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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經驗證明，在人均國內生產總值達到1000美元～3000美元的時期，社會矛盾最容易激化。同時，改革越深入，利益關系越復雜，越是融入全球經濟，弱勢群體問題越突出。目前，我國弱勢群體存在的首要問題是就業問題，就業問題集中表現在以下幾個群體：下崗失業者群體、農民工群體、女性就業者群體、殘疾人群體。
解決就業弱勢群體的社會問題必須廣泛動員全社會的力量進行綜合治理，積極構建適
應新形勢需要的就業弱勢群體社會扶助網。
強化對就業弱勢群體的法律扶助。正確地對待弱勢群體的態度，不僅僅是同情，而是要維護他們的基本權利。亞當·斯密曾經說，社會上除乞丐外，沒有一個人愿意全然靠別人的恩惠生活。對弱勢群體，如果給予的僅僅是同情和憐憫，他們將會失望。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的立法機關針對弱勢群體先后制定了《婦女權益保障法》、《未成年人保護法》、《老年人權益保障法》、《殘疾人保障法》等法規。我國還需要進一步制定有關保護就業弱勢群體、促進公平就業的法律法規。如對下崗職工、失業人員的再就業扶助，對女性就業者的公平晉升保護，對農民工的公平就業權保護和反歧視保護，等等。
加大社會保障政策執行及監管的力度。我國的社會保障制度建設首先需要不斷擴大社會保障覆蓋面，提高社會保障水平及社會化程度，同時加快建設農村社會保障制度。目前，我國社會保障政策在執行過程中存在著一些問題。由于弱勢群體構成狀況的復雜性，對就業弱勢群體的社會保障也必然呈現多層次、多樣化的局面。在當前條件下，除了要對下崗失業人員進行社會保障外，迫切需要建立的還有農民工的分層保障體系，設立農民工的工傷保障制度、大病醫療保障和緊急情況救助制度，分層分類保障農民工的合法權益。
向就業弱勢群體提供公共服務。政府為弱勢群體提供的公共服務應該包括加強職業技術培訓，提高就業弱勢群體的基本素質和職業技能；實行勞動預備制，適時發布勞動用人的預測預報。同時，要加快完善勞動力市場，切實提高服務功能、服務效率和服務質量，體現政府對就業弱勢群體的親和力，維護社會公正和社會秩序。
發揮社區服務對就業弱勢群體的社會扶助作用。社區服務的性質決定了社區服務對于社會弱勢群體的生存和權益保障的社會基礎意義。社會轉型中的社區服務面臨著重大轉向，其基本發展趨向是社會化、產業化和實業化。所謂社區服務社會化，其一是指社區服務對象的社會化，即社區服務要拓寬服務領域，滲透到社區內每個家庭及其成員，為他們提供有效的服務；其二是指社區服務內容的社會化，既有傳統的社會保障服務，又有適應不同社會階層需求的多層次社會生活服務，更要有隨著社會需求而出現的新興服務項目，全方位滿足社區成員的物質生活需求和精神生活需求；其三是指社區服務主體的社會化，既要以社區組織為服務主體，又要有社區內的社團組織、各界人士、居民個人等共同參與。社區服務社會化不但可以在社區范圍內給社會弱勢群體以最基本的生存保障，而且可以在社區范圍內給社會弱勢群體提供參與社會生活和服務社會的最基本的場所，使社會弱勢群體避免遭遇“被社會隔離”的尷尬。應該發揮社區服務、非盈利部門和志愿者在社會救助和社會互助中的作用，并使社區服務、非盈利部門和志愿者的社會救助活動成為社會保護的重要組成部分，為他們在就業、住房、子女就學、老人照顧等方面提供盡可能多的服務。
充分利用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市場經濟的發展和企業社會功能的剝離使非正式的社會網絡在下崗職工的社會支持結構中已開始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其中，血緣關系在經濟上和就業上給予了下崗職工最重要的支持。親情、友情、同情給予弱者的支持不只是物質上的，而且是精神上的，這將有助于弱者渡過難關，重新生活。
現階段，能否有效地解決我國就業弱勢群體的社會扶助問題，不僅事關中國的社會穩定和國家的長治久安，而且也關系到中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能否實現長期高效有序的發展。因此，只有建立多層次、立體化的就業弱勢群體社會扶助網絡，從立法、政策、制度以及更廣泛的社會意義上解決就業弱勢群體的社會扶助問題，才能維護社會穩定，促進社會發展，構建和諧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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