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無論是沿海還是內地，誰為投資者提供的配套服務最好，誰就是特區
本報記者 王佴 發自海口
7月1日下午，在位于海南省委大院內的家中，阮崇武接受了《第一財經日報》的專訪。
6月21日，上海浦東新區被國務院正式批準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次日，新華社消息稱：“由此,浦東成為全國首個由享受政策優勢的地區轉向享有體制優勢的地區。”
而阮崇武，曾是成立浦東新區的推動者之一，同時，作為中國最大的經濟特區——海南特區的前黨、政一把手，在他5年的任期內，海南省推出了100多項力求突出體制創新優勢的地方性法規及省級政府規章。
“我所有的工作經驗，可以歸納為一句，‘所有一切行為或出發點，一定要符合實際’。”阮崇武總結道，“就這么簡單。”經濟規模取決于輻射能力
阮崇武，1957年畢業于前蘇聯莫斯科汽車機械學院，歷任我國駐聯邦德國科技參贊，上海市常務副市長，公安部長，勞動部長，海南省委書記、省長，中共十二、十三、十四屆中央委員。
盡管稱自己地方、部委、國內、國外都干遍了，但顯然，20年前上海的經歷讓阮崇武十分難忘。
“從政生涯中，感覺到最辛苦的階段還是在上海，那時我是常務副市長，也是最年輕的市長。大事小事，該我管不該我管，都得去管。”阮崇武對1983年至1985年期間的繁忙程度記憶猶新，“當時，上海自身的全年機動財力甚至不足以建條一公里的馬路，但是有多少事要做呀。1983年時，我經常一覺醒來，發現自己大把大把地掉頭發。”
阮崇武說，當時主要的問題，是考慮上海新競爭力從何而來，“我到現在還是認為，誰的經濟規模能做多大，重要因素取決于它的輻射能力。”
20年前，上海人對“星期天工程師”現象議論頗多，該現象是指上海周邊蘇浙等地的鄉鎮企業來上海大企業挖人，于是這些工程師便選擇平日在單位上班，利用節假日去為鄉鎮企業提供技術服務。
“我當時在蘇浙考察時對那些鄉鎮企業家們說，歡迎他們利用我們上海的人才，但更希望他們在制定產品發展方向時，盡量把為上海做配套為目標。”同樣的話，他在考察寧波北侖港時，也對當地領導說過，“我建議他們修鐵路和高速公路將港口與上海相連，這樣才會發揮最大的效益。”
而占據阮崇武更多精力的是推動浦東新區的建立。當時有關方面總有一種看法，上海已經有了個金山石化區，沒有必要再去建一個浦東新區。
但包括阮崇武在內的上海市領導匯報解釋說，浦東的功能定位與金山是不同的，它更側重于第三產業發展，而且它離上海主要城區更近，更宜發揮服務業的功能。”今天，浦東現代服務業的發展證明了他們當時的遠見。以股份制形式推動基礎建設
1993年1月18日，年屆六十、時任國家勞動部部長的阮崇武，被中共中央任命為海南省委書記。同年2月4日，在海南省一屆人大一次會議中，阮崇武被選為海南省省長。
由北京調海南，阮崇武認為，“中央有中央的考慮，作為一名共產黨員，我服從中央的安排。人只要愿意做事，其實在哪兒都能發揮作用。”
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9年出版的《中國大特區的十年變革》一書中，這樣解釋阮崇武來到海南的原因：“1993年4月，江澤民同志在海南考察時，就阮崇武任書記兼省長一事說明了中央的意圖，‘在全國各省區市中，省委書記兼省長的，海南是唯一的一個，中央作出這樣的決定的主要考慮是，為了使海南經濟特區在建設過程中能夠迅速動作，便于集中統一領導’。”
阮崇武回憶說初到海南，“有一次，我有要緊事要向北京匯報，一個長途電話，足足撥了三個小時才能打通，而且后來發現，這還不是個別現象。
這是建省伊始的海南，基礎設施極度落后的真實寫照。一位擔任省政府廳長的官員，向記者描述1993年時每到傍晚時的海口街景，“濃煙滾滾，因為電力供應沒有保障，每家店里都有自備的柴油發電機。”
1993年6月底，在逐步取消對特區的各項優惠政策后，中央對全國經濟進行宏觀調控，盡管由于慣性，當年海南的經濟增長仍然高達30%以上，但強弩之末的疲態已展現無遺。而早在此之前，阮崇武便已經開始在各種場合頻頻預警并采取應急措施。“我一來海南就多次講，海南的房地產泡沫已經很嚴重了，這是一場‘擊鼓傳花’。像馮侖、潘石屹他們或許能聽進我的話，及時收手，現在發展得都很好，但更多的還是被套住了，盡管心里著急，可作為政府我們總不能不準人家投資房地產吧。”
