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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刊記者 原松華
環保一直是中國發展進程中一個沉重的話題。以怒江為例,在支持建壩和慎建之間一直存在著諸如老百姓的脫貧問題、泥石流和地震問題、利益分配問題、能源戰略等相關問題的交鋒;意見分野兩大陣營的交鋒越演越烈，正從學術界延伸到公共領域，并演變成一個熱門的公眾話題。
在利益和主張不一致的情況下，怎樣協調和平衡不同的利益和主張，實現真正意義上的可持續發展？走資源開發之路是當地政府惟一的選擇嗎？地方政府應該怎樣審視自己的發展之路？在讓地方貧困和發展這種兩難處境上，國家的責任是什么？帶著一系列問題，本刊記者近距離接觸了兩大陣營的專家、學者和第三方經濟學家，試圖用第三者的記錄來昭示環保之外的意義。
建壩的理由
“云南有著豐富的自然資源，水能資源可開發量達9000多萬千瓦，占全國可開發量的20.5%，居全國第2位，可開發量的92%集中于金沙江、瀾滄江和怒江。” 6月2日，在北京國際飯店舉行的“科技發展觀與綠色經濟高峰論壇”上，云南省政府研究室副主任何宣向來賓介紹，“云南人均生產總值剛剛超過800美元，僅為同期全國平均水平的70%左右。同時，云南現有國家級和省級貧困縣占云南總縣數的61%，人均年收入865元以下，貧困人口760萬人。這種現狀決定了云南需采取超常規措施加快發展，而加快開發水能資源是振興云南經濟的最有效途徑”。
貧困地區希望通過自然資源的開發解決當地的貧困問題，因此，怒江大壩成為當地政府振興經濟的一把即將啟用的“尚方寶劍”。
“我支持怒江建水電站有5方面的理由。怒江地區50萬人口要脫貧，首先，怒江建水電站能解決老百姓的生活問題。百姓貧困的問題不可能靠國家救濟解決。庫區5萬移民的代價還是比較低的，我贊成生態移民。”作為支持建壩的中科院院士何祚庥先生在接受《中國投資》記者采訪時說。
“第二點，從發電角度說，怒江的發電量可以達到2200萬千瓦，長江三峽是1800萬千瓦，而怒江的投資只有長江三峽的一半，正是因為怒江的地勢地理條件好，可以用較小的投資就能產生較大的水電回報；“2200萬千瓦相當于當前水力發電裝機的20%，不是小量。”何祚庥院士強調。
第三是為了保護生態。“不把老百姓從山上請下來，他們還在刀耕火種砍伐樹木，只有把居民請下來才能更好地保護生態”。
第四，云南是少數民族地區，怒江少數民族占92%，只有8%是漢族；云南的少數民族地區還是多事之地，是戰爭環境地區，老百姓為了保家衛國做出了貢獻，應該是優先發展的地方。
第五，需要鞏固和南亞國家地區的友好關系。“我國能源受到了威脅，石油通道受到威脅，馬六甲海峽大家都虎視眈眈，很需要開辟另外的油路。如果建起水電，可以用水電換油，一部分輸出華東、華中地區，一部分輸出緬甸。緬甸、巴基斯坦、印度、云南就是個通道，從國際形勢看，有其戰略意義”。
“為什么要這么排序？”何祚庥院士強調：“第一，貫徹以人為本，發展的目的是為了老百姓；第二，必須發展，有人說保護生態就能脫貧，脫貧就是生態，這里有一點差別，應先把脫貧放在第一位”。
2003年8月14日，由云南省怒江州完成的《怒江中下游流域水電規劃報告》通過國家發改委主持評審。該報告規劃以松塔和馬吉為龍頭水庫，再由丙中洛、鹿馬登、福貢、碧江、亞碧羅、瀘水、六庫、石頭寨、賽格、巖桑樹和光坡等梯級組成兩庫十三級開發方案。
北京和云南環保NGO人士在得知怒江要進行梯級電站開發后，發起了頗有聲勢的反對活動。2004年2月，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怒江項目上批示說：“對這類引起社會高度關注、且有環保方面不同意見的大型水電工程，應慎重研究、科學決策。”這導致怒江開發計劃暫時擱置。
