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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公屋”政策曾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成功的模式，之后為了“穩定樓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于2003年9月宣布了四項措施，包括無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現在有跡象表明，房委會管理層對此項政策有“解凍”之趨，為什么？
本報記者 張昌輝 通訊員 謝奕 發自香港
曾蔭權當選為香港特別行政區行政長官，有評論指出其身上的擔子并不輕松，振興香港經濟與提升民生質量將是擺在曾蔭權面前的兩道嚴峻的“考題”，“居屋問題”就是其中的難題之一。
曾蔭權在6月8日的一次競選活動中，向社福界選委說：“我好傷心，直至今日，來自社福界的提名還是‘零’，我希望每一位選委都支持我。”
香港社福界為何對曾蔭權施以冷臉？
香港著名律師行——簡家驄律師行合伙人何志強先生評論道，種瓜得瓜，種豆得豆，曾蔭權在他的競選政綱中，確實沒有提及有關香港大眾的民生問題，比如公屋政策的擱置，這一點多少令人有些遺憾，而香港公屋政策“曾為世界提供了一種成功的模式”。香港“公屋”政策開始“解凍”？
在香港九龍橫頭勘南道3號，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屋署公屋申請和咨詢的專線電話近日又悄然“火”起來。(有意租住公屋的人士可向香港房屋委員會房屋署提出申請，房屋署會對申請資料進行詳細審核，如符合條件，則按家庭人數及所選擇地區分隊輪候。)
據房屋署一位接線員透露，從5月26日以來，平均每天要接聽幾十甚至上百個申請和咨詢電話。而此前，這個電話已經“沉寂”了600多天。
為了“穩定樓市”，香港特別行政區政府于2003年9月宣布了四項措施﹕無限期停建及停售居屋
(注：“居屋”是香港20世紀70年代起步的“居者有其屋計劃”的簡稱，其售價大約是私人房屋價格的50%左右，主要滿足低收入人士置業的需要)，終止私人機構參建居屋，停止推行混合發展計劃，以及停止租者置其屋計劃。
另外，香港房委會還于2003年11月宣布，除少量剩余及政府回購的公房會售于“綠表申請者”(即現行公屋住戶)外，2006年底前不會以資助房屋的形式向申請者出售；而唯獨推行的“置業資助貸款計劃”(2003年1月推出)，也于2004年7月14日夭折。
有意味的是，今年5月26日，房委會又安排，“容許”“居者有其屋計劃”及“租者置其屋計劃”受益業主可以“選擇在屆滿首兩年轉讓限制期后，繳付補價”。在繳付補價后，居屋便可以在公開市場上出售。
所謂繳付補價，就是將當初特區政府給予低收入家庭或個人居住設置的優惠政策補回特區政府，其優惠政策也就是香港所稱的“折扣率”，一般為香港私屋市場房價的45%~55%。
對于“新安排”意味著香港“公屋”出售政策開始“解凍”的猜測，香港建筑師事務所商會主席劉榮廣先生對記者發表了看法：“還不能這么看，這充其量只是一種存量的小幅流動，而不是增量的擴張，所以目前還談不上是政策的解凍，頂多只能算是政策的‘試探’。”
據香港《明報》報道，政策“松綁”后的10天，有5宗補價申請兌現。其中有兩宗補價申請的住宅位于市中心，市場對其補價后的市值，分別估價為每平方米約3萬至3.5萬港元和3.8萬至4.2萬港元。
而香港房委會發言人對記者的解釋是，“新安排”會給公屋業主以更大選擇的空間，能提高物業市場的流動性，增加房委會在這方面的收入(每年近2億港元)，房委會還可將這筆收入用于興建更多的租住房屋。而且在新安排下流轉到公開市場上的公屋，只占香港私人住宅樓宇平均成交量的很小部分，對私人住宅市場的影響輕微。