與此同時，阮崇武開始將基礎設施項目納入股份制的軌道，海南于1993年設立了全國首家股份制地方航空公司——海南航空之后，短短幾個月就組建了機場股份、高速公路、南山電力等大型股份公司。阮崇武解釋此舉道：“基礎設施建設一定要抓緊股份制，一旦市場冷下去，那些熱錢就會退走，所以，海南一定要抓住機遇加快基礎設施建設。”
12年后，基礎設施落后已經不再是制約海南發展的瓶頸了，在《海南十年反思》一書中，作者蔡慎坤稱海南已有了“超前的基礎設施”。小政府、大社會的海南實驗
1986年，中國社會科學院數量經濟與技術經濟所的一個35歲的助理研究員，連續發表了兩篇有關“小政府、大社會”的文章，引起學界的關注。兩年后，中央與海南建省籌備組選擇在海南構建“小政府、大社會”的架構，這位年輕的學者被通知前往海南，參與海南特區體制改革的設計及省級行政機構設置的具體工作，這位年輕的學者就是廖遜。
“社科院海南調研組里本來沒我，臨時通知我去，我走后門才買到機票，結果比他們晚到了三天。”廖遜回憶道，“我文章中設定的背景是一個發達的城市或地區，并不是海南，而且在設計海南的機構時，當時的省領導讓我們‘設計些上頭找不到的部門’，結果上面的部委干脆就不撥錢下來了，說你們幾個部門合在一起，我們的經費無法保障專款專用。”
“‘小政府、大社會’是指導我們發展的方針，但政府也并非越小越好，考核政府的標準不是大小而是服務。”阮崇武對特區有其自己的認識，“無論是沿海還是內地，誰為投資者提供的配套服務最好，誰就是特區。”
“阮崇武是一個改革者，這是毫無爭議的，而且他抓住了突破屏障的方法。”廖遜說。
“改革需要打破各利益部門的阻礙，所以在政府的體制改革中，許多時候并沒有絕對的保守派與改革派。更多的時候，改革他人利益時，是改革派；改革自身利益時，則是保守派。這便是俗語說的‘處員綁架廳長’，就是說，如果每一個改革方案在討論時，往往先在本部門討論，方案面對的并不是被服務對象而是本部門的下屬，于是一個廳長的決策往往由下屬們所左右。如何破這個陣，不僅需要勇氣，還需要技巧。”廖遜說，“我個人認為阮崇武做到了。”
阮崇武在政府改革上的舉措，被廖遜總結為：“他知道政府體制改革的重點是改什么，就是改政府職能，他要求‘各部門拿自己的權力開刀’，并形象地將政府改革目標比喻為‘增加打掃衛生(管理服務)，減少看門的(把關設卡)’。”
廖遜舉了親身經歷的實例。海南建省之初曾對企業有出口配額招標分配的承諾，但多年沒有兌現。因為按常規做法，此類事項先由省長交主管副省長，再交相關廳長，廳長再讓本廳人員作出一個能否實施的意見來，“由于此項承諾一旦兌現，相關部門利益立刻會受損，事實上也確是這樣，沒幾天廳里就寫了一萬多字，解釋這個承諾為什么執行不了，于是這事總是被拖著。”
但阮崇武卻改變了常規的流程，“他開會，讓各副省長研究這個方案是否可行，由于分管副省長只有一票，所以絕大多數與會者沒有受到利益的牽扯，經過幾天認真的研究后，一致認為承諾應兌現，于是作出決議再交由分管副省長交該廳廳長處理，結果沒幾天，一個漂亮的兌現方案便由廳里做出來了。”當廖遜受邀在歐洲作講座舉出此例時，全場掌聲雷動，“破除部門利益需要這樣的智慧。阮崇武任內推出了60多項類似的改革，成功率極高，而許多部門的利益方陣就這樣于無形中被破解。”
盡管在他任內是海南經濟最艱難的時候，但在阮崇武離任的1998年，海南實際吸引外資為15億美元，這一數字已經多年未被打破。“阮崇武為海南的最大貢獻，不在于GDP的增速，而在于為海南的市場經濟的初步完善，打下了實實在在的基礎。”學者蔡慎坤評價道。
面對這樣的評價，阮崇武并不以為然，：“中國的市場經濟還只是入門，后面的路還長著呢。”在年初的一次政府轉型的論壇，他如是表達自己對政府體制改革的理解：“解決‘落實難’是今后實施公共服務型政府最關鍵的問題。首先經濟體制改革已經進行了20多年，這個收獲非常大，可以說，已經進入到市場經濟體制上。雖然還是中途，但是我認為已經進入了市場經濟體制，但是在政治體制方面還是剛剛開始，還是一個新的階段。”插圖/蘇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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