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一五期間關注四大因素 土地能源及礦產硬約束

　　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 王 建

　　1.土地成為屏障

　　自建國以來直到改革開放這20多年中，非農產業發展占用耕地始終沒有成為工業與城市化進程的主要屏障，其基本原因是體制、投入和科技進步因素促使主要農產品的單產不斷 提高，在保障國內農產品供求大體平衡的基礎上，可以從農業不斷釋放出耕地資源。1978～1998這20年中，中國耕地減少了5%，但糧食產量增長了68%，即糧食單產水平提高了76.5%。但是自1998～2004這6年，耕地面積減少了6%，糧食產量也減少了8.4%，說明糧食減產不僅與耕地減少有關，也與單產水平下降有關。盡管單產水平下降有糧價下跌的原因，但也說明中國農業已經到了一個“拐點”，即體制、投入和科技對促進農業產出的潛力已釋放得差不多了，今后將很難依靠這三方面因素繼續大幅度提高單產，也就不能繼續向非農產業大規模釋放土地。

　　因此在“十一五”期間，中國將首次遇到工業與城市化發展的土地屏障。中國目前的非農業人口只有不到4億，如果到2030年人口增加到15.5億，按照城市化率75%的起碼現代化標準，城市人口也應再增加近8億。按目前城市人口人均占地145平方米計算，需要再占用1.75億畝耕地，平均到“十一五”期間，起碼要占用700萬畝耕地，年均140萬畝。1998年以來的6年間，中國耕地面積減少了1.14億畝，其中退耕因素占70%，但建設占地仍高達年均570萬畝，是推動中國經濟出現新增長高峰的重要因素，如果“十一五”期間非農占地規模下降到前6年的1／4，經濟增長率是否也會下降到“十五”平均水平的1／4？

　　新上項目大幅減少，是去年以來通過土地控制投資的宏觀調控政策很成功，但也從另一個方面印證了如果沒有土地投入，投資也難以持續大幅度增長的事實。目前還是政府主動控制土地供給，“十一五”期間則可能出現客觀上無地可供的情形。

　　有人提議可增加糧食等農產品進口，問題是中國這樣的大國能否像日本和“亞洲四小龍”那樣基本靠進口保吃飯。按目前中國的人口自然增長率，僅“十一五”期間就要再增加4000萬人。目前人均糧食消費在380公斤上下，人均收入提高和城市人口比重上升還會繼續提高人均食品消費水平，若按人均400公斤考慮，到“十一五”后期中國的糧食總需求量就將達到5.36億噸，但如果單產難以提高，耕地還要減少，國內糧食產量將很難達到4.8億噸，結果是將出現近6000萬噸的糧食供求缺口。國際糧食市場的年總供給量長期以來穩定在2億噸上下，早已被亞非部分國家的穩定需求所吸納，5年間新形成近6000萬噸的巨大糧食供給量是根本沒有可能的。所以，為保吃飯，可能連年均140萬畝的非農土地供給水平都達不到。

　　中國是人均耕地資源稀缺國家，工業化過程中的土地供應不足始終是一個潛在矛盾，這個矛盾在“十五”期間開始顯露，到“十一五”則可能首次成為工業與城市化的明顯阻礙，并將對今后幾十年中國的經濟發展施加長期而深刻的影響。

　　2.能源和礦產“硬”約束

　　能源問題主要是石油，近十年來，中國的石油產量年均增長率只有1.8%，但石油消費增長率穩定保持在6%以上，由此形成了石油供給的巨大缺口。如果供求增長率在“十一五”期間繼續保持在目前水平，到2010年中國的石油進口就會增長到4.5億～4.7億噸，即比目前再增加3億噸，新增日進口量就會增加到每天600萬桶，石油進口依賴率也會上升到超過70%。可是國際石油的后備供應能力目前已經嚴重不足，拿OPEC來說，后備日產能已經只有200萬桶左右，雖說還可能通過新的勘探開發出現新增長，但能否滿足中國600萬桶的日需求量很難說。

　　鐵礦石貿易存在同樣問題。新千年以來，中國粗鋼產量的年均增長率高達20.7%，“十一五”期間即使按年均10%的遞增速度計算，到2010年鋼產量也要達到近5億噸，新增2億噸上下，新增進口鐵礦石進口量至少要3億噸，加目前的進口量已接近5億噸，而國際鐵礦石貿易量目前也才剛剛超過5億噸，中國是否有可能把全球的鐵礦石貿易全吃進來呢？在銅、鋁、鎳等進口方面也存在類似問題，總之中國的主要礦產資源進口在“十一五”期間都將陸續接近或突破國際市場貿易量的上限。

