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專家稱中國猛烈改革貨幣政策將有毀滅性作用

　　早報記者 俞懿晗

　　“很多美國人對真正的經濟問題缺乏了解，這就給一些政客以誤導公眾的空間。”弗朗西斯科·里沃拉·巴提茲深吸一口氣，略為無奈地說。

　　身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宏觀經濟專家，巴提茲在上周訪問上海時放棄了自己的王牌

領域———拉美經濟，把僅有的一次演講“奉獻”給“人民幣匯率與美國”。

　　雖然巴提茲的名字并不為中國人所熟知，但他的好友兼同事，“歐元之父”蒙代爾卻是在國內響當當的人物。細究巴提茲帶來的獨特理論，人們也不難發現他和蒙代爾一樣，都積極捍衛人民幣匯率的穩定性，反對美國對人民幣升值施壓。

　　“美國目前存在著赤字、債務、儲蓄率低等種種不良經濟現象，有部分政客就拿人民幣匯率作擋箭牌，目的是要轉移人們關注的焦點。”巴提茲說。

　　施壓不公平

　　4月6日，美國參議院通過參議員舒默和格雷厄姆的修正案，要求人民幣匯率必須在6個月內升值，否則就對中國出口至美國的所有商品一律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

　　舒默修正案成為近期人民幣問題在美國升溫的標志。一時間，從白宮高層到國會議員，再到報章電視，人們聽到的都是“中國應當對本國貨幣重新估值，讓人民幣自由浮動”的呼聲。

　　“這些聲音使美國民眾產生了這么一種態度：中國壓低人民幣價值是‘不公平’的。”巴提茲說，“而我個人認為對中國施壓這種做法本身就是不公平的。”

　　究竟人民幣匯率是不是造成美國貿易赤字的主因？美國貿易當真因為人民幣貶值而“蒙受不公平的打擊”？巴提茲用研究數據給出兩個否定的回答。

　　問題在美國

　　2004年，美國從中國的進口額比中國從美國的進口額高出1620億美元，這意味著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在一年中飛飆30.6%。美國商務部負責亞太政策的副助理部長萊文焦急地表示，逆差額已上升到“顯然無法支撐的水平”。

　　美國貿易逆差的對象國遍及全球，加拿大、愛爾蘭、墨西哥等都是美國長期的貿易逆差國，但它們卻很少被“點名”。雖說中國的貿易逆差額最大，但考慮到中國的經濟總量比較大，相應的絕對值自然比其他國家高。按照經濟學上的做法，如果把貿易逆差除以國民生產總值(GNP)，中國在美國貿易赤字中所占的比重遠遠小于愛爾蘭、加拿大、墨西哥等國。

　　“事實上，我們從來沒有聽到斯諾(美國財政部長)抱怨愛爾蘭鎊(punt)、加拿大元或者墨西哥比索。”巴提茲收起嚴肅表情，調侃道。

　　“美國和許多有貿易往來的國家都存在逆差。這種全面的、大范圍的貿易逆差折射出一連串的系統問題，其中主要是受美國的宏觀經濟因素影響。”巴提茲說。

　　美國對拉美、歐洲的出口早在上世紀90年代就開始放緩。從當時開始興起的消費熱，又導致美國銀行儲蓄率低迷。自小布什2001年上臺以來，他采取的減稅政策掀起了新一輪消費狂潮，銀行儲蓄率創下新低。再加上巨額軍費，“戰時總統”從此打開美國財政和經常賬戶“雙赤字”的決堤口。

　　同理，貿易赤字更多是由于美國人儲蓄水平低的原因，而不是所謂的“中國綜合征”。正如蒙代爾所說：“本國經濟出現了問題，就向中國施壓，要求人民幣升值，這種做法很奇怪，在貨幣史上也很罕見。”

　　并非“替罪羊”

　　人民幣貶值使中國企業構成“不正當競爭”？“這是太過簡單草率的判斷。”巴提茲說。

　　巴提茲隨手寫下一個公式：實際匯率=名義上的匯率×美元價/人民幣價。他解釋說，在貨幣貶值的同時，通貨膨脹造成的價格上浮恰恰抵消了國際價格的下降。通過計算，人民幣“實際匯率”這些年來的上升幅度不大，和美國急速上升的貿易逆差，以及通貨膨脹關聯甚微。

　　美國貿易逆差是美國國內總需求大于總供應，多年積累的結果。“想要提高本國企業的競爭力，美國首先應當從自己身上找原因。”巴提茲說。他向美國政府提出的三大建議是：減少預算赤字、增加儲蓄量、加強國際貿易。“加強國際貿易不是說要干涉他國的財政政策，而是切實取消美國的貿易投資壁壘。”巴提茲急忙補充道。

　　“可惜，這些都不是布什政府的‘工作重心’。”巴提茲頗為嘲諷地說，“他們不想削減預算赤字，并沒有拿出切實手段來解決經濟問題，反而是利用了政治傾向，把人們的責備往中國方面引。”

　　白宮對人民幣匯率向來比較溫和，平日的指責也只是在關鍵時刻的“小打小鬧”。不過在伊拉克問題逐漸趨于平緩，國內經濟成為美國人關注重心的時期，一些議員對人民幣的“關注”恰好成為粉飾借口。

　　“所有跡象表明，華盛頓的貿易保護主義列車已經駛出了車站。”摩根斯坦利首席經濟學家羅奇早前接受采訪時曾擔心地說。羅奇甚至援引華盛頓政界人士的話說，2005年將是近10年來美中貿易關系最緊張的一年。然而在他看來，“將中國作為美國貿易替罪羊是一個巨大的錯誤”。

　　最好“微調”

　　巴提茲認為，中國改變目前的匯率政策是沒有任何“經濟理由”的。

　　“以我對拉美國家多年的觀察來看，最值得發展中國家借鑒的經驗就是———不要在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壓力下開放貨幣市場，讓貨幣匯率浮動。”巴提茲解釋說，猛烈改革貨幣政策只會對經濟造成“毀滅性”作用，最適宜的做法是看準時機，小范圍“微調”匯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