中科院老科學家何祚庥、“反偽斗士”司馬南早已名滿江湖，10多年前反對偽科學時的聯手合作使兩人成為公眾知名人物。年輕一些的方舟子以揭露“學術造假”而漸成學界新銳。共同的科學立場使三人惺惺相惜。今年春節期間在北京展開的一場辯論，論題是“人類是否應該敬畏自然”，論戰雙方分別是以何祚庥為首、方舟子和清華大學趙南元教授為主力的“非敬畏派”；以環保人士汪永晨、廖曉義、梁從誡等為代表的“敬畏派”。兩派各抒己見，一時引發眾多媒體的參與。
中國水力發電工程協會副秘書長張博庭告訴本刊記者：“我也贊成何祚庥院士以人為本的思想。”立場的一致使這幾位學者走到了一起。張博庭為司馬南提供了“怒江開發”這個典型案例。今年4月初，張博庭組織了這批學者共赴云南考察，他說：“這幾位學者是公眾人物，他們帶來的影響力會更大”。
在和記者談起怒江建壩問題時，司馬南顯得很激動。有人形容司馬南，當他那種求真務實的科學理性碰到了“環保主義”的后現代迷霧時，對方那種詩性、隨意、散漫甚至“敬畏神靈”、“敬畏自然”的說法讓他難以接受，而當得知這些夾雜浪漫主義色彩的綠色團體竟然試圖阻攔一項重大國家工程時，他更是難以接受。
“在考察過程中，看到2000米海拔以下植被破壞殆盡，已經沒有高大的喬木，只有稀疏的灌木，老鄉砍柴，放火，刀耕火種維持生存，生態環境早已遭到破壞；只有建了水壩，當地老百姓不需要刀耕火種來維持正常生存，怒江的環境保護才能進行，才能可持續發展。所謂保護生態江的理由是站不住腳的。人類最后一條生態江更是文學女青年的浪漫”，司馬南說。
新語絲網站社長方舟子認為，建壩可能會對海里面回游的魚有影響。“但當地人說長距離回游的魚只有一種叫云紋鰻鱺，這是一種大型魚類從海里回游，不過怒江比較少。如果怒江建壩，我建議當地在旁邊留一個魚道以便使這種回游魚能順利通過。目前在緬甸境內下游也在建壩，如果緬甸不留魚道，會影響回流的魚，而不是光取決于云南一段。”方舟子告訴本刊記者。
有人質疑，怒江建壩能解決當地百姓脫貧致富只是地方政府和利益集團的一個借口，而建壩真正的目的是企業利潤的來源和地方GDP的增長。資料顯示，按原有13級大壩方案建成發電，怒江上的水電站每年產值將達到360億元，為國家貢獻利稅80億元，地方財政收入將增加27億元，僅怒江州每年地方財政就將增加10億元。與此相對應的數據是，2003年怒江全州GDP為14億元。
環保的聲音
對于怒江當地老百姓的脫貧問題，“自然之友”創始人、全國政協委員梁從誡先生則有自己的看法。他在接受《中國投資》記者采訪時說：“有什么根據建水壩就可以提高怒江老百姓的生活？現在報道大量三峽移民特別是到外省市的移民回流問題。如果這些移民的生活水平提高了，移民還會回流嗎？所謂修了水電站就可以致富，這并不是直接的因果關系。當然一部分人可以致富，水電公司的人可以致富，地方官員可以搭車致富。但是當地老百姓真地能致富嗎？完全靠水電站發電，用救濟的方式解決移民問題不是長遠之計，長遠之計必須給老百姓一個生計”。
三峽建壩之爭是從40年代開始的，作為著名的環保人士梁從誡先生當時的反對意見有兩條：一是移民問題，他告訴記者：“移民問題并不是輕易能解決的。當然犧牲一部分人利益做出讓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要權衡。”另外，是污水問題。“三峽修了水庫后，活水變成死水后污染會加劇，現在也證實了”。
“所有的水壩都是有壽命的，大概壽命200年。人類建水壩用來發電、灌溉整體不會超過200年。我們這一代為了發電、灌溉把水堵起來，當水壩報廢后泥沙會填滿水壩。200年后我們還給子孫后代什么？”梁從誡先生說：“當時去考察葛洲壩水庫時，我很擔心會出現同樣的污染問題。葛洲壩剛剛修建時，頂托作用使支流的水流出來形成了一個小湖，當地老百姓特別高興都到附近乘涼，沒幾年這個小湖越來越臭，污水順流而下出不去了，怒江也有類似的問題”。
