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惕金融陷阱 中美貿易摩擦逼近中國核心利益

　　作者 楊磊 劉英

　　摩擦經濟時代的“合理沖撞”？

　　《中國經營報》：多種跡象表明，中國已經進入了貿易高發期。這是中國發展的必然過程嗎？

　　張運成：我認為目前中國已經進入了貿易摩擦高峰時期，全球貿易戰經歷了橡膠戰、鋼鐵戰、牛肉戰，現在是對中國的紡織品戰。在國際貿易中，支持自由貿易的勢力和貿易保護主義勢力一直在進行斗爭，從來沒有改變。目前中美貿易摩擦比較突出，這種摩擦已經具體到某一件事情或者是某一個領域。預計未來一段時間內，中國的貿易環境不會好轉，反而是更趨于復雜化。

　　達巍：我認為中國目前的貿易爭端是不可避免、無法轉移的糾紛。任何一個國家經濟發展到一定程度后，就必然會產生這種糾紛。但是由于中國經濟規模大，中美貿易順差大，因此顯得較為特別。

　　與日本或亞洲四小龍國家相比，中國的經濟規模更大，經濟結構縱深更大。在日本和韓國，他們可以很快實現產業升級，隨著資本的向外轉移，勞動密集型產業以及由此產生的貿易糾紛就可以轉嫁到外國去，貿易摩擦問題也就解決了。但是在中國比較難，因為中國經濟結構縱深大，產業升級較困難。因此有人說，中國有一個“產業黑洞”，資金吸收過來就很難走掉，但同時貿易摩擦也很難轉移到別國。

　　另外，在經濟發展中，中國現在已經成為一個世界工廠。由于韓國、日本等一些亞洲國家把他們的一些低端和初級生產轉移到中國，加大了中國對美國的順差，增加了貿易摩擦。因此我認為中美貿易糾紛在短期內解決幾乎是不可能的，甚至會愈演愈烈，這是中國經濟發展不可避免的代價。

　　江涌：我們把貿易摩擦放在一個全球化時代的大背景下看待，在這個大背景下，由于各國間聯系的增加，經濟交往增多，相互依賴加深，因此必然導致國家與國家間矛盾的增加。正因如此，國外有專家論述，全球經濟進入了所謂的“摩擦經濟時代”，它的突出特點是摩擦的復雜化、綜合化與常態化。對中國來說，快速的經濟增長，對外貿易的急劇增加，必然與其他國家產生這樣的矛盾，這就是我們所說的“合理對撞”。

　　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并不單純

　　《中國經營報》：日本與四小龍是我們的亞洲鄰國，現在中國遇到的貿易摩擦與它們上世紀所經歷的貿易摩擦是否有可比性？

　　張運成：就貿易摩擦本身來說，目前中國經歷的紡織品貿易摩擦，與上世紀日本遇到的貿易摩擦性質和內涵是不一樣的。

　　當時的日本所處的國際貿易體制還比較簡單，與美國間的貿易摩擦屬于發達經濟體內部的問題。而目前國際間的貿易更加復雜化，在全球范圍內，出現了不同陣營的國家間同時搶市場、搶資源的情況。與日美間貿易摩擦相比，中國與美國間的貿易爭端往往是復合型貿易爭端，解決起來也較復雜，會涉及到匯率、知識產權等系列問題。同時，中美間的貿易摩擦并不是發達經濟體內的摩擦。不過，在匯率問題上，中日之間有可比性。在不同的時期，兩國的匯率都成為貿易摩擦的焦點。

　　王珊：我認為，目前中美圍繞紡織品展開的摩擦，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日美貿易摩擦不可同日而語。從摩擦內容上看，中美之間的紡織品貿易，只是中美貿易一個較小的組成部分，其在中美貿易當中所占有的份額也有限。而且，從產業結構上看，紡織業在美國產業當中只占一小部分。不過，對中國而言，紡織行業屬于勞動密集型產業，其所涉及的就業人口眾多。而上世紀70年代日美貿易摩擦的主體是汽車和半導體行業，因此日美貿易摩擦也主要圍繞這兩個行業展開。