　　如果出現這種情況，一個結果就是中國可能因為國際資源瓶頸的“硬”約束，被迫放緩經濟增長速度，另一個結果就是能源和礦產資源的進口價格不斷大幅度攀升。自1999年以來，國際市場原油價格已經上漲了近5倍，中國進口的鐵礦石價格，2003年上漲了30%，2004年上漲了80%，今年初又上漲了71.5%。近3年中國經濟在高速增長中沒有受到進口能源與礦產資源價格上升的太明顯干擾，也沒有向CPI顯著傳導，是因為長期以來在中國的制造業中，下游加工產業的利潤水平一直比較高，又因為消費需求增長緩慢的約束，使PPI指數的上漲，主要表現為在制造業內部下游產業利潤向上游產業的轉移。但是到今年前4個月，雖然能源、原材料等產業部門的利潤仍在大幅度上漲，但加工工業中的石油加工及煉焦行業利潤下降了66.4%，交通運輸設備制造行業下降52%，化纖行業下降40%，建材行業下降37%，電力行業也因煤炭價格上漲下降28.5%。可見到目前為止，下游產業已經沒有多少消化上游產業價格上漲的空間，如果在未來繼續出現上游產品價格的大幅度上漲，就會使中國的加工業發展出現明顯停滯。

　　3.投資與產能過剩危機

　　本輪經濟增長很顯然主要是被投資拉動的，2004年投資在GDP中比重已經上升到51.3%，按今年一季度的投資增長率，2005年全年可能會超過53%。這么高的投資率，在英、法、德、意、美的工業化過程中從沒有見過，在日本和“亞洲四小龍”的工業化過程中也沒有出現過。投資的特點是投資周期內是需求，但投資周期過去后就是供給，因此在現階段雖然投資可以帶動經濟增長，但當投資周期過去，大批項目形成產出能力的時候，投資人就都從買東西的人變成了要賣東西的人，所以當產出高峰到來的時候，經濟增長的需求動力就必須實現從主要依靠投資需求拉動，到主要依靠消費需求拉動的轉換，否則就會爆發生產過剩危機。

　　本輪投資主要是投向重工業，而重工業的平均投資一般在5年左右，因此始于2003年的投資周期，將在2008年前后結束，屆時中國就會迎來產出高峰。但是自1990年代中期以來，有研究報告數據顯示，中國的收入分配差距呈現出急劇拉開態勢。把居民收入分配差距控制在合理的范圍內，這不僅是保持社會穩定的需要，也是保持社會總供給與總需求大體平衡，與社會再生產過程流轉通暢的需要。

　　西方資本主義國家在總結歷史經驗教訓的基礎上，建立了龐大的社會保障和轉移支付體系，其中的主要手段就是對高收入人群征收所得稅，再補貼給社會的低收入人群用于消費。在我國目前的稅種中也有所得稅，但60%以上卻是由“工薪族”繳納。1980年在設計個人所得稅的時候，是按平均月工資40元的20倍設置起征點，但是目前的平均工資水平已經超過1300元，而CPI指數從1980年以來也上漲了4倍有余，如果還按當初設計的原則，目前個人所得稅的起征點就應該調高到10萬元，然而目前還是20年不變，按800元執行。這樣目前的稅收政策就把本應成為轉移支付對象的低收入群體，變成了稅收來源，不僅起不到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削弱爆發生產過剩危機的機會，反而是在加大出現危機的機會。

　　目前社會各界都開始對通過調整再分配體制縮小收入分配差距取得共識，但社會轉移支付制度的建立與完善并非短期內可以完成，而在“十一五”后期就會出現產出高峰，走入市場經濟的中國是否會出現第一次生產過剩危機，應該如何應對，已經是一個迫切問題。

　　4.出口和美元風險

　　本輪經濟增長的第二個動力就是出口，而出口的高增長又與不斷擴大的中美貿易順差有關。據美方統計，2004年在中美貿易中，中方順差額為1620億美元，但當年中國的貿易順差只有320億美元，說明中國是把對美貿易順差轉成了對其他國家的貿易逆差，用對美貿易順差中獲得的美元從其他國家換回了實物產品。