記者留意到，“維護香港房地產市場的穩定”幾乎成了香港官方和一些大的房地產開發商的共同話語傾向。“公屋”出售：“市場派”與“民生派”博弈的焦點
香港大學許焯權博士向記者表示，這種現象確實令人困惑，至今也沒有見到令人信服的解釋。但官方和媒體一直就這么說，所以有學人將他們稱之為“市場派”，而把與之相左的另一派稱做“民生派”。
現在這兩派的觀點對立得很厲害：“市場派”的主要觀點是，特區政府出臺的房屋政策不能對私人房地產市場“帶來沖擊”，香港現有的房地產市場價格要保持穩定，最好是能夠不斷“回升”，香港要保持高地價，特區政府可以退出房屋市場等等；而“民生派”的主要傾向是，特區政府制定房屋政策不能左右搖擺，“要充分照顧基層市民的權益”。
在洛克大道一家兒童玩具商場里做收銀員的葉葉告訴記者，她家住在新界，家里三口人，租住的房屋面積330平方英尺(合30平方米左右)。“為什么不買大一點的住房呢？”“買不起呀。”葉葉露出潔白的牙齒，無憂無慮地笑著說：“不過現在也不讓買的呀，我們很多同事家都是租房住的。”
葉葉小姐的陳述和笑容，讓記者對香港“公屋”政策多少有了些實感。有統計數據顯示，截至2004年年底，香港有250多萬人居住在特區政府提供的“公屋”里，占香港總人口的三分之一以上。
而葉葉小姐所說的“不讓買”正是上述香港“2003年的香港房屋新政策”——“公屋”供應被叫停。為什么被叫停？
據香港媒體報道，在“公屋”供應政策叫停之前，曾任財政司司長梁錦松就在公開場合表示，私人地產市場是香港經濟的“中流砥柱”。
曾任政務司司長的曾蔭權也曾在多個公開場合表示，特區政府已審慎考慮私人住宅物業的脆弱市道，為避免公私營房屋出現競爭，特區政府將逐步淡化居屋角色，淡出房屋市場。
2003年6月份，曾蔭權還發表過房屋政策要“撥亂反正”的強硬說辭。
與此呼應的是，香港中原集團主席施永青曾著文稱贊說：“特區政府在前一階段推出的一系列救市措施(叫停居屋供應政策)很有必要。因為樓價的回升對香港經濟的確有良性的互動作用。”
印證施永青的事實是，截至2004年上半年，香港樓價相比于1998年亞洲金融風暴后5年下跌超過60%的悲慘局面——已回升超過了40%。
施永青說，特區政府成立后，一度擔憂樓價過高會影響香港的競爭力，又認為樓價下跌后有助改善民生，故放棄高地價政策。在金融風暴襲擊下，仍堅持大量建屋增加市場供應，結果造成供過于求，樓價暴跌，社會財富大幅蒸發，引致嚴重通縮，造成惡性循環，社會上的受害者遠多于獲益者。
據悉，回歸前之所以沒有積極地采取措施改變香港的高地價環境，是因為高地價確為香港帶來不少方便。高地價的最大好處是解決香港的財政來源。香港通過賣地、補地價、地租、印花稅、物業稅，以及征收地產商的所得稅，在高峰期，可達財政預算的四成或以上。
香港大學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學者向記者表達他激進的“市場派”傾向，這位學者毫不含糊地說，根據自己的研究可以判斷，私人樓市遭公營房屋市場的排擠，剝削了市民創富的機會。因此，香港政府當務之急是要大幅退出住宅樓市。
當記者提及“市場派”的這些觀點和主張時，香港中文大學助理教授孔繁盛很不以為然：“他們考慮方案的傾向是‘抬高樓價’，這顯然是不切合香港市民的做法，還有一半的市民沒有屬于自己的居所，他們怎么辦？如果樓價一直飆升，政府又退出房屋市場，那這些窮人將永遠不會有屬于自己的房屋。”
