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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蔣明倬 范利祥 陳 歡 實習記者 王世玲
北京、上海報道
這幾天周翔一直很興奮，作為意大利羅馬銀行股份有限公司上海分行信貸分析員，他 “估計不久后在很多方面，在浦東的外資銀行的活動余地會更大。”
具有這種興奮的不只是周翔，不只是外資銀行業的人員，而是整個浦東，浦東的各行各業。
周翔們的興奮緣于6月21日國務院常務會的召開。會議批準上海浦東新區進行綜合配套改革試點。由此，浦東成為首個國家級的“綜合配套改革試點”。
浦東改革與發展研究院秘書長楊周彝認為，浦東新區國家綜合改革試驗區獲得國務院的批準，意味著浦東開始由享受政策優勢轉變為享有體制優勢的地區。他把這視為“浦東的‘第二次創業’”。
浦東感到振奮的是，全國一共有7個開發區、特區、新區參與試點的申報，其中不乏深圳特區、天津濱海新區等重量級競爭者，而浦東獲批，成為全國第一個綜合配套改革試點區。
人們有理由相信，被改變的將不僅僅是浦東，還有上海，也許是整個中國。
《方案》涉及綜合配套改革十個方面
早在去年底，上海市發改委、浦東新區政府就開始了《上海浦東綜合改革試驗區框架方案》(簡稱《方案》)的制定。
而在這之前，胡錦濤總書記和溫家寶總理在上海視察時就提出要繼續搞好浦東開發開放，“希望浦東新區要繼續在制度創新和擴大開放等方面走在全國前列”。
《方案》其實在4月18日浦東新區成立15年慶典之前，就已經上報至國家發改委，但因為這是中國首個國家綜合配套試點，所以國務院高層采取了更審慎的態度，最后由發改委審批改為由國務院審批，到目前為止，《方案》正式批準的文件還沒有出來。
然而這已足以讓周翔們興奮，因為在《方案》中“加快發展各類要素市場，積極推動金融創新”就是內容之一。
雖然還只是框架方案，但所引起的關注卻是巨大的，接受記者采訪的多家中資銀行也對此表達出相當高的期望。
也有人直接提出了自己的期望，如希望國務院有關部門能鼓勵與支持浦東的中資金融機構在金融業務與品種方面進行創新，下放部分業務的審批權限，即允許部分金融業務與品種創新的審批從一律由中央監管部門核準改為由地方監管部門核準、向中央監管部門備案。即由核準制改為備案制。
“如果中央能繼續把浦東作為金融改革開放先行先試的綜合試驗區，將會進一步推動浦東金融創新，深化金融功能。”一位浦東新區的官員說。
金融改革只是《方案》中的一個部分
據了解，《方案》中一共涉及了綜合配套改革的十個方面內容：一是推動政府轉型，建立公共服務型政府管理體制；二是推動各類要素市場發展和金融創新，完善現代市場體制；三是探索混和所有制的實現形式，增強微觀經濟主體活力；四是大力培育和發展中介組織，提高經濟活動的社會組織化程度；五是加快推進公共部門改革，促進經濟社會協調發展；六是加快科技體制改革，增強自主創新能力；七是探索建立人力資本優化積累機制，創造人才強國的制度環境；八是率先消除城鄉二元結構的制度障礙，推進城鄉一體化發展；九是擴大對外開放，形成適應國際慣例的市場運行環境；十是建立科學的調節機制，完善與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相適應的現代社會收入分配與保障體系。
“這份方案最突出的特點在于‘三個不’。一分錢都不給，一個項目都沒有，一條財稅優惠政策都沒有。”一位見到方案的專家如此概括，浦東開發開放之初，享受了所有開發區的優惠政策和大部分特區的優惠政策，“現在浦東不會再重復要優惠政策的老路了，而要創造出自己的體制優勢。”
為什么是浦東“先行先試”？
此次通過“國家綜合改革實驗區”的浦東，爭取國家在對外開放和制度創新方面的重大舉措放在浦東“先行先試”。
浦東開發15年來，GDP從1990年的60億元增加到2004年的1790億元。但其的發展也面臨新的挑戰，開發開放之初所享受的國家優惠政策效應，陸續都要到期。目前全國各地都已進入體制創新、制度創新階段，政策優勢已經沒有了，浦東接下來該怎么走？
“先行先試”，無疑成為這次浦東獲得的最大的“特權”。
以教育綜合改革試驗為例，浦東打算率先改革，要引進世界一流高校、培訓機構和師資。擴大留學生教育規模，增加接受境外留學生的學校的數量。發展國際學校，推進職業教育市場化。在文化領域，也會支持民營資本和外資以合資、合作、參股等形式投資文化產業。積極爭取國際娛樂傳媒集團和大型娛樂設施落戶上海浦東。
這些雖然與以往向中央要項目要資金不同，但“先行先試”權力帶來的利益卻更為誘人。那么這樣的格局會對長三角地區，乃至對全國產生什么樣的影響？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的一位專家認為，浦東這些年發展中的障礙一方面是制度因素，但也和它不能帶動周邊地區一起發展有關，而“試驗區”建立，從區域經濟發展來看，可能會加劇地區經濟的不平衡。
他認為浦東要成為龍頭帶動周邊發展，就必須實現產業轉移、資金、技術擴散。而現在浦東通過“試驗區”的申請，很可能會產生“虹吸”效應，反而對周邊地區產生負面影響。“浦東要發展，應選擇發展自主產權的產業，低技術含量的加工業應該轉移出來。”
