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外貿依存度的自我審視 微笑曲線扁平化趨勢

　　本報評論員 王梓 見習記者 楊卓

　　在中方對歐美紡織品設限作出“強硬反應”之際，中共中央政治局近期舉行了第二十二次集體學習，此次集體學習的主題是“經濟全球化趨勢與當前國際貿易發展的新特點”，胡錦濤在主持學習時強調，要“全面提高對外開放水平”，體現了我國順應經濟全球化趨勢堅定而積極的姿態。

　　近年來，中國對外貿易保持了強勁的增長勢頭，以中美貿易為例，機械電器、家電玩具等產品每年都有百億美元以上的貿易順差，而紡織品出口在配額取消后更是呈“井噴”式增長。這種增長速度遠遠超過了GDP增速，我國進出口貿易總額占GDP的比重即外貿依存度年年攀高：2002年，中國外貿依存度為51%，2003年為60%，2004年超過70%。

　　據此，有專家提出了對我國貿易依存度過高的憂慮。商務部研究院研究員梅新育表示，作為一個經濟大國，我們把自己的市場和貿易發展命運寄托于貿易伙伴的力量，本身蘊藏著對國家經濟與政治安全的潛在威脅。中央政治局集體學習的主講人之一、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院教授黃衛平也表示，尤其對中美貿易而言，高額的貿易往來所帶來的經濟依賴是值得警惕的，畢竟，一個如此依賴進出口貿易的經濟大國史無前例。

　　高度貿易依存的國際經濟背景

　　與國內一般的分析不同，中國宏觀經濟學會常務副秘書長王建對于目前的貿易依存度很不以為然。早在1980年代中期，王建在其代表作《關于國際大循環經濟發展戰略的構想》中就提出“發展大進大出的加工型經濟”，為黨中央制定和提出“沿海經濟發展戰略”提供了依據。同樣，對于貿易依存度的分析，也顯示了王建開闊的國際視野。

　　根據王建的分析，我國目前高度的貿易依存度依賴于已經徹底改變的國際經濟環境。這可以從美國著名經濟學家克魯格曼說起。

　　1970年代，以克魯格曼為代表的經濟學家對傳統比較優勢理論進行了全面批判，批判的依據就是，二戰以后到上世紀70年代，國際直接投資一改從宗主國到殖民地的流向，轉為在發達國家之間運動。根據有關統計，在這一時期，發達國家間的投資要占到全球FDI的80%以上，而國際貿易結構也相應的從二戰前以初級產品貿易為主，轉變為80%以上的制成品貿易。克魯格曼基于產品需求的差異化發展和規模經濟報酬遞增效應的新貿易理論得以立足。

　　當時，國際貿易處于兩個相對封閉的體系之內，在發達國家之間彼此分工和貿易的“水平分工圈”之外，還形成了一個南北國家之間的“垂直分工圈”，這兩個分工圈的長期存在，構筑出南北國家間產業結構、貿易結構、勞動生產率以及工資水平和物價體系方面的鴻溝，也帶來了發達國家以工業制成品和初級產品交換之間的巨大“剪刀差”，導致發展中國家工業化發展進程緩慢。

　　1991年，“冷戰”格局宣告結束，長期被壓抑的發達國家產業資本轉移的沖動很快得以釋放，由此導致國際產業資本運動方向的又一次改變。國際產業資本流動方向再次改變到主要是朝向發展中國家，而投資的內容也從二戰前主要是開發初級產品資源轉為是主要投資到制造業。在外資的拉動下，中國的出口貿易結構也在不斷發生變化，1994年機電產品出口第一次超過輕紡產品，成為中國的首位出口產品，2004年機電產品則首次出現貿易順差，順差額高達224億美元，是一次歷史性的轉折。

　　二戰后到1980年代末，工業化國家所消費的工業制成品是由發達國家間彼此分工的生產體系共同生產，初級產品資源的流向則和二戰前一樣，是從“南方”國家流向“北方”國家。但是，從1990年代初期以來，發達國家則是將物質產品的生產體系逐步向發展中國家“搬移”，使制成品貿易替代初級產品貿易，成為南北國家間的主要貿易內容，而世界初級產品貿易的流向，也從以往從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流動，改變為在發展中國家之間流動，甚至由于發達國家的產業外移，發達國家國內的資源出現剩余，也開始向發展中國家流動。以中國為例，由于制造業的迅速發展，1994年中國開始成為初級產品凈進口國，2004年我國初級產品進口已超過1000億美元，當年初級產品貿易逆差則超過了700億美元。

　　王建判斷，兩個價格體系的逐漸融合，導致發達國家的產業不斷外移，現在還只是處于起步階段，遠遠沒有到達高潮，在此背景下，資源稀缺而又充當“世界工廠”的我國外貿依存度還會繼續增加，達到80%、90%的水平不足為奇，也不足為慮。

　　而根據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外資部副部長隆國強的研究，進行外貿依存度的國際比較，需要考慮各國在GDP構成、貿易結構、匯率等方面的差異，據此修正后的中國貿易依存度在19%～60.5%之間，遠低于德、美、日等大國，高度貿易依存的壓力本身也許并不存在。

　　規避“拉美化”

