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經濟視點報記者 劉金松
城市的管理者必須以周邊城市的發展來判斷城市本身的發展，否則，該城市就會有被“邊際化”的危險。
一個脫離現行行政區劃之外的中國經濟新版圖正在重構，伴隨著這種版圖重構的是城
市定位的重新洗牌。
中部也許并不一定只有一個中心，也可以有兩個中心。
“仰觀宇宙之大，俯察品類之盛”，類聚與集群幾乎是所有事物生存的優先和必然選擇。自1957年法國學者戈特曼提出“大都市經濟圈(帶)”以來，城市集群，日漸成為衡量一個國家或地區社會經濟發展水平的重要標志。
正是緣于區域經濟一體化所煥發出來的巨大能量，城市集群創造了無盡的歷史奇跡，從美國的大紐約區、五大湖區、大洛杉磯區到日本大東京區、坂神區、名古屋區，再到新近崛起的中國珠江三角洲地區、長江三角洲地區、環渤海地區等三大城市群，無不在演繹著城市集群的神話。
雖然從集群化程度上來考量，中國的三大城市群與前兩者相比，還存在著很大的差距，但大城市、大城市群日益成為現代經濟發展競爭的主角的趨勢，在中國已然成型。
正如博鰲亞洲論壇秘書長龍永圖的判斷：“21世紀是大城市帶的時機！”雖然目前中國還未形成更多的城市群，但他認為，未來的中國必須建立眾多的城市群，這是大勢所趨。城市的管理者必須以周邊城市的發展來判斷城市本身的發展，否則，該城市就會有被“邊際化”的危險。
城市集群的模式選擇
對城市群概念的一般定義是：在特定的地域范圍內具有相當數量的不同性質、類型和等級規模的城市，依托一定的自然環境條件，以一個或兩個特大或大城市作為地區經濟的核心，借助于綜合運輸網的通達性，發生與發展著城市個體之間的內在聯系，共同構成一個相對完整的城市“集合體”。
目前在中國，像這樣的城市“集合體”至少有42個之多，其中既有長三角、珠江三角、京津唐這樣的一級城市群；又有遼中南、中原城市群、關中城市群、武漢城市群、長株潭城市群等二級城市群；更有廣西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物流中心和云南之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跨國旅游帶、東亞經濟圈、新歐亞大陸橋經濟帶等跨越國門的合作……
一個脫離現行行政區劃之外的中國經濟新版圖正在重構，伴隨著這種版圖重構的是城市定位的重新洗牌。
早在1982年，華東師范大學教授羅祖德就與人合寫過一篇《上海的發展與長江三角洲經濟區》的文章，文中提出長三角經濟區是“以上海為經濟活動中心，沿滬寧、滬杭鐵路線，包括南京、鎮江、常州、無錫、蘇州、杭州、寧波、紹興、南通等中小城市”。
這可謂是“長江三角洲經濟區”概念的最早萌動。在這個長三角經濟圈概念范圍內，不僅聚集了上海周邊的中小城市，還包括了南京、嘉興兩個省會城市及蘇州、杭州等城市。而在第五次長江三角洲城市經濟協調會議上，又有安徽的合肥和馬鞍山、浙江的金華和衢州、江蘇的鹽城和淮安等6個城市先后向長三角城市經濟協調會遞交了加盟申請書。
同樣的一幕也正在珠三角上演，在廣東、深圳的帶動下，珠三角經濟圈已席卷了整個中國南部，形成了橫跨多個省區的“泛珠三角聯盟”。
長三角、珠三角城市群的崛起，為中部城市的聚集提供了一個范本。
打造中部城市圈，加強城市間協作的意向，在中部六省取得了一致認可。
鄭州和武漢也都表達了自己的意愿，武漢市市長李憲生在闡述他的“新武漢觀”時說：“作為中部地區唯一一個特大型中心城市的武漢，理應在中部地區崛起中有所作為，在中部地區實現率先崛起，成為促進中部地區崛起的戰略支點。”
4月底，在鄭州舉行的一場“促進中部崛起高層論壇”上，鄭州市市長王文超用三個“特殊”表明了鄭州在中部城市群建設中的態度——“特殊地位、特殊使命、特殊作用”。
