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濟增長三個引擎共同減速 通縮壓力將長期存在

　　傅勇

    在計劃體制下的短缺經濟中，一種強烈的投資饑渴癥總是如影相隨；而在高投資推動增長的模式下，投資領域的問題又表現為供給過剩和長期的通貨緊縮壓力。

　　最近出現的很多變化暗示2005年很可能是宏觀經濟一個轉折點，雖然這種轉折或許并不明顯。這些變化可以用主要宏觀數據前高后低的態勢來概括。

　　首先，對經濟增長的普遍預期是下半年GDP增長率很可能會降到9％之下，這是推動經濟增長的三個引擎共同減速的結果，也是前段時間政府控制經濟過熱的措施效果顯現的結果，這在房地產業尤為明顯。

　　新近公布的FDI數據進一步強化了人們的這種預期。另外，雖然人民幣升值仍不可知，但潛藏的風險無疑成了高懸的達摩克利斯之劍，足以對出口產生一定影響。

　　另一個有意思的現象是消費物價指數（CPI）和生產物價指數（PPI）的長期背離，最新的5月份數據仍然沒有提供PPI會傳導給CPI的任何證據。并且，我們注意到，即便在此前CPI上漲月份，基本的推動因素是食品和住房費用，而不是受PPI影響更直接的一般消費品。實際上，如果說近年來出現了經濟過熱的話，也只是在一些國有主導的公共物品和基礎能源領域以及房地產領域，其他的大部分部門運行相對平穩。

　　綜合所有這些信息，筆者的一個判斷是，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普遍的通脹并未真正發生過，相反，通貨緊縮的壓力卻一直存在。

　　這樣的判斷首先是基于1996年前后買方市場的到來。買方市場上意味著一般商品產能的相對過剩。在這個大背景下，供給具有很大的彈性，也就是說，價格稍有上升壓力，供給就會大量增加，通脹壓力隨即緩解。因此，我們看到，幾年來一般消費品的價格跌多漲少；而在全部產能完全發揮之前，這將是一種常態。

　　那么，為什么中國生產能力的擴張步伐總是領先于消費的增加呢？根本的原因應該歸結到經濟增長的模式上。

　　許多人已經注意到，中國的增長方式同東亞模式十分相似，這一模式以高儲蓄、高投入、高增長為特征。經濟學家幾乎一致地發現，中國70％以上的經濟增長可以用要素的投入增長來解釋。相反，生產效率的改善并不是經濟增長的主要源泉，并且，上世紀90年代后期以來投資效率的邊際貢獻已經進入了一個下降通道。

　　東亞模式的另一個普遍特征是內需長期不足，中國與此雷同可能并非純屬巧合。一個簡單的理由是，今天的投資不僅是當前需求的一部分，還會形成明天的生產能力，不斷提升一個經濟的潛在供給能力；如果這種擴張在市場化部門不斷累積，那么需求很可能無力激發它們得到充分利用，經濟將一直處于充分就業水平之下。

　　這極容易被認為是有效需求不足造成的問題，但實際上真正的問題是供給方面。如果低效率的重復投資并不能形成有效的供給，再多的生產能力也只能是變成閑置的機器廠房和不斷堆積的商品。這是很有可能的，因為我們都注意到，中國地方政府之間的競爭使得產業結構嚴重雷同，而有些企業的生產能力可能永遠都不會得到充分利用。

　　總之，從我們的增長模式出發，筆者認為持久的壓力來自通貨緊縮，而不是通貨膨脹；問題出在投資或供給，而不是消費或需求。

　　如果這是事實，那么刺激消費的積極政策可能無法解決根本問題。這也就解釋了1997年以來對付通貨緊縮種種努力為什么一直收效甚微。

　　可以用兩個類比來進一步說明這個論點。首先，中國長期存在龐大的剩余勞動力，顯然，這不僅僅是擴大需求、刺激經濟增長的短期政策所能解決的；同樣，在持續的投資膨脹已經導致產能過剩的條件下，需求不足只是結果，而不是原因。

　　其次，我們知道，在計劃體制下的短缺經濟中，一種強烈的投資饑渴癥總是如影相隨；在改革之初，投資沖動支配下的宏觀經濟又反復經歷了“一放就亂，一收就死”的怪圈輪回；而在高投資推動增長的模式下，投資領域的問題又表現為供給過剩和長期的通貨緊縮壓力。

　　聯系到這些，我們就可以理解增長模式和宏觀經濟之間的強相關性。因此，如果任由通縮壓力長期存在，著眼于一年半載的貨幣財政政策將始終處于被動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