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模式顯山露水

　　（一）拍賣 重慶鐘表廠拍賣一分鐘的謝幕

　　信報記者 胡斯然 林華強 廖青蘭 報道

　　拍賣全程一分鐘

　　雖然先前輿論給予了足夠的關注，但在重慶鐘表廠的拍賣現場，并沒有足夠的氣氛來襯托這個曾經享譽全國的老牌國有企業應有的份量。

　　哪怕它的標的達到1.3億元，是重慶市規定涉訟經營性國有產權必須進場交易以來，最大的一宗國有破產財產處置；哪怕它有顯赫的身世，曾以“山城牌手表”的金字招牌，成為重慶近代輕工業的標志產品；哪怕它尚有龐大的家底，約149畝土地及6.7萬多平方米廠房等坐落在重慶主城的黃金地帶，但在拍賣現場，記者和工作人員顯然遠遠超過了拍賣參與者。

　　5月31日11點，聯交所。非常平靜。一次競價。一槌定音。全場只有9號牌的周姓男子舉手應價。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下，他以1.3億元起拍價，1分鐘內買走其拍賣資產。

　　情況出乎人們的意料之外——在5月30日出現的兩位競爭者沒有舉牌！

　　根據聯交所的負責人介紹，此次拍賣，對競買人的門檻設置得非常高：需繳納6000萬元保證金，創下重慶拍賣業的最高紀錄。盡管如此，5月30日上午9點，仍然有3位交了6000萬元保證金的買家進場。

　　沒有人知道競爭者的真實情況，他們在拍賣結束后，就率先離去。而9號牌的周姓男子經過簽字畫押后，也沒有理會在現場的任何記者，匆匆離開。

　　全過程不超過5分鐘。

　　買家是誰？鐘表廠的資產又將如何處置？

　　資產處置仍是謎

　　幾經周折，記者從聯交所處得知，這位不愿透露任何信息的買家是重慶渝富資產公司代表。這是一家國有公司，成立于2004年3月18日，一直從事我市不良資產處置，并具備土地儲備功能。

　　隨后記者從渝富辦公室秦主任處得到證實。不過，他沒有透露所購資產的用途。

　　據市聯交所人士介紹，5月31日進行的拍賣，涉及重慶鐘表工業公司破產財產的無形資產、土地和房產。其中，包括近10萬平方米土地(約149畝)，以及6.7萬平方米廠房、倉庫和辦公樓、庫存鐘表(估價47.1萬元)及400臺機器設備等，資產評估總價為1.25億元左右。

　　“顯然，此次拿下近10萬平方米土地，是渝富的意圖所在。”業內一人士揣測著說：“雖然目前該地塊屬于工業倉儲教育性質的劃撥地，但由于毗鄰石橋鋪，周邊社區和配套都比較成熟，改變性質后，將是很好的商業和住宅開發用地。”

　　記者調查獲知，重慶鐘表公司附近的商業用地，一般價格在100萬元/畝左右。“149畝地當值1.49億元，僅此一項就超過拍賣底價。”

　　渝富資產管理公司有關人士在非正常場合也透露，拍得的土地將作為儲備進行整治，至于機器設備、存貨、無形資產，會在近期進行研究處置。

　　但這種說法并沒有得到確認。

　　6月3日，記者以購買者身份詢問渝富公司鐘表廠資產相關處置情況。一位自稱姓周的負責鐘表廠項目的工作人員表示，“目前鐘表廠的資產處置方式暫未確定，等開了相關工作會議后再定。到時候你可以打電話來詢問。”

　　而對于更多有關鐘表廠資產處理情況的細節，他表示不便透露。

　　“沒落貴族”早蒙塵

　　被成功拍賣的消息迅速傳到重慶鐘表廠，石橋鋪蘭花村1號。

　　破舊的大門，“重慶鐘表工業公司”幾個字依稀可辨，大部分廠房都掛上了一些與鐘表毫不相干的招牌。

　　6月3日，記者到達現場，看到廠房大都已經分別租賃承包給私營業主，生產摩配、塑膠等等。據長住鐘表廠家屬區的職工家屬介紹，由于鐘表廠早已停廠。為了增加收入和不讓廠房閑置，多數廠房都租給了一些個體經營者，僅獲得微薄的租金。