對城市群路徑的不同選擇，在鄭州和武漢之間出現了分歧。
也許兩位市長的表態并不是針鋒相對的，只是頗具外交辭令的說辭。但樹欲靜而風不止，敏感的媒體還是嗅到了其中的玄機，一場關于龍頭之爭的炒作，迅速從兩地媒體走向全國。
這場發軔于媒體的爭論，也開始逐漸擴散，到市民、到政協、到政府部門。
龍頭之爭的背后
最早關于中部龍頭的報道，是在溫家寶總理初步提出“中部崛起”戰略后的2004年12月14日，鄭州一家媒體以《中部五省角逐城市群》為題，對各省的城市群建設作了描述，并在文章中提出了中部“龍頭城市”的概念，文章分析的結果是：鄭州是當之無愧的龍頭。
經互聯網傳播，這個觀點很快得到了武漢的回應，《中央首提“中部崛起”武漢得龍頭機遇》、《武漢市政協委員建言：武漢應勇當中部龍頭》……只要在百度中輸入“中部崛起，龍頭之爭”，就可搜到8000多條相關信息。
“落寞的武漢終于找到了交流的對象。”在武漢當地網站“漢網”上，一位網友對武漢的積極曾如此評價，他還在網上跟帖說，武漢在早幾年就提出了中部崛起戰略，只是中部的幾個省沒有人接話茬，弄得武漢一個人在那里喊，也很沒意思。這一次，鄭州跳出來爭龍頭，終于讓武漢找到了英雄用武之地。
高調的爭論背后，有評論者指出，對中心城市的爭奪已超過了對中部崛起本身的關注，中部崛起在進入實質操作階段前就陷入龍頭之爭，其結果很可能最終難以確立中心城市的地位。更有媒體辛辣地評論道，中部區域“龍頭之爭”，像是一出“自導自演的大戲”。
不少專家分析認為，中部龍頭之爭的背后，隱藏的其實是經濟利益的驅動——希望從中央獲得更多優惠政策，從而在本區域獲得更大的話語權。
“如果(中部)龍頭的地位得到外界的認可，是可以得到一些實際的利益的。”中國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研究員李成勛分析說，“除了經濟上的利益，還可以利用自身知名度的提高吸引更多外部資金往它那里集中。”
喧嘩過后是平靜，仔細觀察還可以發現，在地理意義上的中部六省，已是分崩離析：湖南和江西已加入“泛珠三角”經濟圈；安徽已掉頭向東，積極融入“長三角”經濟圈；山西在爭取進入西部大開發無望后，已加入京津唐經濟圈；剩下的也就只有河南和湖北了。
“中部處于一個相當分散的格局，對中部來說，更重要的是探求協同合作的契合點。”湖北省社科院長江經濟研究所所長郭慶漢認為，湖北、湖南、江西和安徽可以通過沿長江產業帶相互連接，河南和山西聯系更為緊密一些，也可以通過建立沿黃河經濟帶，建立區域經濟間的相互協作。但如何把沿江產業帶和沿黃河產業帶連接起來，需要兩地認真思考。
雙核心藍圖
而在6月份，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發布的《地區協調發展的戰略和政策》報告，對“十一五”期間內地區域劃分提出了一些具體設想。傳統的東、中、西區域劃分方法被東部、中部、西部、東北四大板塊代替，并可將四個板塊劃分為八大綜合經濟區。
山西、河南和陜西、內蒙古一起被列入黃河中游綜合經濟區，定位為最大的煤炭開采和煤炭深加工基地、天然氣和水能開發基地、鋼鐵工業基地、有色金屬工業基地、奶業基地。
湖北、湖南、江西、安徽劃為長江中游綜合經濟區，產業定位是以水稻和棉花為主的農業地區專業化生產基地及相關深加工工業；以鋼鐵和有色冶金為主的原材料基地；武漢“光谷”和汽車生產基地。
國務院智囊機構的設想和民間的觀點不謀而合，南北兩大板塊的銜接問題已成為各方共同關注的焦點。
