開發不謀而合,而他6年前已經在工程實踐中成功運用了。
作為從事科學和應用技術研究的科技型企業家,劉光釗特別強調,草海的放水清淤,不但會破壞水生態,而且這1億立方米污水通過西園隧道排入金沙江,將會污染長江上游,加大對已經受到污染的三峽水庫水體的壓力,對長江中下游乃至南水北調工程所及之處造成危害。
劉志禮教授認為,滇池治理需要構建多學科的系統平臺,讓更多的專家參與進來。他認為滇池治理包括截污、生態恢復等在內,如果方法得當,5年左右就可基本解決問題。他認為滇池治理在中國乃至全世界都引起關注,他主張把各種治理方案事前組織有成就的科學家工程師公開討論,國家也應該責成有關機構和部門對滇池的治理方案和資金投入進行公開論證。
科技引領環保工作
全國政協委員、河口海岸學國家重點實驗室教授陸健健認為,目前我國環保工作的主要問題之一是科技引領不夠,科技作用沒有發揮出來。具體表現在3個方面:一是對我國環保國情認識不足。我國不像發達國家,每一個發展階段都很清楚,每個階段的污染情況各有特點。而我們現在幾乎是在二十幾年時間里走過人家用近百年時間所走的歷程,結果,人家近百年分階段的污染過程在我們二十幾年的時間里全部顯現出來了,各種污染同時涌現。因此,就必須依據我國的實情來認識我國的環保形勢,集中真正的國際上已得到應用的先進技術,制定切實有效的科學的治理方法;二是制度創新不夠。他說,從歐美、日本拿過來的技術若不結合我國國情,很難得到有效應用,而且還將白白浪費很多錢。因此要實行制度創新,鼓勵和促進適合國情的環保科技發展,使我們的環保科技更加精確化、科學化;三是我國原有的學科體系分類過細,系統集成不夠。搞工程的不懂環境,搞植物的不懂動物、微生物等等,這也導致了環保工作常常出現各種問題,無法有效開展。
陸健健表示,如果我們把握住了科技引領這個大方向,制訂相關的法律和制度,在發展經濟過程中更多地采用零污染或盡可能少污染的技術,就可跳過發達國家的污染過程,更快更好地建立起和諧美好的社會。新聞來源:中國環境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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