據“綠家園”創始人、著名的環保人士汪永晨女士介紹，在去年的世界水壩大會上，國家發改委正式宣布，全國1600萬水庫移民現在仍有1000萬人生活在貧困當中。她在接受《中國投資》記者電話采訪時說：“這1000萬貧困移民都沒有解決，我們有什么理由說怒江建壩能改變怒江老百姓的貧困？水庫移民確實使一些人富了，是地方官員和一些商人，真正的原住民卻喪失了他們原有的土地和生活方式”。
據記者了解，世界自然遺產有4個標準，其中有一個指標達到標準就可以被評為世界自然遺產，怒江是4個標準都達到了。一位聯合國資深官員在考察了185個世界自然遺產后說：“三江并流無疑可以排在前5位的”。
“難道這沒有保護的價值嗎？怒江被人類學家認為是民族的走廊，說明有很多民族，有很多的傳統，有各自的生活方式。老百姓為什么喜歡在那里生活，為什么政府在沿江給他們蓋房子他們不住，而要回到山上去？世界自然遺產給怒江下的評語說，怒江的文化、信仰及他的藝術是和土地之間密切相關的，老百姓正是用他們的文化、信仰和當地的生物多樣性來繁衍生息的。”汪永晨女士說：“如果所謂的學者只看到了一個季節的怒江，而且根據幾天的判斷就認為老百姓不能在那里生存，是欠缺考慮的。我去過怒江3次，不敢說看到了怒江的全貌，因為怒江一年四季會有很多變化，它的山上和河谷地段有非常大的區別。如果一個科學家還尊重歷史、尊重文化的話，應該看到這一點”。
記者翻開聯合國人類環境會議與《人類環境宣言》中的鄭重聲明上明確寫道：人類有權享受良好的環境，也有責任為子孫后代保護和改善環境；各國有責任確保不損害其他國家的環境；環境政策應當增進發展中國家的發展潛力。
中國是聯合國教科文組織世界遺產公約的締約國之一，公約對我們具有約束力，保護好遺產使之無損，并傳之于后世是我們國家的責任。中國人大社會學教授周孝正指出，由于目前有些工程立項決策過程中信息不透明，其代價則往往是犧牲環境，實際也就是犧牲公眾的利益。
在“自然之友”總干事、環保人士薛野看來，怒江是否建壩正處在前期的研討過程，首先要做到公開。他說：“第一，我們要求公開，保證公眾的知情權；第二，要公平就是要公正，包括強勢群體和弱勢群體的公平、西部和東部的公平、城鄉之間的公平、代際之間的公平、人和自然的公平；第三，要遵守中國的法律、法規；第四，堅持可持續發展。如果遵守這4個原則，最后不論出什么樣的結果，我們認為都是相對可以接受的；遵守這4個原則，我認為開發的方案會趨向更合理、更完善，能得到公眾的接受；而違反這些原則的開發方案則意味著尋租的機會、腐敗和急功近利”。
汪永晨建議保留怒江的原生態，主要是它的文化、移民、法律的公正和生命的安全；一項這么大的工程應該通過環境影響評價法。環境影響評價法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公眾的參與，應該有聽證會，利益相關的人應該發表自己的意見。如果不通過環境評價影響法就是違法工程，法律不是兒戲，觸犯法律應該怎么辦？”她說。
汪女士今年4月份去怒江遇到了特別大的泥石流，她說，泥石流滾滾而來，造成人員的傷亡是瞬間，跟海嘯一樣沒辦法預測；今年四川、重慶、湖南的暴雨有300多處泥石流，為什么造成這么大的損失，有很大程度是人為的。因為砍樹破壞了山體，當然有自然的原因，但人為也是不可忽視的。怒江這次遭受泥石流的地方都是公路旁邊。公路旁邊就是砍樹、挖山、炸石，“如果我們還要尊重生命的話，修建大的工程需要非常深入細致的科學考察，采取安全的補救措施”。在去年11月份召開的環境影響評價的一個會議上，有關地震的報告只有半頁紙，我認為這是不尊重生命的，在這樣地震多發地帶修筑大型水壩一定要有地震監測網站。但據我所知，這個地震監測網站至今沒有建設的消息。在怒江水利工程上，應該考慮這些因素”。