　　對于我國貿易依存度的憂慮，直接的原因在于拉美的比照，判斷中國是否會“拉美化”，需要從二者的貿易模式上加以分析。

　　與二戰后新型貿易形勢相關，資源豐富的拉美國家長期飽受“價格剪刀差”之苦。上世紀六七十年代，拉美的官員和學者提出“進口替代”戰略，為進口機器設備，拉美國家大量借貸。恰逢兩次石油危機的發生，巨額流到美國金融體系中的石油美元找到了出口。但是，施行了進口替代戰略后的拉美國家在出口減少的同時也降低了償債能力。加之上世紀80年代，美國為應對嚴重的通貨膨脹大幅加息，使得拉美國家所借商業貸款憑空增加，從而引發了拉美國家的債務危機。此后，拉美國家一直沒有走出債務陷阱。

　　王建認為，我國的出口導向型貿易策略完全可以規避拉美化——出口能力的增加顯然會提高償債能力。統計數據表明，盡管2002年以來，我國每年利用外資的額度超過500億美元并持續增長，但同樣，我們的外匯儲備也在持續增加，目前超過6000億美元的外匯儲備給了我們足夠的信心。況且，相比拉美的商業貸款，我國吸引直接外資的償債壓力要小得多。

　　在否定我國拉美化危機的同時，國家發改委外資研究所所長張燕生擔心，我國從2002年開始每年10個百分點貿易依存度的迅速增長，如此超常規的速度勢必會帶來諸多問題，內需的不足將成為未來經濟發展的重要瓶頸。

　　梅新育表示，過度依賴外需確實制約了內需的可持續增長，這一方面是因為中國巨大的潛在生產能力本身就無法獲得足夠外需，另一方面是因為過度依賴外需加劇了中國的消費與投資失衡。但是，外需能夠通過前、后連鎖作用拉動內需，來自發達國家的外需能夠在投資和消費兩個領域通過“示范效應”推動內需升級；反過來，龐大內需市場也能夠通過強化企業競爭力而促進擴大外需，我們的家電產業就是如此。

　　堅持對外開放戰略，分享全球的產業化發展進程，是大勢所趨，與此同時解決經濟的內在拉動力也有著廣泛的共識，更重要的一點則在于，提高我國出口產品在全球化產業鏈中的位置，盡快推動產業升級——這是決定一個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轉變的關鍵。

　　“微笑曲線”扁平化趨勢

　　以此次紡織品摩擦為例，可以判斷，中美不會發生全面的貿易戰。核心原因在于，與上個世紀發生的日美貿易沖突不同，中國的出口優勢產業是美國的夕陽產業，而且大多沒有自己的核心品牌，還遠不能與美國的優勢產業產生針鋒相對的競爭。而目前產生的貿易摩擦多是在世界產業轉移的過程中，發達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同發展中國家的生產要素價格相靠攏產生的結果。最激烈反對全球化的恰恰是各個發達國家的工人和各種勞工組織，但是畢竟，財富階級掌握著資本，控制著國家權力。對于我國與歐美的貿易摩擦而言，從產業轉移中獲得了巨大收益的利益群體是我國最有力的支撐，而我們的強硬立場也增強了外來投資的信心，要知道，我國進出口超過50%的產品屬于以外資為主的加工貿易。

　　然而，另一方面，這也揭示了目前中國的貿易品大多還處于產業鏈條的下端，也就是“微笑曲線”的底部(如圖)。這意味著，我國出口產品的技術含量、自主品牌和附加值都還沒有達到與一個貿易大國相匹配的地位。

　　當然，這并非意味著我國在世界產業鏈中處于絕對的劣勢。一方面，加工貿易的發展使我國在人力和土地方面的比較優勢最大化，推動了經濟的迅速發展；另一方面，王建判斷，隨著發達國家制造產業鏈的前段與后段向發展中國家轉移，以及發展中國家的科技自主創新能力的提高，“微笑曲線”將會在發達國家產業轉移的后期趨于“扁平”。而在轉移的高峰期，由于發達國家總是將產業鏈條中附加價值低的部分首先轉到發展中國家，所以在未來相當長時間內，這張“笑口”會張得更大，即曲線的中間部分還會進一步“下沉”。�焾D 隨著時代變化的微笑曲線的形狀��

　　正像自工業革命以來，各種科學技術的發明首先是集中在工業生產能力最強大的英國，而后轉移到新的“世界工廠”美國一樣，由于發達國家的產業資本不斷外移，一些發展中國家例如中國開始成為新的世界物質產品生產中心，科技進步的中心也會從發達國家向發展中國家轉移。根據OECD的數據，從1991～2002年，美國的R＆D經費的年均增長率為5%，日本為1.8%，而中國為16.2%，增長率排名世界第一，總額也超過了意大利、加拿大和韓國，位居世界第六。日本在6月3日發表的白皮書也顯示，“10年前在中國設立研發中心的日本公司只占0.9%，現在已經增加到了11.5%。”而這顯然是趨勢所在。

　　可以判斷，從長期看，發達國家的制造業，不論低端還是高端，都將不斷向發展中國家轉移，順承此趨勢，我國從貿易大國向貿易強國的轉變也就為期不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