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歐緊急對話機制 倡導務實合作

　　見習記者 謝 丁 本報記者 劉涓涓 孫 雷 天津報道

　　6月26日下午，第六屆亞歐財長會議接近尾聲。

　　歐盟委員會歐盟經濟與財政事務委員華金·阿爾穆尼亞在會議的最后主旨發言上稱：“我越來越熱衷于建立亞歐應對經濟和金融突發事件緊急對話機制，它的建立將不僅對區域

和全球經濟產生積極影響，還有助于加強區域合作，加速危機后的救援和重建。”

　　一種固定的對話機制

　　“在本屆亞歐財長會議召開之前，亞歐兩大洲之間，從來沒有形成一種固定的應對危機的緊急對話機制。”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院長陳雨露指出。此前，出現突發事件時，亞歐各國都是臨時動議召開緊急會議磋商。

　　按照《天津倡議》提議，突發事件發生時，亞歐將進行緊急磋商和協調：“該會議可由財長會的主席國召集，會議的級別可視具體情況而定，可為副手級或高官級。”財政部副部長李勇在接受新華社記者采訪時表示，該對話機制下的亞歐協調行動將是開放性的，并不排斥其他國家和國際組織的支持和建議。陳雨露說：“這相當于一種應急機制，從時間上至少可以加速救援和重建，避免危機給區域和全球經濟造成更多的負面影響。”

　　然而，一個現實的問題是，該以何種標準去判斷突發事件，如何評估突發事件帶來的負面影響，以及在多長時間內召開緊急會議？

　　有專家認為，《天津倡議》只是原則性地提出了建立亞歐應對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緊急對話機制。在一些非常具體的程序方面，還需要繼續深入討論。一位長期從事于經濟外交研究的專家告訴記者，亞歐之間這種應急對話機制中最關鍵的一點，是雙方在利他和利己之間要保持平衡，相互之間要明確權利和義務。

　　陳雨露告訴本報記者，關于應對危機的緊急對話機制，其實在2003年第五屆亞歐財長會議上就已經有所討論。但當時，財長們只是對加強危機防范框架進行了討論，并沒有就緊急對話機制的建立達成一致。真正把該對話機制列為議題，是今年4月下旬在西安舉辦的亞歐財長副手會議上。該會議之后，《天津倡議》草案已初具模型。

　　可預見的金融危機？

　　《天津倡議》如此描述建立緊急對話機制的相關背景：“2004年底在印度洋地區發生的海嘯災難給受災國家造成了慘重的人員傷亡和損失，還沖擊了這些國家的經濟。這對包括亞歐成員在內的國際社會發出了對促進危機預防和處理機制的警示。”

　　海嘯成為了建立該緊急對話機制的直接動因。不過仍有專家認為，橫掃南亞和東南亞地區的海嘯對歐洲國家經濟的確造成了一定的沖擊，但與當年世界上其他災難如大颶風相比，歐洲經濟所受影響并不大。

　　業內人士普遍認為，亞歐建立緊急對話機制的深層因素，仍然在于對付金融領域的突發事件。“1997年亞洲金融危機表明，一旦發生大規模金融危機，發生危機的地區已經不足以應付。而且如今金融危機的發展速度非常快，往往幾天內就產生連鎖反應。所以，在應付危機時應該尋求一個快速有效的洲際多邊合作機制。”北京大學國際關系學院張學斌教授說。

　　令各國財長們焦慮的是，當前持續走高和不斷波動的石油價格威脅著全球經濟，特別是石油依賴度高的經濟體和發展中國家的經濟增長。

　　在亞歐財長會議結束時發布的《主席聲明》中，與會各國財長一方面對2005年世界經濟將保持強勁增長表示樂觀，另一方面也表達了對全球經濟不平衡現象的深切關注。財長們強調，減輕這些不平衡對于中期內確保全球經濟穩定和可持續增長至關重要。

　　一位長期從事經濟外交的專家認為，這種全球和區域經濟增長所面臨的風險，讓財長們都感到心里沒底。而最好的辦法，就是建立一個應付經濟和金融危機的緊急對話機制，通過制度建設來加強亞歐應對緊急事件的能力。

　　非傳統安全領域合作

　　負責經濟政策和國際事務的奧地利高級官員科特貝爾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說，“全球經濟失衡現象決不是一個國家的問題。”在他看來，問題的產生根源是多方面的，要真正解決這一問題，也需要多方面合力的作用。

　　在本屆亞歐財長會議召開之前，財政部國際司司長朱光耀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曾經表示，亞歐財長會議機制自成立以來，務實合作跟不上實際需求。

　　而作為本次會議實質性成果的《天津倡議》得到了各國財長們的歡迎。加強政策磋商、開辟一些新的合作領域，推動亞歐財金合作向著更加務實的方向發展，是財長們所期待的內容。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國際戰略研究室主任沈驥如表示，這種緊急對話機制，從性質上來講就是“非傳統安全領域內的合作”，也即非軍事方面的合作。“亞洲一直沒有一個類似于歐盟的組織。以前，如果歐洲想在一些非傳統安全領域與亞洲國家合作，往往只能挨個進行雙邊會談。”沈驥如說，“而現在這個制度化的緊急對話機制，將有可能在最大程度上提高亞歐在這個領域內的合作效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