在梁從誡先生看來，大江大河上修水電站，究竟最后的結果是福是禍不是幾年就可以說清楚的。梁先生說，黃萬里還在世的時候，他不支持三門峽大壩工程，實踐也證明了他的說法。一般沒有幾十年、上百年的經歷未見后果。“所以希望國家對怒江建壩要本著慎重、公平、公開、公正和可持續發展的原則，需要未雨綢繆”。
今天的中國，利益多元化的格局已經形成。有一個問題不可忽視，當社會中不同的人群利益和主張不一致時，政府的功能在于能夠協調和平衡好不同的利益關系。清華大學當代經濟研究中心李 教授表示，在這種情況下，實現社會公正是政府的第一職責；由此，才能進一步談到國家的整體利益。只就能源而言，改變能源的利用率，減少能源的浪費，限制高耗能項目的盲目上馬以及處理好水電、火電、核電、風電、潮汐電、太陽能及其他新能源研究與開發關系等方面也應作綜合考慮。更重要的是，在規劃和發展中，建立人和人的和諧關系，人與自然的和諧關系。
發展的選擇之痛
為了擺脫怒江當地的貧困和地方的發展，除了建水壩，難道沒有可替代的選擇嗎？
薛野告訴《中國投資》記者，他看過的一份2000年怒江州政府和昆明大學制定的怒江旅游產業發展規劃，對怒江州旅游業定位如下:“對于經濟基礎薄弱、貧困人口較多的怒江州來說，旅游業具有產業結構調整、產業拉動、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扶貧攻堅、保護生態環境等功能。把旅游業培育成特色經濟和優勢支柱產業是怒江州調整產業結構、脫貧致富的必然選擇”。
雖然怒江旅游業的起點很低，加上旅游資源品位高，但是其發展勢頭很快： 1996年的全年旅游總收入4572.49萬元,1998年超過1億元。2004年僅“五一”黃金周一周內就達933.24萬元,到2010年當地旅游收入將達到13.26億元，2015年達到25.35億元，2020年達到45.7億元。在不過度開發生態的情況下，這種旅游收益是有長期保障的，而且旅游產業的價值鏈很長，包括旅游、飯店、導游等多方面。
有關專家認為，從建水電站和旅游前后對比，對怒江產業結構調整之影響，前者很小，后者很大；在吸納農村富余勞動力方面，前者除了在施工期提供打工機會，電廠運營后只能招聘少數人，后者則由小到大，由低水平到高水平，逐步形成一個由各民族普通老百姓廣泛參與的旅游服務產業。從持續性的角度看，前者的收益時間最長是大壩壽命，還需要廣東等地在今后幾十年保持穩定的電力需求。后者之收益則是一個典型的“增函數”，隨著工業技術的普及，在它的發展高峰中幸存下來的自然本色和荒野地的價值完全可能呈指數上升趨勢。從收益比的角度計算，怒江州只有在主要大電站發電、輸電、賣電后才能得到電力公司近10億元的稅收，至少在將來10年內怒江峽谷是一個大工地；而后者的旅游收入卻在年年快速增長。
一位區域經濟學家說，開發并不是靠簡單的資金投入，將西部的天賦資源開發出來就完成了任務，而應立足于經濟增長方式的轉變，區域經濟素質的提高，經濟與人口、資源、環境三者的協調發展，實現社會的全面進步。
中國社會科學院環境與發展研究中心鄭易生教授表示，從國內外的經驗看，不是所有的資源開發都能帶動落后地區發展。生態脆弱——特殊價值地區尤其不能走片面資源開展道路，因為這很容易造成資源不可替代價值的破壞，這正是當地百姓最大的潛在經濟權益。
經濟落后地區有資源優勢，而發達地區有資本優勢，按照比較優勢的邏輯，走資源開發模式是合乎市場經濟規律的，事實上許多國家、許多地區也是這樣做的。但是，我們發現其結果有好有壞。這必須弄清兩方面的問題：一是，地區資源優勢是否一定能夠轉化為地區全面發展？二是，地區發展優勢在什么樣的條件下能轉化為地區全面發展？
