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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郄建榮
中國的崛起已是不爭的事實。持續20年的經濟增長使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大工業生產國、第二大外國直接投資吸引國和第三大貿易國，堪稱世界奇跡。
面對我國環境污染的現實，無論是我們的企業還是企業家應該承擔怎樣的綠色責任呢
？今天，國家環保總局副局長潘岳在接受記者專訪時就發出“呼喚中國企業的綠色責任”的呼吁。
中國國情需要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潘岳認為，中國的國家發展戰略一波三折。上世紀五十年代，我們學蘇聯，走的是低就業、低消費、高消耗、自我封閉的重工業模式。
八十年代，我們又學歐美傳統的發展模式，用資源高消耗和生活高消費來刺激經濟高速增長，這一模式追求資本生產率與利潤最大化而忽視資源利用率與環境保護。25年后，中國成了世界上最大的制造業國家，也成了世界上自然資產損耗最嚴重的國家。單位GDP污染排放量是發達國家平均水平的十幾倍，勞動生產率卻是人家的幾十分之一。
潘岳說，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15年后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時，污染負荷也會跟著翻兩番。
解決環境問題：我們支持不到那一天
潘岳說：“我們雖是制造業大國，但在國際制造業的產業鏈上，中國企業大部分都處于中低水平。世界500強企業排名，幾乎沒有一家中國制造業企業。中低水平的制造業，必然以高能耗高污染為增長代價，尤其是印染業，環境污染十分嚴重，生產一億條褲子的環境損失要比制造一架波音飛機多得多。如此算來，我們廉價出口的不光是褲子，還有資源和環境。”
潘岳告訴記者，有企業家朋友曾問他，為什么我們不能先多賺點錢，具備足夠物質手段之后再來治理污染？為什么我們一開始就非要以發達國家的環境標準要求自己？
潘岳說，原因很簡單，第一，我們發動工業化的時間太晚了。我們開始改革開放時，歐美日已經發展了幾百年。第二，我們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歐美差得太多，人均資源占有量和環境容量只有歐美國家的幾分之一到幾十分之一，我們沒有本錢跟人家拼消耗。
發達國家在人均GDP8000至10000美元的時候解決了環境問題，我們支持不到那一天，當中國人均GDP3000美元時，環境危機可能夾帶著其他社會問題提前來到，我們根本無法抵擋。中國只有不惜代價地提前解決環境問題。
潘岳說，現如今，全球所有發達國家全拋棄了傳統的工業發展模式而走向生態工業的綠色發展道路。眼下黨中央、國務院提出的“科學發展觀”就意味著我們選擇了一條超越蘇聯和美國模式的第三條道路。要落實科學發展觀，第一要堅定不移地進行把綠色GDP與環保指標納入官員政績考核的各種實踐。第二要建立生態補償機制，用不同政策去平衡不同的利益群體。第三要保障環境公眾參與，以推行社會主義民主與法制的種種嘗試。第四要大力發展循環經濟。
國際潮流迫使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作為發展中國家，中國的環境標準與發達國家差得很遠，綠色壁壘對中國對外貿易的制約將越來越大，對我國出口造成了嚴重影響，如食品中的農藥殘留量、陶瓷產品中的含鉛量、皮革的PCP殘留量、煙草中有機氯含量、機電產品與玩具的安全性指標等等。”潘岳說，國際潮流迫使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21世紀經濟的主旋律是綠色生態經濟，包括綠色產品、綠色生產、綠色消費、綠色市場、綠色產業等內容，這是可持續發展理念對經濟生活的具體要求。作為國家環保總局的副局長，潘岳提出，政府必然會采取更為嚴格的環保措施和環境標準加大企業的環境成本，也會出臺一系列環境經濟政策鼓勵企業進行綠色生產。誰提前采取綠色戰略，誰就在未來的競爭格局中占據主動。
社會責任要求企業走綠色發展道路
“社會責任能大幅提升企業競爭力。”潘岳引用道瓊斯分析師的話說。他說，美國杜邦公司就是憑著“環保理念”從一個總資產僅為3.6萬美元的火藥小作坊成長為年銷售收入240億美元的跨國巨頭。
潘岳說，我們經濟發展速度雖然很快，但發展成果卻分配得不公平。這一不公平在環境方面也是如此。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環境不公加重了社會不公，社會不公又帶來了社會不和諧。
潘岳說，環保屬于公共事務，關系著所有人的切身利益，最易達成社會共識和共贏。中華民族此刻正站在歷史的十字路口，綠色崛起是中華民族最為迫切的選擇。
本報北京6月21日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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