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循環經濟路線圖呼之欲出

　　2004年上海每萬元GDP的能耗是全國最少的，只有1.07噸標準煤左右，遠低于全國2.6噸標準煤的平均水平

　　本報記者 徐博 胥會云 發自上海

　　“(循環經濟是)一種新的——有別于傳統經濟的經濟運行模式。(它)既是對傳統經濟 的變革，(其本身)又必須重視與市場經濟的融合。循環經濟必須在市場中實現，不能依賴政府的包攬。”復旦大學環境科學與工程系教授戴星翼正著手起草《上海市循環經濟白皮書》(下稱“白皮書”)，作為中方該課題組的總負責人，他在其開題報告中這樣為循環經濟破題。

　　“白皮書”規劃上海循環經濟發展藍圖

　　今年1月，上海市發改委召集中、日兩批人馬，分別就上海發展循環經濟的要義、途徑撰寫提綱性報告。中方課題組由戴星翼統籌，并將內容化為7個子課題，分別交由復旦大學、上海交大、上海大學負責。日方則由日本野村綜研咨詢公司擔當。

　　日本是全球循環經濟起步較早的國家之一，并在推進循環經濟發展方面積累了大量的實踐經驗。

　　按原定計劃，5月上中旬，上海市發改委組織關于“白皮書”的中期匯報，中、日兩方面各子項目的負責人分別就各自課題作陳述，發改委就此給予政府方面的意見。

　　根據上海市發改委披露的消息，該項目已被列為上海“十一五”規劃的重點專項規劃。據知情人士透露，年內上海市發改委將發布該文件，并將其作為指導上海循環經濟建設的綱領，同時制訂至2010年的階段性目標。

　　值得注意的是，“白皮書”項目已經是今年上海市第二次“關注”循環經濟，早在1月份，上海市發改委主任蔣應時就已經主編了《上海循環經濟發展報告(2005年)》。此前，上海市環境科學研究院曾撰寫過循環經濟報告，上海社科院也曾連續多年編寫《上海環境資源藍皮書》。

　　近年來，由于不斷追求經濟結構“輕型化”，上海循環經濟已經取得了一定的成效。根據統計，2004年上海每萬元GDP的能耗是全國最少的，只有1.07噸標準煤左右，遠低于全國2.6噸標準煤的平均水平。

　　自上個世紀90年代以來，盡管上海的經濟始終保持了兩位數的增長速度，但每萬元GDP的能耗水平每年都以4%左右的水平環比下降。與90年代初相比，目前上海每萬元GDP的綜合能耗下降了75%，每萬元工業增加值綜合能耗也下降了70%。由于與GDP增長相關的物質消耗總量、人均物質消耗、單位GDP的物質強度正在變小，上海的GDP正在變“輕”。

　　今年1月，上海市市長韓正在《政府工作報告》中也提出：“積極發展循環經濟，努力建設資源節約型城市……積極爭取使上海成為國家發展循環經濟試點城市，選擇一批重點企業、領域和區域，開展多種形式的循環經濟試點。”

　　戴星翼告訴記者，目前上海市已經可以也有必要將循環經濟理解為未來經濟發展的基本戰略、城市競爭力提升的主要階梯、落實科學發展觀的基本路徑。

　　循環經濟：強烈依賴制度力量

　　上世紀80年代末，我國就開始了清潔生產的試點。不過時至今日，仍停留在試點階段。循環經濟在過去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境遇亦是相仿。此次再編“白皮書”，能否對“循環經濟”的研究和實踐再作提升？

　　戴星翼對記者說，以往的研究大多不是從經濟學、區域經濟轉型的角度，而僅從技術角度出發，認為只要將線性的傳統經濟“閉環”即可。“但這絕不僅僅是技術問題。還要考慮循環經濟怎么和市場經濟結合，實現整體經濟轉型的問題。”戴星翼說，環保部門過去對制度、機制方面的思考比較有限。

　　在戴星翼看來，循環經濟是一個強烈依賴制度力量的經濟運作方式，這樣可以降低立法和執法的成本。因此，在課題研究中，他將最大的精力放在制度研究上，并規定了大量的專題研究。

　　所謂專題研究，實際上是從實務的角度解決一些非常瑣碎的事，比如如何推廣塑料袋收費。戴星翼起草“白皮書”就是從這些“家長里短”開始的，“我們面對的就是大量類似的問題。”戴星翼說，對這些問題的解決，有利于循環經濟深入人們生活的細部。