而與此相反的觀點是，浦東一直在發展中希望能充當長三角的龍頭，然而在它的外擴中，受到了土地、行政區劃等多種限制，只能另尋出路，由此《框架方案》的出臺，鮮明的具有自下而上的地方尋求改革的沖動。
為什么選擇上海作為第一個綜合改革試點？上述人士認為一方面是因為上海地方的主動性，“要他改”變為“他要改”，另外上海也有一定的市場基礎、體制基礎、人才基礎和領導基礎。
而浦東的作用也不只局限于帶動，還應該有“示范”效應。
“全國的浦東”先要在三個方面突破
“浦東應該是上海的浦東、全國的浦東。”國家發改委這樣定義，從另外一種視角重新審視了這個地區發展的全國意義。
在《方案》的出臺過程中，國家對浦東提出的綜合配套改革的十方面內容，也排出了順序和重點。并對浦東改革寄予三大厚望，希望浦東綜合配套改革試點要力求在重點領域和關鍵環節取得突破：一是政府管理體制改革，提高政府的公信力，建立公信政府，法制政府，責任政府；二是要形成與國際通行做法相銜接的經濟運行法規體系和制度環境；三是探索建立和諧社會，解決社會矛盾的方法，包括就業收入分配、科教文衛等方面。
而正是這種對改革重點的確定，才顯示出浦東對于全國的意義。據透露，緊隨浦東之后深圳的改革方案也已經上報國務院，在浦東《方案》通過后，深圳也會相時而動。
“如果浦東成功了，達到浦東類似條件地區的改革可以跟進”。有關人士指出了浦東試點的示范意義。
盡管對于不同層次和地區綜合改革試點的選擇目前尚無規劃，但是一點可以明確的是那肯定會同浦東一樣，試點一定會是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的契合點，是“要他改”和“他要改”的結合。
“就算都是綜合改革試點，各地突出的重點也都會不同，如果在中部地區進行試點，重點就會是在解決城鄉二元差別的體制問題，解決非公經濟制度壁壘的問題等等”。上述人士說。
在全國的綜合體制改革風生水起之時，浦東首開先聲。而從這個角度看，這種改革又是自上而下的，受到國務院的重視也不僅僅是因為浦東一個地方的發展，而是有更深遠的意義。
“完善市場經濟體制，不是一夜之間就能實現的，是一步一步才能完成，需要一段時間，一個一個地方來實現的。”對于浦東方案的出臺，上述人士一方面肯定了其積極地推動作用，同時也表達出他的疑慮，一是怕各地政府追風跟進，很容易形成改革表面化；二是怕由此各地綜合改革試點大量出現，反倒成為地方官員追求政績的一種手段。
功能性細化政策待出籠
在《方案》中提到的有些內容，其實浦東已經開始了試點。
外高橋保稅區管委會主任張耀倫告訴本報記者，目前該區已經在浦東新區率先試行了行政審批和政府服務“零收費”改革。這些改革將進一步在浦東推廣。
但總的來說，“獲批的只是框架性的東西。”浦東新區政府一位官員解釋說，國務院同意浦東按照《框架方案》中的幾個方面進行試點，而“具體的內容還需要浦東來細化”。即浦東可以在獲批《方案》范圍內拿出一些可操作性的方案，比如哪些方面需要哪些功能性政策，然后再上報給相關部委批準。
“綜合改革試驗區獲批，將促使浦東加快轉變現有的經濟運行方式。這些細化方案，將會是浦東開發開放下一步先行先試中的重要內容。”浦東新區的官員說。
實際上，在《方案》上報到國家發改委的同時，浦東新區政府已經著手準備了。去年的10月13日，浦東新區區長張學兵還親自主持召開了一個專題會議，研究新區功能性政策工作。
在一份名為《關于征求浦東新區功能性政策建議的函》中，對這些功能性政策作出了界定，一要有利于提升浦東新區的國際競爭力、對全國的綜合服務功能和科技創新帶動功能，為浦東在更高起點上爭取更快發展創造條件；二是要體現獨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
該《函》還要求，這些功能性政策要“淡化財稅和資金要求，強化功能要求，突出在制度安排創新方面的獨特性、前瞻性、可操作性，為上海市、長三角乃至全國的改革發展提供示范”。
“在走訪企業、召開專題調研會及有關委辦局、四大開發公司(陸家嘴、張江、金橋、外高橋)提供的專題政策建議的基礎上，初步提出了五個方面的功能性政策。”上述浦東新區官員說。這五個方面分別為：金融、服務貿易、跨國公司地區總部、區港聯動(現代物流)、高科技產業方面。
“綜合改革試驗區批下來后，我們將把這幾個細化的內容上報相關部委，并希望通過國家發改委與各部委進行協調，幫助浦東推進具體的先行先試的措施。”浦東新區官員透露。
截至發稿時，記者又從有關方面獲悉，就在24日晚上，一個高規格的推進小陸家嘴金融發展的高層會議正在上海郊區某地進行，“各方面高層都來了。”會議主要討論浦東金融創新和金融深化的有關問題，據悉，浦東正在醞釀在陸家嘴地區打造一個金融城，“原先對金融管制非常嚴格，通過打造金融城，可以推動浦東新區的金融深化和創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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