　　江涌：中美之間的貿易摩擦，與美國跟韓國、日本之間的貿易摩擦有很大的不同，有可能會上升到政治風險和其他的經濟風險，特別是金融風險。

　　從貿易摩擦發展的階段上來說，它們有一定的可比性。日本（后來是亞洲“四小龍”）從20世紀五六十年代經濟恢復，到七八十年代經濟急速上升，期間對美貿易摩擦也經歷了不同的階段：50年代主要是勞動密集型摩擦，如紡織品；60年代是資本密集型產品，如鋼鐵；70年代主要是技術密集產品，像彩電、半導體；80年代最重要的是尖端技術和汽車業的摩擦。中國現在跟美國之間的摩擦類似日本當初五六十年代跟美國之間的摩擦，集中于紡織品等勞動密集型產品的摩擦。

　　另外，伴隨地區產業的轉移，東亞與美國的貿易摩擦也經歷了近乎相同的歷程。日本把它的低端產業轉移到“四小龍”后，“四小龍”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加劇，即在美國和日本之間進行技術密集產品摩擦的時候，美國跟“四小龍”進行的是勞動密集產品和資本密集產品的摩擦。

　　當中國接受了日本、“四小龍”等的產業轉移后，中國也同時接受了日本、“四小龍”等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在我國貿易出口中，外資企業占出口額的50％以上。因此目前中美貿易順差其實應當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跟美國之間的貿易順差。中美貿易摩擦也是中國所在的東亞地區跟美國之間的貿易摩擦。

　　日本教訓：貿易戰節節勝利金融戰一敗涂地

　　《中國經營報》：當年日本化解美國壓力有什么經驗、教訓？

　　江涌：日本重視用戰術解決問題，在面對日美貿易沖突時，日本采取自主限制出口、拖延時間、購買美國國債等方法，但是現在看來，這些方法只在戰術層面起到作用。

　　在戰略上日本是失敗的。美國通過要求日元升值、改變匯率等措施不斷牽著日本走，最終從金融上遏止了日本的發展。在貿易摩擦中，最初日本態度較強硬，但之后不斷以日本讓步作為貿易解決的結果。在日美簽訂了多項協定后，日本已不自覺地落入了一個陷阱。日本與美國在其中的利益博弈就如猴子與香蕉的故事一樣。華盛頓金融界拿著“日元升值”這一“香蕉”引誘日本這只“猴子”。雖然日本知道前面有陷阱，但最后仍無法克制自己，掉進陷阱，日本金融泡沫破裂。

　　韓國的經驗：努力扭轉“日本第二”的形象

　　《中國經營報》：韓國也遇到過與美國的貿易摩擦，它是如何解決的？

　　江涌：一方面，韓國積極增進與美國新型的合作伙伴關系。韓國認為，可以通過增進與美國的關系緩解貿易摩擦壓力。

　　從戰術上，韓國認為應該減少對美國的依賴。2000年后，韓國加強了與歐洲、東南亞特別是跟中國的經貿往來，努力提升非美國家和地區在韓國外貿中的地位，減少對美國的依賴，最終降低直至消除與美國的摩擦。

　　同時，韓國改善和加強了與美國民間團體和企業間的關系。從而借助這些團體緩解來自美國的壓力。

　　另外，韓國通過多種手段，如在美國搞公關，來塑造自身新形象。當時美國說韓國是“日本第二”，為此，當時韓國宣稱，韓國的政治、經濟、外交以及生產的產品，都與日本不一樣。通過這些宣傳，韓國有意地刻畫出韓國并不是日本，不會與美國發生劇烈的貿易摩擦。韓國還啟動了韓美之間的自由貿易談判，以增進韓美間的經貿關系。

　　中美貿易摩擦直逼雙方核心利益

　　《中國經營報》：目前美國與中國間貿易摩擦的實質是什么？

　　陳向陽：中國進入貿易摩擦的高發時期，不僅僅是由于因為貿易摩擦產生的，背后還有更深層次的原因。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使得美國等發達國家擔心，他們不能確定中國未來的發展以及未來中國對國際形勢的影響，于是他們對中國增長的戒心在增強，希望用規則束縛中國，用美國的話說就是要求中國按規則辦事。

　　達巍：中美貿易糾紛也不是一年兩年了，但是現在有一個特點，逐漸逼近中美雙方的核心利益，尤其是中國。上世紀90年代中國也遇到了許多貿易糾紛，但在中國的一些讓步下就可以解決。但現在幾乎是無法讓步了，貿易摩擦正在轉到匯率問題上。現在匯率要改革就會有16萬人失業，這對中國來說很嚴重，人民幣升值風險很大。