　　董驍是復旦大學資源與環境經濟學博士生，也是這次課題組的聯絡人之一。她告訴記者，1月份接手該課題后，戴星翼2月7日(農歷廿九)就召集留在上海的全體子課題組成員開會，大年初四又急令全體成員到崗，4月底，第一階段資料收集和框架搭建的工作業已完成，進入調研和政府機關訪談的程序中。

　　租賃取代銷售新業態呼之欲出

　　趙旭，上海交通大學管理學院副院長，主要負責產業生態課題的研究，其中又以工業為重。她說，工業領域是資源、能源消耗最嚴重的部門，其若能降低能耗，對整個產業體系而言意義最大。

　　除了制作“白皮書”之外，她正在撰寫一部題為《生態供應網絡的設計》的專著，擬對循環經濟作進一步的意義剖析。她說，現在我們談3R(Reduce減量化，Reuse再利用，Recycle再循環)都是建立在原料級探討，也就是當產生廢棄物后再把它盡可能變成可利用的資源，我們的“二手產品市場”做的僅僅是“二傳手”的工作。

　　趙旭對記者說，生產觀念、對物品的觀念、設計觀念都要有循環經濟的思維。

　　比如美國通用汽車(GM)公司，在美國本土將所有生產的部件按回收類別編號，以便回收。在整車制造時，更多使用接插件式的部件，以便產品升級。就像后蓋箱，可以從敞篷跑車改造成家用車最后改造成房車，這樣一個人從青年時代到成家立業，他所消耗的車就只有一輛，產生的所謂廢棄物可大大減少。

　　循環經濟思維的無處不在，也激發了戴星翼對“新業態”的構想。他表示，人們消費掉的是產品的效用，而不是它的物質本身，因此，作為循環經濟的一個要求，產品租賃業要發展起來。

　　記者了解到，歐盟和日本都有法律規定所謂“生產者責任制”，也就是說生產企業要負責產品“從搖籃到墳墓”的全過程對環境的影響。美國InterFace公司是一家地毯生產商，但有趣的是，他們卻主要提供出租地毯的業務。

　　有別于過去租賃老舊的產品，戴星翼所指產品租賃是以租賃全新的產品取代銷售。他們擬從燃氣熱水器開始試點，清洗、維修等費用將體現在租金里，而所有權時時刻刻都在企業手里。

　　“燃氣熱水器具有安全性要求高、危害大的特點，所以我們將它作為試點。但是，目前熱水器普遍價格不高，企業的資金周轉能否允許是個問題。另外，一個熱水器使用壽命大概8-10年，某些小型企業可能在此期間早就轉行了，這也是一個問題。”一位課題組成員這樣告訴記者。

　　確定循環經濟初級階段目標困難重重

　　趙旭強調，將循環的理念深化到生產、消費、原料三個層面是應該努力的方向，但她同時表示，鑒于“白皮書”所定的是上海2010年的規劃目標，因此，從產業生態角度而言，“白皮書”的要求還僅僅是循環經濟初級階段的目標。

　　她向記者透露，目前她的課題組主要就汽車、鋼鐵、石化、裝備、電子、船舶等高能耗的行業制訂資源利用率、廢水排放率、能源等方面的生產指標。

　　其方法是將國外先進國家的指標體系作為“遠的標桿”，將同行業的先進企業作為“近的標桿”，制訂出符合2010年該時間段的指標體系，同時還要收集同行業平均水平的數據，以此告訴企業“你能做什么，你能怎么做”。

　　“收集國外的信息比較容易，但(收集)上海本地企業卻很困難。”趙旭不無感慨地說，“企業認為排放量，特別是原材料價格的數據是商業機密，不愿透露，雖然我向他們解釋，‘白皮書’只是給政府部門制訂政策的依據，細節內容并不對外公布，但他們似乎還是很為難。”

　　同樣的難題，也出現在戴星翼對“靜脈產業”的分析中。

　　“靜脈產業”起源于日本，是指將廢棄物轉換為再生資源的企業，因為這些企業能使生活和工業垃圾變廢為寶、循環利用，如同將含有較多二氧化碳的血液送回心臟的靜脈。

　　然而，研究起來，必須清楚廢品回收量和原材料流入量，才能掌握上海循環經濟的總體情況，而原材料流入卻恰恰是政府統計部門缺失的統計數據。

　　“環境經濟現在很熱，談循環經濟的人也很多，但真正做這方面深入研究的人卻不多。”戴星翼長年從事可持續發展的研究，轉而研究循環經濟時也只起始于2001年制作《上海環境資源藍皮書》，但這次難得的機會，卻令他下定決心要帶領課題組強力介入，并把循環經濟作為長期堅持研究的方向。

　　在上海究竟如何發展循環經濟，專家們認為2005年當是破題之年，一切都會在今年給出分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