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
國企走上新起點
2000年8月25日,重慶機電控股集團公司成立。這個集團并不是一艘新的“巨輪”,而是眾多虧損機電企業集合而成的一艘“又大又破的輪船”,成立之初就是一個資不抵債的企業
,資產負債率高達127％，當年虧損3億元,職工生活困難，群體性事件時常發生。盡管集團千方百計減員增效，絞盡腦汁招商引資，爭取政策性破產，2003年資產負債率仍為110.16％。
機電集團在工商銀行貸款25億元，其中本金15億元，利息10億元。在債務重組中，渝富公司以5.57億元買回了這筆資產，機電集團又以同樣的價格從渝富買回來，資產負債率一下子下降了14.21％。
在前幾年的債轉股過程中，機電集團欠下了四大資產管理公司8.2億元債務。去年經過談判，機電集團用近3000萬元償還了其中的3億元債務。子公司資產整合過程中，又消化了一批債務。到2004年底，集團資產負債率已降至84％。目前機電集團已與重慶重型汽車集團合并，合并后的資產負債率降至64％。
機電集團常務副總裁余剛相信，在重慶市舊城改造中，集團通過退二進三和土地置換，存量資產會進一步盤活，今年集團資產負債率有望降至55％左右。他說：“土地置換中，有些土地價格每畝達200萬元，土地全部變現后可以產生20多億元。集團已經和渝富簽了協議，今年將用土地置換的收益償還債務。”
資產負債率降低后，機電集團充滿活力。2003年，集團虧損8000萬元;2004年，集團在基建費用增加10％、支出職工醫保費用幾千萬元的前提下，盈利竟達2億元。如果把合并后重汽集團的利潤加在一起，集團當年盈利達4億多元。
據重慶市國資委統計，去年重慶“打包”處置不良國有資產后，國有工商企業資產負債率平均下降了10％，消化應提未提資金利息潛虧12億元，還盤活了抵押在銀行的土地7790畝、房屋200萬平方米和價值10億元的機器設備等。重慶卡福公司屬于重慶化龍橋地區整體搬遷企業，“打包”處理前，這戶企業在工商銀行有不良貸款9000萬元，同時抵押有十多萬平方米生產用地。
“打包”處置后，企業減少了8000萬元債務，并且收回了抵押的土地。
“打包”回購解開債務“死結”
自上世紀90年代后期開始，老工業基地重慶國企債轉股轉走了300多億元債務，國企關閉破產核銷了幾十億元債務，但仍有270億元不良債務難以處置。這些債務對應的都是死資產，不產生任何效益，而且每年20多億元利息也增為不良資產。許多國企因債臺高筑，即使產品旺銷也扭虧無望。
重慶市常務副市長黃奇帆說，面對債務“死結”，商業銀行只能通過法律訴訟解決問題，但打官司時間漫長，即使打贏了官司，債權變現至少需要三四年。而且，打官司成本相當高，銀行要清理上百億元債權，訴訟費至少上億元，資金清收率也很低，一般僅為3％到5％。對企業來說，如果輸了官司或破產，大多數職工要經歷一個漫長而痛苦的再就業過程。
政銀合作是解開“死結”的突破口。2003年11月，黃奇帆指示重慶市國資委與工商銀行重慶市分行協商“打包”回購不良債貸款事宜，涉及重慶市國有、集體企業五級分類貸款中的后三類貸款企業1160戶。
此前,天津市也就此展開了銀政合作。不同的是,天津模式是銀行分別和每戶企業談判并簽訂打折回購債權合同，政府只在中間協調;重慶模式則是政府作為談判主體將銀行的所有債權“打包”后再打折回購。
重慶市國資委副主任廖慶軒說：“建國以來，銀行從來沒有‘打包’處置過對工商企業的不良債權。‘打包’的好處在于，處置國企不良資產的效率空前提高了，如果銀行和每戶企業談判，至少要開上千個會，簽訂上千個協議。”
“打個比方吧，‘打包’處置不良貸款，就像買賣水果一樣，不是零賣，而是按照約好的價格整箱賣出去，當然這一箱水果有好有壞。”工商銀行重慶市分行資產風險管理部總經理熊慶康說，如果我們和一個一個企業談判，很難預計何時才能了斷，也許就永遠拖下去了。
黃奇帆說，“打包”處置不是一個“私了”的過程，而是在國務院批準的前提下進行的。對商業銀行來說，被不良債務拖得陷入困境的國有企業已無力清償債務，許多企業瀕臨破產，銀行面對這筆呆壞賬深感頭痛，收回貸款基本無望。
長此以往，國有資產流失越來越多，銀行呆壞賬越來越多，國企改革成本越來越大，處置不良國有資產越來越難，國企債務形成了一個“無底洞”，銀行和企業會兩敗俱傷，國家也會遭受嚴重的損失。打包處置資產則解開了這個債務“死結”。
但新思路又面臨著一個難題:重慶市政府委托國資委與工商銀行談判,但國資委作為非經營主體收購債權，于法不通，為此,黃奇帆提出,成立地方性資產管理公司,由它來處置不良資產。2004年3月18日,肩負重任的渝富資產公司掛牌。當年4月28日，國務院批準了重慶“打包”回購工商銀行157億元不良貸款本息的方案。
資產“魔方”轉出神奇天地
黃奇帆介紹說，在國資委領導下，渝富公司代表地方政府處置不良國有資產，但它這樣做不是冒險，也不會債務纏身，因為渝富既擁有債權人身份，又有政府背景，這使其對國有企業有一定約束力，其追債力度比銀行大得多。
