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城市的夢

　　本報記者 賈林男 郭威 見習記者 劉娟

　　6月的天津潮濕而炎熱，而本周末溫家寶總理即將抵津的消息使天津的空氣中彌漫著興奮。

　　濱海新區的開發即將列入國家戰略發展構成的消息不斷傳出——國家發改委的調研、

國土資源部的考察，現在，新區的規劃綱要通過了天津市委常委會和市政府常務會的討論，已經上交國務院。

　　當地媒體針對此事已寫到了“六評”，卻似意猶未盡。一些國家權威經濟政策刊物的封面上也頻頻出現 “戰略性新亮點”這樣的字眼。

　　14年前的黃浦江畔，上海市委機關報《解放日報》從正月初一起開始連篇累牘地刊發署名為“黃甫平”的文章。那時的中國正處于改革開放的低谷，浦東開發的戰略雖然業已提出，但整個國家仍囿于“姓社還是姓資”的爭論，文章鼓舞人們“振奮精神，敢冒風險，敢為天下先”。

　　后來的故事有目共睹，十幾年的開發不僅使浦東新區成為了一顆璀璨的“東方明珠”，還對全國經濟的發展產生了巨大帶動作用，成為中國改革開放進程中，繼深圳之后的又一個具有重大戰略意義的標志。

　　14年后天津人的興奮，會有同樣的內涵嗎？

　　錯失的機會

　　相對浦東的輝煌，曾經與上海并列為南北兩大經濟中心的天津，改革開放以來的發展已經落后于上海，甚至落后于全國平均水平。1979～1992年間，天津市平均GDP增長率僅為6.5%，而同期全國平均增速達9.1%。

　　由此，相對于珠三角、長三角的崛起，天津所在的環渤海乃至整個北方經濟在中國經濟地圖上的地位也明顯下降。

　　機會并不是沒有。

　　1984年5月4日，國務院批準我國包括天津在內的14個沿海港口城市擴大對外開放。同年12月6日，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成立。

　　1986年8月21日，鄧小平在視察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時指出：“你們在港口和城市之間有這么多荒地，這是個很大的優勢，我看你們潛力很大，可以膽子大點，發展快點。”隨后他親筆題詞：“開發區大有希望！”

　　被總設計師寄予厚望的天津，在隨后近20年的發展，卻讓他們自己都感到失望。

　　肖金成說，按照當時鄧小平的設想，中國北方的希望就在天津：“天津經濟技術開發區不但要及時發展，而且還要大發展！”

　　遺憾的是，天津反應遲鈍，“關鍵在于觀念沒有跟上”。機遇敲門，卻在蒙頭大睡。

　　如果當時天津市經濟技術開發區能夠真正崛起，是否會和浦東并立于太平洋西岸？肖金成表示很有可能。但歷史無法假設。

　　后進者的遺憾

　　1992年10月12日，江澤民在十四大報告中明確提出，要“加速環渤海灣地區開放和開發”。

　　1994年3月，天津市委、市政府正式做出了發展濱海新區的決定，當時提出的目標是，用十年左右的時間在東部地區新建一個“現代工業為基礎，外向型經濟為主導，商貿、金融、旅游競相發展，基礎設施配套、服務功能齊全、面向新世紀的高度開放的現代化經濟新區”。

　　從1994年到2005年，濱海新區生產總值由112.36億元，增加到1490億元，年均遞增20.3%。

　　但是這時候的濱海新區，依舊是把著眼點放在了天津，而不是更大。　

　　相對于開發浦東的“國家戰略”，目前的濱海新區仍拘泥于天津一方。“浦東新區擁有全國其他區域不可比擬的政策寬度和政策深度，國務院給予上海市政府5項配套資金籌措權以及巨額投入，使浦東新區在高起點上迅速崛起；而濱海新區僅在開發區和保稅區內可以實行比較優惠的政策，以外地區不可享受同等待遇。”肖金成解釋說。

　　“這種開放政策上的巨大差異是地方政府的力量所不能彌補的。這也造成功能區和行政區經濟社會發展差異拉大的原因之一。”

　　另一個制約是新區管委會在新區的規劃、管理和協調等方面缺乏權威性。由于其區域內各行政區、功能區的行政割裂，新區內部各自發展、過度競爭的局面依然存在。

　　夢在浮現

　　在中國的經濟版圖上，進入新世紀以后，區域發展的不平衡日趨嚴重：東部沿海與中西部的發展差距日益拉大。深圳和浦東的經驗表明，任何地區的開發，都需要首先找到一個具有戰略性帶動作用的龍頭和引擎。

　　一個共識正在形成：濱海新區正是這一突破口，其發展將對北方地區乃至全國經濟的發展發揮巨大影響。一個嶄新的國家戰略開始浮出水面。

　　在現實中看見了差距的天津人，終于看見了新的機會。這和國家的戰略布局不謀而合。

　　今年1月份，在《北京城市總體規劃(2004-2020年)》中，首次明確北京不做“經濟中心”。這一規劃中，未來北京重點發展的3個新城分別位于“東部發展帶”上的通州、順義和大興區的亦莊。而這個方向，正指向天津。

　　北京經濟中心的功能東移，已在國家的區域發展戰略的深意中顯現無疑。

　　尤其是中央高層數次強調濱海新區對于環渤海的重要作用之后，天津人突然發現：機遇又在敲門了。

　　所以當理解了這一新戰略的內涵之后，他們不僅僅是激動，而且開始全力推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