香港測量師學會資深專業會員陳旭明副會長，也鮮明地向記者表達了他的“民生派”立場：“以往政府的要務是為居住條件差的市民提供津貼公共房屋或租住公屋，然而近年來卻轉為鼓勵市民置業。在房價高企的今天，市民哪有心思置業？”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李健正博士指出，香港住房政策激勵收入低下的階層人士購樓置業，目前仍是個頗具爭議的理論與實踐問題。因為香港現在還沒有一個全民社會保障計劃，一般只是靠個人儲蓄和家庭照顧這兩個手段來保障晚年生活。因為要長期負擔按揭供款，如果遇到經濟持續惡化時，他們不但要面對耗盡儲蓄的可能，而且可能喪失供款能力，而且低收入階層動員周轉能力一般都很弱，因此，置業對他們來說，是個高風險和高成本的抉擇。公屋政策的原意是希望為低收入階層提供一個可負擔的穩定居所，但現在的政策卻背道而馳了。
何志強律師也表示：“我覺得香港在上世紀七八十年代推行的‘公屋’政策就不錯，房委會建造的公屋(只租不賣)近60%的資金都是貸款基金，房委會提供的居屋(對折價售賣)，也是通過設立居屋基金提供居屋的有關運營費用，從而解決了香港40%低收入家庭的住房問題。2003年特區政府出臺停建、停售居屋等‘新政’，對提高私屋市場的價格可能的確有助，但香港社會畢竟還有很多低收入人群，他們的生存也需要用心照顧呀。”兩派的偏見和誤區
據了解，在2003年叫停“公屋”政策的時候，香港房委會委員陳家樂、陳監林、蕭婉嫦、王坤等都對無限期停建停售居屋表示強烈的反對。
但是，“居屋計劃”最終還是在反對聲中被叫停了。
不過，何志強的一番見解卻令人回味再三。何志強說：“‘居屋計劃’雖然現在還擱淺在那里，但有跡象表明，房委會管理層還是有‘解凍’的意思，為什么呢？凍結在那里，用內地的話說，它其實是一塊‘燙山芋’。一來房屋署也需要資金來拓展別的項目啊，比如，出租公屋還是需要繼續建一些吧。只有讓居屋‘流動’起來，才有‘找補價’等資金來源，況且現在香港私人樓市已經復蘇得不錯了，沒有必要繼續‘擱淺’嘛，中國有句古語，疏比堵好；二來，特區政府某些資產的業權也不是很明晰，有些在法律上一時也很難界定清楚，去年年底領匯基金上市訴訟風波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一個60多歲的老太為什么能將2000多億港元的上市基金擱淺？盧少蘭強調打官司的主因是，因為‘房委會賤賣家產，影響他們(公屋居民)的權益’，反對領匯上市是不想房委會將商場分拆，擔心日后商場會將貨品售價提高。你能說盧少蘭說的就沒有一點道理？不要小看盧少蘭、張文慧這些激進社工的法律水平和社會活動能量，當然這背后的因素很復雜。
事實上，支持“市場派”和“民生派”觀點和主張的背后，既有集團利益的訴求，也有“理論”依據的支持。但是，糾纏在一些“理論”身上的，還有許多偏見和誤區。比如，一些人總認為事情只要由特區政府做，就必然效率低成本高；而由私人市場去做,，就會效率高成本低。
那么，特區政府在住房市場上究竟應該擔當什么樣的角色呢？
香港城市大學公共及社會行政系李健正博士認為，住房是商品，但它又是人們的生活必需品，它甚至也是一個公民生存權利的體現，所以，住房完全市場化顯然行不通。
美國加州大學加斯托教授曾在一篇論及香港經濟的論文中指出，香港于上世紀70年代經濟能夠順利起飛的一個主要原因是，香港公屋政策為低收入階層創造了良好的生產和再生產的條件。
李健正曾尖銳地指出，香港在80年代的一個重要政策轉變，就是只想在公屋市場上擔當有限度的角色，鼓勵私人市場發展，雖然這有滿足中等收入人群的住房需求，但它還是犯了一個嚴重的錯誤，就是過分篤信自由經濟主義，認為市場總是萬能的；還有，香港在樓市物業等方面曾經取得了大量的利益，從而誤信發展私人樓市是一種正確的政策路徑，這樣發展的后果就是一步步慢慢發展成為一個過分倚重樓市的泡沫經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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