截至2004年末，渝富公司分兩批從工商銀行回購了665戶企業的不良貸款本息，用21.7億元買下了107億元不良債權。如果不算其中39.55億元的表外利息，工商銀行受償率達32.71％;如果計入表外利息，工商銀行受償率為20.28％。
重慶第一批參加的市級企業有117戶，包括24個企業集團，涉及債務80億元。渝富以17億元回購，再以18億元向市級企業作了處置。大部分債務由原企業購回，對改制后的企業，渝富則最大限度追索。除重慶市三大控股集團、商務集團和化龍橋搬遷企業按照成本價回購外，其他企業則按照“渝富讓利、略有盈利”的原則回購。
目前,渝富和各企業已簽訂處置協議金額占債權回購額的75％,盈利2000萬元。第二批企業涉及重慶市41個區縣的548戶企業,債務金額為27億元,收購金額為4.7億元,其中渝中區政府已用現金回購。
記者發現，渝富的神奇之處在于，銀行和工商企業在渝富這個平臺上都卸下了重負。熊慶康說，分行將107億元不良債權打折轉讓后，不良貸款比重由24％強降至13.51％，達到了東部地區的水平。許多工商企業頓感輕松，融資能力增強，再次煥發生機。目前剩余的50億元不良債權回購事宜正在操作中。
作為這個模式的創造者，黃奇帆向記者描繪了更加宏偉的藍圖:渝富除回購工商銀行157億元不良債權外，還要回購其他商業銀行和金融機構的120億元不良債權，使國有企業完全輕裝上陣。
融資創新打開財富之門
財政不出一分錢，渝富公司作為一家沒有任何積累的新公司，如何能拿出二三十億元現金去回購商業銀行的不良債權？
“從財政借錢不是本事。”黃奇帆說，即使財政有實力，也不能亂借錢，否則會損害財政信用，最好的辦法是到市場上融資。在信托產品融資批準難的情況下，黃奇帆把眼睛瞄向了國家開發銀行。
開發銀行重慶市分行行長吳德禮向記者介紹了渝富融資的過程：去年3月，黃奇帆提出渝富從開行貸款回購商業銀行債權的想法。4月，渝富正式向開發銀行申請貸款，開發銀行用1個多月時間對“打包”資產進行了全面評審，很快就批復下來。6月29日，開行向渝富提供了第一筆貸款5億元，7月1日又貸款十幾億元，渝富在兩個月內就把當年全部貸款拿到了手上。開行貸款后就派人到渝富做財務顧問,參與制定處置不良國有資產的方案。
吳德禮說，這是國內金融界第一次為處置不良國有資產提供貸款，從而創造了一種新的金融工具。在國外這種貸款被稱作“搭橋貸款”，總行則是以“組合貸款”名義批準的。以往開行貸款往往針對具體的大中型項目，此次則開辟了一種支持國有企業債務重組的新方式，給其他地方的國企債務重組提供了可資借鑒的經驗。
開發銀行的“搭橋貸款”有無風險？吳德禮說，開發銀行是政策性金融機構，政府的目標就是開行的目標。當然開行也要考慮風險，但貸款給渝富公司，風險很小，用百分之二三十的資金買百分之百的資產，然后再讓企業收購，資產變現的可能性很大。而且，這種行為是政府主導的，國務院批復這個方案的時候，明確提出地方政府要提供擔保，所以貸款相對安全，風險可控。
“搭橋貸款”這種新的金融工具，化作了周轉資金，給渝富這個資產“魔方”提供了運轉變化的動力。現在，渝富公司收購不良資產的貸款申報及信用審查模式，已經成為國家開發銀行在全國推廣的范例。
渝富的角色
渝富公司是政銀合作的產物，它又以現代市場經濟手段搭建國企改革平臺。盡管渝富左右著巨大的現金流，但它從形式上看又是一個“小公司”。渝富公司成立時，重慶市國資委僅從其他國企劃了一部分股權，算得上“白手起家”。目前，渝富實際上只有16名員工，卻推動著巨額資本的流動。
黃奇帆說，渝富絕不能成為一個行政化工具，否則沒有生命力。渝富以市場化方法處置不良國有資產，沒有違反金融游戲規則，而且這樣的做法是國際慣例，在英國、法國等發達國家，如此處置不良資產是通行的做法。
渝富作為責任主體，自己融資，直接承擔了債權的收購與處置，實現了“財政不補貼、政府不干預、國企要滿意、渝富有盈利”的目標。同時渝富采取專業化運作方式，集中了十幾名財務金融管理方面的專業工作者，提高了工作效率。渝富成立前，重慶市有八大國有投資集團，主要負責基礎設施建設和城市建設；渝富的出現，彌補了重慶投資集團缺乏金融資本運作能力的不足。
業內人士認為，渝富的經營方式和手段，要高于以前專為債轉股而成立的四大資產管理公司。工行重慶分行資產風險管理部總經理熊慶康說，四大資產管理公司是中央企業，其思路與地方性資產管理公司不一樣。渝富由地方政府出資，有地方政府的支持，其債權變現率要比四大公司高得多。
國家開發銀行重慶市分行行長吳德禮認為，渝富打包處置不良國有資產的效果好于以前的債轉股方式，好就好在渝富做到了債權、股權、行政管理權“三權合一”，這種模式值得推廣。
以前銀企債權債務官司打起來沒完沒了，現在渝富把銀行的債權拿過來，國企又是由政府管理的，政府是股東，在國資委領導下的渝富就集三權于一身，債權變現的可能性要大得多，并有權對企業進行重組。在市場經濟國家，企業重組購并是一種常態，但是我國國企購并重組沒有形成一個普遍的交易市場，從這種角度來看，渝富經營國有資本的做法也是一種嘗試。（作者：任衛東 王金濤 劉健，來源：《上海國資》）
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