“中部六省產業上有雷同，但不是絕對的雷同，其中還是有差異的，有互補合作的余地。”鄭州市副市長孫新雷在接受媒體采訪時如是表示。他分析說，六省都有自己的汽車工業，但武漢都市工業圈是以卡車和轎車為側重點，一是東風汽車，一是富康轎車。鄭州城市群核心主要是客車，目前已經是亞洲最大的客車生產基地了。江西則是載重汽車。鄭州現在也已在尋求和武漢的合作，比如在汽車產業方面，鄭州日產就有東風的股份。
“中部也許并不一定只有一個中心，可以有兩個中心。”孫新雷日前在接受媒體采訪時，明確提出了他的“雙核心”觀。
從對城市群的定義來說，孫新雷的觀點顯然具有可行性。即使在操作上，也有可參考的體系，如珠三角的廣州和深圳，京津唐的北京和天津。
如是，“雙核心”大概可以為龍頭之爭畫上一個句號。
南北互動
從地圖上來看，在中部地區102萬平方公里的范圍里，鄭州和武漢猶如這一橢圓形區域的兩個極點。
但若從經濟指標來衡量，鄭州這個極點在目前相對于武漢來說，還有點弱，GDP總量只相當于武漢的70.2%，人口相當于武漢的50%，只有財政收入比武漢稍高一些。
“目前，不管是武漢還是鄭州，還沒有一個城市具備輻射全中部地區102萬平方公里的能力，中部崛起很可能在近期形成雙核心——鄭州和武漢——共同來帶領中部地區的崛起。”李成勛認為，對于兩個城市各自的功能定位，武漢可以在中部的偏南地區發揮作用，鄭州則在中部的偏北地區發揮作用。
對于鄭州和武漢的格局，河南省政協副主席陳義初認為，就目前來說，武漢還是老大哥，但鄭州和武漢將來的定位，還要看自身的發展，尤其是看誰能爭得發展的先機。
在他看來，經濟圈不能局限于行政區劃，要看它和這個經濟圈有什么互補，融入這個經濟圈是不是能更好地促進當地的發展，提高老百姓的生活水平。河南應該鼓勵南邊的信陽、南陽等向武漢經濟圈靠攏。
這種靠攏已經產生了效果，像南陽的西峽，圍繞襄樊的二汽生產配件，現已發展成中國重要的汽車配件生產基地，生產汽車水泵、進氣管、排氣管等各種汽車配件240多萬套，占全國銷售總量的32%。
“仔細研究一下，中部六省的城市群之間在經濟上還是有互補性的。”陳義初在接受《經濟視點報》記者采訪時如是表示。他分析說，河南和山西同為高鋁礬土的主產區，可以在氧化鋁工業上形成一個利益共同體；河南的平頂山、焦作、義馬都是煤炭基地，但煤炭資源的儲量比不上山西，像焦作的煤炭資源基本上已經開采完畢，這些地區能否和山西加強在煤炭開采方面的合作；江西的冶金工業很發達，可以和鄭州的工業制造形成產業上的互補；江西人也很羨慕河南的食品加工業，陳義初認為，河南的食品企業可以很好地利用江西的農業原料，甚至可以到江西去開設工廠。
“中部六省本身就是一個大市場。產業互補，資源共享對資本、企業、當地經濟的發展都是有好處的。”陳義初認為，商品流動，產業的合作早就存在，像武漢漢正街的商品早就流到河南市場，鄭州的一些知名食品品牌像思念、三全等，也早越過長江，銷往全國。“只是過去我們沒有鼓勵這方面的流動，在提出中部崛起之后，我們就應該更多地往這方面引導。”)T
【冷 思】
□劉金松
中國的城市正在進行一場縱橫捭闔的重組，一個個或大或小，甚至跨地域、跨國界的經濟圈正在重構中國的經濟版圖。
甚至有人認為，都市圈這一經濟意義上的版圖重構，正在成為中國和諧崛起的一條希望之路。一如廣西之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物流中心和云南之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跨國旅游帶、東亞經濟圈、新歐亞大陸橋經濟帶等。
資本要素的逐利而行，在自由經濟下，其威力要遠甚于行政區劃框架的約束。有人甚至預言：中國經濟將真正從“行政區經濟時代”進入“城市經濟時代”。
中國城市已然在轉型，在市場化的今天，它日益轉變為經濟實體，無可選擇地面臨酷烈的市場競爭。
