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作者：張巖銘
“同樣向國家申請了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深圳,今年以來在體制創新方面已有不少舉措。但國家還是選擇了浦東先行試點，這說明國家對浦東寄予厚望。”研究制度改革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認為，國家通過下放制度創新權必將為浦東帶來極大的發展空間。
浦東新區區長張學兵，經歷了半年來在上海與國家發改委之間頻繁的奔波后，心里的一塊石頭終于落了地。
6月21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主持召開國務院常務會議，批準上海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在享受政策優惠飛速發展15年之后，上海浦東又一次令人矚目地成為全國首個享有體制優勢的地區。
獲批恰逢其時
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獲批對浦東來說來得正是時候。
一位長期研究浦東的學者向記者透露，浦東經濟的增幅在今年一季度、二季度滑坡明顯。在他給記者提供的數據中，記者看到，今年第一季度各項經濟指標除三產與固定投資外，其他指標如一產、二產、外貿進出口、外商直接投資實際到位資金、工業總產值等的增幅與去年同期相比，均有大幅度的下降。其中汽車行業產值更是跌幅超過40%。
而在浦東占據重要地位的金橋、張江、外高橋等高科技園區的高新技術產值增幅較去年同期相比，滑落態勢更為明顯。如張江今年一季度高新技術產業產值增幅僅為8.1%，而去年同期這個數據是71.4%。該學者一再對記者強調，此數據來源于統計部門，僅反映浦東今年第一季度的經濟運行態勢，但他表示，除去經濟大環境因素的影響，浦東如何保持后勁讓人擔憂。
對此，上海社科院部門經濟所所長、上海市政府決策咨詢專家楊建文教授認為，浦東的發展的確面臨挑戰。他分析說，浦東開發15年，以往享有的政策優惠所帶來的效應正在遞減。浦東地區商務成本提高，越來越多的外資企業選擇了遷出浦東或者不再首選浦東；資源約束同樣制約了浦東的進一步發展。
“原先跟中央要優惠政策，是為了降低成本。但現在外部環境已經趨同，加入世貿組織，西北開發東北振興，各種優惠政策已經意義不大。”在楊看來，不靠政策就必須實現結構調整，產業升級。“這就意味著先要有制度調節與支撐，即制度創新，而且要把經濟層面、社會層面以及行政管理層面、文化層面等因素都綜合起來考慮。這是一個挑戰。”
對于浦東，在上個世紀90年代，中央給了浦東享受經濟特區的部分政策和經濟開發區的全部政策，以及在浦東先行先試的傾斜性政策。“全國各地現在都已經走出了簡單依靠政策發展的階段，進入到體制創新、制度創新的新階段。浦東爭取的是國家對外開放和制度創新的先行先試權，為全國的進一步改革開放探路。”張學兵說。
“試點獲批，意味著浦東新區獲得了由國務院批準搭建的二次騰飛的平臺。”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秘書長楊周彝如是說。
中央寄予厚望
“同樣向國家申請了綜合改革試驗區的深圳今年以來在體制創新方面已有不少舉措。但國家還是選擇了浦東先行試點，這說明國家對浦東寄予厚望。”研究制度改革的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院長楊瑞龍認為，國家通過下放制度創新權必將為浦東帶來極大的發展空間。
6月21日的國務院常務會議要求，浦東綜合改革試點要著力轉變政府職能，著力轉變經濟運行方式，著力改變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把改革和發展有機結合起來，把解決本地實際問題與攻克面上共性問題結合起來，把實現重點突破與整體創新結合起來，把經濟體制改革與其他方面改革結合起來，率先建立起完善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為推動全國改革起示范作用。
而國家有關部門更是對浦東綜合配套改革提出了“五個著眼于”的具體指導意見，從經濟體制創新、提高國際競爭力以及提高服務全國的能力等方面對浦東寄予厚望。
一位上海官員看來，浦東新區成為“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的獲批，可以說是中國經濟發展史中極具歷史意義的一件大事，其成功與否已經不光是上海的事。“浦東一直作為國家改革開放的排頭兵，現在提出的改革思路正好吻合了國家的改革大方向。”楊周彝說。
浦東先行先試
如何按照國家和上海市改革開放的整體部署，從注重政策創新轉向注重制度創新，找準浦東“先行先試”的突破口，并從中獲得發展的新動力，更高層次的參與國際競爭早就成為浦東的一個重大課題。
在楊建文看來，浦東已經開始進行這一轉變。最早的就是在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方面的轉變。
此前，浦東劃分了6個功能區域，并已先期建立了由4個國家級開發區帶動周邊鄉鎮和街道，實行“區鎮聯動”，通過產業輻射和快速城市化，探索從根本上解決城鄉二元結構問題。
楊建文表示這成為浦東轉變城鄉二元結構的一個很好的契機。“陳良宇書記在講話中雖然沒有明確表示將來浦東會有6個區，但‘區鎮合一’讓人看到了這種方向。”楊表示。
據了解，上海推出的“區鎮聯動”本來是為了帶動鄉鎮發展，但由于這些“區”只是依托于國家開發區的功能性區域劃分，并不是一級政府，而他們所要帶動的是擁有一級財政權的鎮政府，這之間顯然無法真正聯動。
顯然，解決二元經濟與社會結構是一個系統工程。在解決農民的就業、補償等問題上，以及如何降低城鄉的貧富分化程度，上海的先行先試經驗必將對其他城市產生示范作用。
楊周彝表示，區別于以往的向中央要政策，然后循規蹈矩的按政策辦事，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的配套改革將完全由浦東自己來探索發展路徑，沒有任何現成經驗可循。
“如何轉變經濟運行方式已經成為目前擺在浦東面前最大的問題。浦東的商務成本上升以及產業結構的高度同質化，意味著光發展外資制造業肯定是不行的，如何在發展先進制造業的同時，加快現代服務業及傳統服務業的發展，是浦東必須考慮的問題。”楊周彝說。
本報記者劉影對此文亦有貢獻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