　　在美國看來，來自中國的挑戰不止貿易。大家可能已經注意到最近一年來，美國媒體紛紛炒作中國崛起，中國在金融、安全、環境、能源等方面對美國形成或將形成挑戰。因此中美貿易糾紛不僅僅是經濟問題，它的意義已經上升到了戰略層次。

　　江涌：人民幣匯率問題是目前中美經濟關系的核心問題。美國升溫貿易摩擦意在進一步施壓人民幣升值，包括美國等眾多國際經濟專家都認為，人民幣匯率的調整對美國沒有什么好處，也不能解決美國的雙赤字問題。連格林斯潘都強調，人民幣匯率調整20％都解決不了這個問題。即使如此，美國以前所未有的態勢高壓中國調整匯率，個中自有玄機，那就是牽制中國發展，延緩中國的崛起速度。

　　警惕貿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

　　《中國經營報》：一些國家利用貿易摩擦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向中國施加壓力，中國應該警惕什么？

　　劉軍紅：自1971年布雷頓森林體制的固定平價瓦解，國際貨幣體制轉向浮動匯率制后，日美貿易摩擦的動向就成為日元、美元匯率變化的重要因素。1973年日本實行浮動匯率制后，直到1995年中期，日元、美元匯率始終處于極度不穩定狀態，并表現了日元長期升值趨勢。在此過程中，日元升值與美國對日貿易政策和日本央行金融政策有直接關系。首先是來自美國貿易政策壓力，然后導致日元升值，最后引起日本國內金融政策變化。而日元國際化政策則可能成為弱化外來壓力，增強國內金融政策自主性和政策效果的必然選擇。

　　在日美貿易摩擦日趨白熱化的背景下，1985年9月，在美國主導下，西方五國達成“廣場協議”。短短一年內，致使日本經濟陷入“日元升值型衰退”。迫使日本調整傳統的外匯政策，以適應“國際協調性的浮動匯率制局面”。可見，在整個日美貿易摩擦的過程中，美國始終抱著將日元匯率作為對日貿易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的戰略意圖。

　　江涌：在當前巨額游資壓境之下，匯率調整使中國經濟面臨的危險是前所未有的。中國本已承諾選擇適當的時機加以調整，但是美國迫不及待，以空前的、近乎“最后通牒”的態勢高壓中國。要求中國必須在規定的時間（6個月內）、按規定的幅度（至少10％）來調整人民幣匯率，否則就將中國列入“指定名單”，在貿易方面做出報復行動，對進口的中國產品加征27．5％的懲罰性關稅。國際經濟專家普遍傾向，人民幣升值，美國無法從中得到實際好處，而中國經濟則面臨前所未有的風險。這不能不引起有識之士的警覺。因為在歷史上，美國就曾用類似手段而使日本陷于困境。

　　二戰后，在美國的羽翼下，日本經濟得到了快速恢復和發展，到20世紀80年代中期，日本一舉成為資本主義世界第二經濟大國，取代美國成為世界最大債權國，暴富起來的日本一度甚是囂張，不斷叫囂對美國“說不”。于是美國發起了一個接一個的貿易戰，盡管日本在戰術上一一化解，但是與此同時卻陷入了美國精心布局的戰略圈套。美國先后通過《廣場協議》（1985年）、《盧浮宮協議》（1987年）以及《巴塞爾協定》（銀行的資本充足率達到8％），一舉將日本誘入“金融陷阱”，使日本經濟長達十年的低迷，再也無法與美國抗衡（1950年日本ＧＤＰ只有美國的4％，1994年相當于美國的70％，目前不到美國的一半）。如今，美國似乎如法炮制，美國極右勢力揚言，要像1985年對付日本一樣，讓中國經濟倒退10年。因此，中國應密切關注美國升級貿易摩擦背后的“金融陷阱”。

　　中國的誤區：比較優勢崇拜、貿易順差崇拜

　　《中國經營報》：中國在解決國際貿易摩擦時應反思什么？

　　江涌：我們有很多值得檢討的地方。

　　首先是重商主義的思想與實踐。我們長期強調外貿，采取多種措施鼓勵出口，贏得順差，不顧貿易條件的不斷惡化，而專心地賺取外匯。為此，中國的外匯儲備急速增加，連我們自己都承認超過了“合理”的需求，但是卻沒有及時調整我們的外貿政策，仍舊沿襲過去的道路。