在城市圈經濟成為趨勢的前提下，作為公共利益代表的政府，如何在競爭中勝出，成了一個不得不面對的難題。對問題求解方式的不同，也會出現不同的結果，上海都市圈在大上海的吸引和輻射下，已發展為全球第6大經濟帶；廣州和深圳的驅動，帶動了蓬勃的珠三角發展。
但也出現了不和諧的現象：一些地方政府為了追求城市圈的時尚或成績，一紙規劃出臺，幾個毫不相關的城市，被捆在了一起，猶如國企的捆綁上市，明知不可而為之。經過痛苦的磨合之后依然是痛苦，最后只得不歡而散。
安徽的規劃就經過了多次變更，從2000年的大合肥都市圈，到2002年的“合肥—蕪湖—安慶城市帶”，2003年，又撇開安慶，致力于打造“合肥—蕪湖都市圈”。
合肥的屢次構想基本無疾而終，當地的解釋是“省內其他城市各有盤算”。但有關人士認為，為保合肥而強行組團才是最終根源。
在拋卻合肥之后的2005年，一個沿江產業帶終于和長三角實現了對接，當年從長三角吸引來的投資占到了全省的一半。
合肥的現象值得思考，一個不恰當的經濟圈不但不會帶來1＋1＞2的效果，甚至會把自己給圈住，這無疑是從一個圈又跳到了另一個圈，從行政的束縛轉變成城市之間明爭暗斗的內耗。
經濟圈本應是市場化的產物，是對資源配置效率最大化的追求，是當地自然地理特點和經濟的內在聯系共同作用的結果。
在經濟圈的形成過程中，政府應該明白自己的角色，找準自己的定位，堅持“有所為有所不為”。
在宏觀的規劃上，政府更多的應該是因勢利導的指引，正如湖南為拉近長沙和湘潭的距離，甚至將省政府機關集體南遷15公里一樣。
政府對經濟活動的作用，應表現在公共經濟領域，更多的是規劃、調控和監督，營造一個公平有序的發展環境，而不是直接參與競爭。
鏈接：
中部崛起路線圖
●2004年3月5日，全國人大代表會議上，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第一次把“促進中部地區崛起”作為國家統籌區域協調發展的重大戰略問題提出。
●2004年7月25日，來自我國中部地區30多個城市的60余位城市科學研究專家會聚河南省會鄭州，參加了由河南省委、省政府舉辦的“中原與中部城市發展研討會”。
●2004年12月5日閉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中部崛起”的提法，首次出現在次年經濟工作的六項任務之中。
●2005年1月8日，山西、安徽、江西、湖北、湖南等五省政協領導人低調入鄭，和東道主河南省政協相關領導人相聚黃河迎賓館，召開了“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聯合研討活動”，共商中部崛起大計。
●2005年2月23日，來自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與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河南、山西中部六省發展研究中心的20多位官員和學者，在安徽合肥研討中部六省崛起方略。
●2005年3月，北京“兩會”期間，中部六省聯合提交了《關于促進我國中部地區崛起、實現區域經濟協調發展問題》的八條提案。
●2005年4月28日，河南省委、省政府在鄭州舉辦“促進中部崛起高層論壇”，國務院研究室綜合研究司副司長劉應杰應邀出席，來自國家和中部六省的大約200位專家學者和官員參與討論。
●2005年5月14日，“2005中部崛起戰略論壇”在武漢開幕，進一步研討中部崛起。
●2005年5月26日，中部六省政協主要負責人再次會聚鄭州，召開了第二次“促進中部地區崛起聯合研討會”，全國政協副主席張思卿、羅豪才率多位全國政協常委蒞臨指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