國外一些學者的研究說明，由于盲目發展，一些具有“資源比較優勢”的國家滑入了資源出口“專業化陷阱”，結果資源開發規模上去了，但是經濟發展水平沒有相應地提高。
從投資角度看，現在西部進行的大工程“多是由中央投資的，由中央直屬的公司來承建；稅收的75%上交國家；開發出來的資源主要是輸往東部和中部地區加工利用的；主要的設備、材料是從東部和中部采購的；西部所得僅是少量的稅收分成、地方建材和生活資料的銷售收入、少量的勞務收入。這種格局實際上又是原來東、西部分工格局的翻版，具體的表現是西部GDP增長速度加快，而財政收入、城鄉居民收入并未同比增長，而且差距繼續拉大。為此，西部大開發必須打破僅僅是開發資源、輸出資源的概念。
另外，從資源開發的價格與利潤問題看，在計劃經濟時代，我國資源大省和地區是長期以低價格供給發展制造業的省份。進入市場經濟改革時期，由于市場結構和政策規定的作用，并沒有完全解決一些資源開發利潤率低的問題。如果資源出口面臨買方市場，又缺乏協調與整合，大量開發的收益是很小的。我國是世界第一稀土出口國，但是在國際市場上沒有價格話語權，開發礦產的利潤率只有1%～5%。片面的、急功近利的資源開發特別容易造成少數有權勢的人暴富、而地方多數人難以分享其收益的情況。
鄭易生教授告訴記者：資源開發能否帶動地區發展，必須滿足三個重要的條件：首先是對外經濟關系方面，資源輸出的價格是否合理？其次是經濟結構方面，資源開發是否是勞動密集型？如果不是，是否能延伸產業鏈，帶動本地的相關產業發展？第三是地區內部關系方面，資源開發的利潤流向是否公平和有建設性？是過多集中于地區內外少數人的圈子并且外流，還是過多過早富了政府部門自身，還是較多地流向本地人民？從以往的例子看，有些地區資源開發的規模、投資很大，但正是因為沒有滿足這些有關條件，人民并沒有相應地富起來。
“生態有特殊價值且十分脆弱的地區尤其不應該走片面資源開發的道路。由于信息落后和地方官員急功近利的政績觀，以掘取自然資源為綱的做法,特別容易斷送本地更美好的前景。”鄭易生給這些有資源優勢但貧困的地區開了個“良方”:這時需要地方政府的耐心和艱苦的工作；有些地方通過努力保護生態系統、文化的完整性，其經濟價值在中長期得到了大幅度提升，甚至是成指數的升值。像怒江這樣典型的“三位一體”地區(生態脆弱、有特殊價值、貧困)需要探討“生態特區”的新制度安排，國家應該給予這些貧困的生態地區必要的幫助，比如“生態特區”免“GDP排名”的政績壓力，考慮某種形式的“計劃單列”，給怒江地區生態補償，提升生態環境保護的財政支持政策，包括國家重新考慮對云南“兩煙”的控制等。“盲目開發其實不是明智之舉，不一定能給當地帶來可靠的未來”。
一個民主的國家需要多方人士的共同參與，當年鄧小平確立了“發展是硬道理”的理論，使中國走向了一個發展的新紀元；而科學發展觀、和諧社會的提出同樣有著重要的歷史意義。怒江之爭是一場關于強勢和弱勢、西部和東部、城鄉之間、代際之間、人和自然、發展模式的一場爭論。其實這種境遇是目前我國許多領域都面臨的，在改革和發展之間的抉擇需要平衡各種利益關系，而且往往伴隨著或短期或長期的陣痛，這種兩難的境遇正是歷史對我們民族空前的考驗；同樣，考驗著政府的決策。這要求我們富有遠見，正視問題，重新學習。
采訪結束時，北大經濟學院畢業的高材生薛野對記者說：“怒江不是水電公司的財產，也不單單是怒江州政府的財產，是全中國的財產。對于這么重要的財產，我們主張效仿三峽工程由全國人大決策，它能保證公民的知情權，并做出明智的決策。我們希望通過怒江的案例看到一個更開放、更公正、更可持續發展的社會，怒江有這種可能性，這是我最大的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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