　　記者沿鐘表廠的兩個廠區而行，廠區里非常安靜，曾經最繁忙的辦公樓大門前的玻璃早已殘缺，內部更是破敗不堪。記者來到二樓會議室，透過玻璃門看見桌子、椅子雜亂堆放著，上面鋪滿了厚厚的灰塵，顯然是很久都沒有人來過。辦公樓的境況在鐘表廠算最好的，其它廠房的境遇就更加慘淡。幾個曾經在鐘表廠的發展史上立下赫赫戰功的廠房如今也是被野草圍住。一名在鐘表廠某廠門門口生產零件的小工告訴記者，他已經在此工作一年多。“但不是鐘表廠的人。”

　　而在此時，雖然拍賣的事情塵埃落定，但在以重慶鐘表工業公司為中心的住宅小區內，人們仍不由自主地聚集在一起議論此事。

　　曾經輝煌化成灰

　　80歲的劉建成老人在獲得這個消息時，更是悲傷。他似乎放心不下一些事情，帶著記者在鐘表廠的幾處老廠房里繞著圈。

　　“我于1952年3月3日從區政府到鐘表廠報到，8月份進廠。”據老人介紹，那時候他去的地方是鐘表廠的前身，但并不生產鐘表。“當時廠里是以生產樂器為主，直到1955年，廠里才做出第一塊鐘表。”

　　鐘表廠從此開始了它的輝煌。特別到上世紀80年代，輝煌一時。當時，山城手表的年產量曾達到近200萬只，重慶鐘表工業公司發展成為資產上億元、下屬10多家企業的大型國有企業。“山城”牌手表、“金山城”手表及“舵牌”三個耀眼商標，曾經與上海牌、海鷗牌手表齊名，縱橫國內。

　　即將惜別與鐘表廠共渡的第53個年頭，劉建成老人一遍遍細數著早已出租給別人的廠房，不止一次地表示不舍。但他明白，“廠里差了國家的債，賣了廠還債也是對國家有個交待。”

　　幾十年過去了，鐘表廠經歷了大起大落，最終也走到了它“宿命”的終點。

　　情感依戀猶難舍

　　對于見證了光耀與榮譽的“鐘表人”來說，一些情感上的依戀遠大于了對拍賣場上價格的追求。

　　卓振友老人亦是鐘表廠在創始之初的“老領導”。他17歲便進入鐘表廠前身珊瑚壩飛機碼頭做工，鐘表廠是他一生共處最長時間的老友。

　　“當時周亞廠長借了三萬塊錢在珊瑚壩飛機碼頭買了廠房，我們就這樣一點點的做起來，直到后來做到1987年的時全廠職工7000人，‘內八廠、外八廠’的龐大規模。”憶起往日的輝煌，卓振友提高音調，引來了幾個路過的年輕“鐘表人”。

　　“五十多年過去了，曾經為鐘表廠辛勤勞動過的同志有的已經告別人間，健在者大多數已到暮年。”這是記錄鐘表廠創始人周亞人生方志里的一句話。卓所提到的飛機碼頭廠房和周亞廠長，對于鐘表廠來說都是歷史中無法抹掉的一輪。

　　1952年六月10日“全廠員工”的一張合影顯示，當時整個廠里不過46人，《秉森韻志》(記錄周亞生平事跡的一本方志)中周亞本人也無法想到今天的鐘表廠會關系到數千人的命運。

　　在以后的五十年中，鐘表廠漸入輝煌，直到最光輝的1980代末，有了在江北、沙平壩、渝北、楊家坪等地大建分廠的“盛世局面”。

　　“1987年，鐘表廠在現在的廠區建有八個工廠，在外面同時建有八個工廠。”卓振友老人為記者描述“內八廠、外八廠”的來由。

　　“那個時候廠里買了12部大客車，專門接送廠的里職工上下班，人們只要知道你是鐘表廠的職工，都會敬你三分。大家都把手上戴一塊山城牌手表當著一種榮耀。”

　　而今天，即使在這批老鐘表人的家中，也很難找到一塊“山城牌”手表。劉建成老人認為這是在1980年末的時候，工廠生產的質量跟不上形勢，電子表和進口表大量涌入造成的。“市場開放后，大家都去用價錢便宜功能多的電子表，工廠里的表一下子就滯銷了。”

　　“鐘表廠由輝煌到沒落原因是多方面的。市場變化了，人們對手表的需求量減少；企業包袱過重，無法抽出足夠資金投入新產品研發，產品結構單一等。另外，還有管理、人才等等因素。真是一言難盡啊。”一位熟悉鐘表廠的人士對記者說。

　　據卓振友回憶，到1998年時，當時廠里的職工就從7000人減到了4000人。“廠里職工的工資都在200元左右。”他認為從這個時代開始，鐘表的榮耀已經不存在了。

　　“重慶鐘表公司破產財產處置歷時3年。”老人不堪回憶這段迅速走向衰敗的歷史，“2002年2月17日，重慶市第一中級法院宣布重慶鐘表工業公司破產。2003年，該企業曾進行過一次拍賣。當時處置的包括1200臺套閑置機器設備，以600萬元成交。”

