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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報記者 徐海慧 發自上海
如果說日本這面鏡子讓我們看到的更多的是教訓，那么從德國身上我們可以更多地借鑒一些經驗。
20世紀60-90年代，德國經濟和日本經濟有非常相似的地方，二者都成為了戰后世界經
濟最突出的亮點，也都經歷了持續的貿易順差。
1960-1990年的30年間，德國的對外貿易幾乎無一例外地保持順差，但和日本不同的是，德國的對外貿易更多地在歐洲國家占據較大比重，對美國雖然也有大量貿易順差，但遠不如日本貿易順差那樣集中。
在持續的貿易順差的推動下，馬克持續升值。從1960年到1990年，馬克對美元的名義匯率從4.17∶1升值到1.49∶1，累計升值2.79倍。盡管馬克升值，但是德國的貿易順差并沒有因此減少，持續的貿易順差不斷推動馬克的進一步升值。
我們可以看出，在一國經歷經濟崛起的過程中，會自然而然地遇到匯率升值的壓力，匯率必然需要隨著這種趨勢進行調整，從這一點上來說，我們沒有必要對美歐等發達國家對我人民幣升值施加壓力摻入過多的民族主義情緒。
但是專家也分析指出，經濟基本面的調整往往是緩慢漸進的過程，與此相對應，匯率的調整最好也是緩慢漸進的，這樣的調整過程最符合經濟基本面變化的要求，最有效率。同時，匯率調整必須考慮國內經濟和金融市場可能發生的變化，必須有合理的宏觀經濟政策作為配套支持。從這個角度來看，德國的做法更為可取。
面對馬克的持續升值，德國貨幣當局政策旗幟鮮明：重心是國內，尤其是國內物價和產出穩定，馬克匯率處于相對次要的地位。1974年，德國放松外匯匯兌方面的管制。在獨立貨幣政策、資本自由流動和固定匯率三難選擇之間，德國貨幣當局選擇了獨立貨幣政策和資本自由流動，讓馬克匯率自由浮動。他們堅定地貫徹貨幣政策獨立性，物價和產出穩定是其最關心的事情。相對而言，馬克匯率居于次要的位置上，貨幣當局基本貫徹了資本自由流動下的浮動匯率制度，沒有因為緩解馬克升值壓力而犧牲國內的物價穩定。
據此，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博士認為，一國在面臨貨幣升值壓力時，應當堅決維護國內貨幣政策的自主性，絕不犧牲國內貨幣政策保匯率政策。德國的貨幣當局奉行獨立的貨幣政策，國內產出和物價都比較穩定，沒有因為匯率價格中的泡沫傷害國內的經濟；而日本試圖利用貨幣政策保匯率，最終，匯率沒保住，反而觸發了國內通貨膨脹和泡沫經濟。
另外，借助歐洲區域內的貨幣聯動機制，德國馬克匯率較少受到投機資本的沖擊，歐洲其他國家在一定程度上分擔了馬克升值的壓力。歐洲共同體國家于1972年達成協議，區域內各國貨幣之間匯率波動幅度保持在2.25%以內。1979年歐洲貨幣體系正式建立以后，這一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機制也被延續下來。歐洲貨幣聯動機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把對馬克升值的投機資本轉移到了那些貨幣聯動機制中相對較弱的貨幣身上。無論是來自美國的壓力，還是來自德國自身某項關鍵經濟指標的變化，當市場普遍預期馬克相對美元要升值的時候，投機資本并不直接沖擊馬克，而是把注意力集中在了相對馬克較弱的里拉、英鎊或者是其他歐洲國家貨幣身上。
這對于我們如何應對豪賭人民幣升值的熱錢不無啟發。
何帆認為，德國的經驗表明區域貨幣合作有利于區域內強國減少投機資本沖擊，減少匯率升值對貿易品部門的負面影響。利用歐洲貨幣區的匯率聯動機制，德國把投機資本引向了區域內那些弱國貨幣的身上，同時又借助于區域內的匯率聯動減少了該國貨幣在區域內的升值，保持了區域內的貿易和投資穩定。
華東政法學院的汪康懋教授也提出了類似觀點，他還認為，目前東亞區域貨幣合作的條件已經越來越成熟。自從前年5月我國正式簽約東盟以來，“10＋1”已基本成形，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已經開始。今年的5月27日，東亞三國會議上中、日、韓三國央行簽署了雙邊貨幣互換協議，以加強各自外匯及經濟政策上的協調。今年12月份即將召開的“東亞峰會”上，各國首腦將繼續深入討論東亞經濟整合問題。他進一步指出，正因為東亞區域經濟合作越來越緊密，所以中國人民幣升值同樣要考慮對這些國家的影響，需要征求他們的意見。他推測，東亞峰會后，有可能會設立一個專門的貨幣小組來應對這個問題，他還推斷，在條件成熟的情況下，將來可能會像歐盟推出“歐元”一樣，設立“亞元”與美元、歐元相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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