　　中國的貿易逆差主要是來自東亞地區，包括韓國和臺灣地區以及東盟諸國。東亞各經濟體肯于接受美元而向中國大陸提供產品，是因為美元有貨幣霸權，持有美元的國家可以通過投資美元資產獲得保值、增值，當需要的時候再用于進口。但到目前為止，美國的貿易逆差已經持續了20多年，美國的制造業在GDP中比重已經從1980年代初的近30%下降到去年的13%，其中還有近一半是軍工產業，美國的民用工業已經基本上喪失了國際競爭力，正在加快萎縮，或者是向海外轉移，以尋找提高競爭力的機會。因此增持美元的結果從長期看，已經不可能從美國換回等值的產品，這樣就遲早會使持有美元的國家減持美元，導致美元危機的出現。

　　美國為了支持美元的地位，在去年6月以來采取了不斷加息的辦法，目前美元利率已升高到3%，而且還可能繼續提升。美元利率上升雖然有利于吸引國際資本流入，但卻會打擊本國的股市和房地產。美國自發生“9·１1”事件以后，股市已開始走下坡路，目前支撐美國需求并帶動經濟增長的主要靠房地產，而房地產的繁榮又主要靠低利率政策制造的房地產泡沫。自去年6月美聯儲加息以來，美元的長期利率不斷下跌，使美國在加息過程中保持了房地產市場的繁榮，出現短期與長期利率相背離的走勢，被格林斯潘稱之為“長息之謎”，其實問題很簡單，主要是因為亞洲各國央行恐懼美元的前景，自去年以來將短期美元資產如美國政府的短期債券，調整為長期資產，這樣就使得美元的長期債券價格上升，而長期利率水平下降了。但是，亞洲各國央行的調整總有個盡頭，一旦這個調整過程結束，美元的長期利率還是會隨基本利率的上升而趨于一致，因此美聯儲的加息最終還是會打擊到美國的房地產市場，并最終引發美元和美國經濟危機。

　　如果爆發美元危機，美國的貿易逆差就會被迫緊縮，世界各國的資本也會逃離美元，中國目前這種通過中美貿易順差拉動經濟增長的過程，以及與東亞國家的貿易聯系鏈條也會被迫中斷。我們目前還很難具體預計美元危機到來的時間，只能通過高度關注美國長期利率的走勢和美國房地產市場的變化，來監測美元危機的醞釀過程。但是從大趨勢來判斷，在“十一五”中期出現美元危機的可能性是極大的，而一旦出現外部的惡性經濟波動，中國經濟增長就會失去一個重要的需求拉力。

　　以上四個因素，前兩個是供給方面的問題，后兩個是需求方面的問題，這四個因素又會互相交織與作用，而總的作用方向是可能會極大地壓低中國在“十一五”期間的經濟增長率。

　　描繪出以上前景似乎太悲觀，但意識到各種風險的存在并有所準備，總比無意識、無準備要好。危機往往會提供新的增長動力，在以上四因素中，最需要解決的是收入分配差距問題，因為未來發生生產過剩危機的可能性最大，對中國經濟造成的破壞也最大。而若能成功解決收入分配差距問題，中國就具備了經濟增長的基本需求拉力，即便出口需求下降了也不怕。

　　未來5年，中國的外部資源供應問題，更多的會表現為進口資源價格上漲，但只要中國經濟增長的步伐不停，就有能力消化漲價因素，因為國際市場資源產品價格上漲是要由所有資源進口國分擔的，而誰的經濟增長快，誰的產業結構水平提升速度快，誰消化漲價的能力就大，就能獲得更多的國際資源市場份額。至于土地對中國經濟增長的制約，則會推動中國的工業化與城市化更加朝向集約土地使用的方向發展，特別是推動“大都市圈”的發展，因為只有采用“都市圈”模式才能最集約地使用土地。此外還會推動對城市已建城區的大規模再開發，就是將大量低層建筑推倒重建成高層建筑，大幅度提高城市的容積率，并結合產業升級，淘汰掉那些土地產出率低的工業與服務業項目。總之，“十一五”期間中國經濟增長所遇到的新矛盾、新問題，會推動中國經濟加快走上集約化發展的道路，從而使“十一五”成為中國經濟在走向現代化過程中的重要轉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