　　其次是自由貿易與比較優勢。如何發揮比較優勢進入國際市場，從中國的觀點看來是一個比較優勢，但是在別人看卻不是比較優勢，而是絕對優勢。因為勞動力成本優勢太明顯了。2001年日本首先發難人民幣匯率問題，日本指出中國不僅有廉價的勞動力優勢，還有先進的技術優勢，更有廉價的貨幣優勢，這三大優勢結合起來就是絕對優勢了。現在一部分發展中國家在貿易上反對中國，就是因為中國的勞動力成本太低了，別人感覺沒有活路了。

　　中國立足比較優勢理論，前提是世界奉行自由貿易。但是，我國目前所處的環境并不是自由貿易體系，而是管理貿易體系。在管理貿易體系下，我們的自由貿易理論和比較優勢自然會遇到一些挫折，重商主義因此也是行不通的。

　　第三是經濟增長的源泉與動力。經濟學教科書指出，對外貿易是經濟增長的發動機，促進經濟發展。實踐上的成功使我們過于執迷與依賴這一策略。但是，中國是個大國，中國若和平崛起，就必須充分開發自己的市場，走擴大內需來促進經濟增長的道路。

　　解決之道：一個原則、兩個不必、四個籌碼

　　《中國經營報》：中國應該如何更好地解決所面臨的貿易摩擦？

　　陳向陽：近期中國國家領導人講話說，在新的形勢下對外開放，包括經貿摩擦的問題，要用全球戰略眼光和全球戰略意識解決問題。我認為可以稱之為中國全球戰略。作為中國大戰略的核心部分，本質是和平發展戰略，目標是和平發展，方式也是和平發展。這里邊強調中國的國家利益，也強調對方的利益，適當的妥協，外交就是妥協藝術，雙方面的妥協，不是單方面的。

　　江涌：處理中美貿易摩擦，應依照一個指導原則、注意兩個不必、用好四個籌碼。中國應該從戰略和戰術上考慮并解決這個問題。處理中美貿易摩擦，在戰略上要服從中美關系，中美關系不能破，中美關系是當今中國最重要的對外關系，中美關系的好壞直接決定了我國戰略機遇期的長短，這是一個總的指導原則。

　　在與美國的關系中，我們應該把握適度，不能無理性地硬到底。因為中美貿易是一種互補性的貿易，兩國在國際分工中處于兩端，美國為高端，產品的彈性小，很多在國際市場上屬于奇貨可居，而且還限制對華出口；中國是低端，產品的彈性大，替代性強，在國際市場上俯拾皆是。如果中國對美國強硬到底，盡管有可能出現兩敗俱傷，但是受重傷的無疑將是中國。

　　另外，我們應該謹慎地訴諸世貿組織尋求解決問題。世貿組織的規則是什么？這個規則本來就是發達國家設定的，留了很多“后門”、“灰色地帶”。即便世貿組織接受上訴，但是啟動相關程序、進行調查總是曠日持久。好不容易等到裁決，往往是各打50大板，各方感覺都沒有“輸”。即使世貿組織裁決對中國有利，中國也撈不到什么好處。因為解決問題的最后手段是貿易報復。遺憾的是當今世界只有歐盟在經貿上擁有與美國抗衡的能力。

　　現在中國應該坐下來協商、談判。協商、談判需要相應的籌碼，而在技術上，由于中國經濟更加強大了，因此與美國談判的籌碼不是少了而是多了。

　　首先是農產品(資訊 行情 論壇)。去年，中國出口到美國紡織品為100億美元，而美國對華農產品出口達到80億美元。薄熙來部長講，中國跟美國談判的時候有可能提出農產品貿易，美國限制中國的紡織品，中國就提出限制農產品。在美國，紡織行業的實力遠沒有農產品部門力量強大，這是籌碼之一。第二，知識產權。既然美國提出知識產權，中國在知識產權方面還是有余地的，中國侵犯知識產權80％是侵犯自己的，我們提出打擊盜版其實對中國更有利。第三就是人民幣匯率。其實人民幣匯率的主動權還在我們手里。第四，巨額外匯儲備以及相應的儲備結構調整，這最具殺傷力，萬不得已不能輕易提出。

　　作者：楊磊,劉英

　　（來源：中國經營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