　　在以后的幾年里，日子都是在一些傳言里度過的，除了偶爾和朋友一起回憶起昔日的輝煌外，卓振友和劉建成這批鐘表廠的創始人開始擔心諸如住房公積金等問題。尤其是在2001年負責鐘表廠破廠的清算工作組進入廠里以后，劉建成更是只要“有機會”，就適當地尋問清算工作組相關情況。

　　清算組不會退場

　　幾經波折，在鐘表廠的一處老式辦公樓內，記者見到了這位“常駐鐘表廠”的工作組的一員——廖善顏，他是從江津造紙廠抽調過來的。他表示，工作組雖然成員多達14人，但常駐鐘表廠處理日常工作的一共有三個人，他是其中之一。

　　據悉，清算組的具體職責主要是：全面接管企業，負責破產企業的財產、賬冊、文書、資料和印章；依法對破產企業的財產進行清理；提交財產變現和分配方案等。

　　雖然鐘表廠已經成功拍賣，但工作組的工作在短期內不會完成。據了解，工作組由市一中院組織，其成員包括經委等相關部門的代表。工作組自2001年10月30日進場以來，“面臨著巨大的壓力”。而現在，更是到了關鍵時刻。

　　6月6日上午10點30分，有人通知原鐘表廠的部分職工因為住房公積金等問題又在和輕紡集團交涉，他不得不又一次面對“壓力”。

　　對于鐘表廠賣給渝富公司后的具體走向，廖不置可否。對于鐘表廠的資產管理，廖表示在拍賣之前，應由工作組管理，拍賣以后，就應由渝富公司管理。“由于拍賣離現在僅有幾天時間，資產仍沒有移交。”他表示移交給渝富公司后，工作組仍不會退場。

　　（二）詮釋 渝富公司介入政策性破產企業

　　“重慶模式”浮出水面

　　信報記者 胡斯然 報道

　　兩個背景:2008年大限， 拿捏平衡度

　　如今，在國有企業改革方面，只要重慶有丁點風吹草動，就會受到全國范圍內方方面面的人士關注。

　　重慶因為近兩年做出的斐然成績，被冠之“重慶模式”而聞名。

　　5月11日，在重慶召開的一個為期三天的國有企業改制與產權轉讓工作會議，為國企改革指明的兩大方向。這兩大方向是：2008年之后，國有企業將不再實施政策性關閉破產。而政策性破產最終將由國家財政來“埋單”，這是國家支持國企改革的優惠政策。另外，當前的改制和產權轉讓必須把規范放在突出位置，需要拿捏好推進改制速度與保持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度。

　　這讓進行正酣的全國改革推動者在重慶找到了新的改革模式。

　　“我們關注重慶鐘表廠，并不在于它本身，而在于希望能夠從中窺得全國聞名的‘重慶模式’一些操作手法。”6月6日，陜西國資委一位官員在接受記者采訪時說。

　　他更希望了解的是，根據重慶市第一中級人民法院的民事裁定書，鐘表廠在拍賣前，截止2001年10月30日，該公司評估資產總額僅為9586千萬元，但負債總額達到4.61億元，資產負債率為481.12%。這樣的企業在拍賣之后，先前的負債將如何處置？

　　而對債務的處理手法，正是“重慶模式”的成敗關鍵，也是其社會關注所在。

　　一個經典案例：概括“重慶模式”

　　去年11月底，重慶市首批117戶市級國有企業共80.1億元的中國工商銀行債務已實現買斷，第二批70多億元區縣企業不良債務正在處置之中。

　　該案例的核心是，市政府聯手四大國有商業銀行、四大資產管理公司以打折的方式對該市債轉股和債務剝離后的不良資產進行處置。

　　它的關鍵點是，市政府得到國務院特批以20%左右的回購率，對重慶市國有企業在工行157億元的債務本息進行了打折回購。

　　它的一大亮點是，市國資委以自己屬下一家注冊資本為10億元的資產管理公司為操作平臺，用國家開發銀行的17億元貸款，從工行手中回購了重慶市117家企業的80.1億元的工行債務，讓這些企業的土地、房產、設備得以解押。

　　通過以上操作，重慶國資委提供的數據顯示，665戶企業在工商銀行150億元的不良債務處置完成，使得這些企業整體的資產負債率下降了10%，而重慶工商銀行的不良資產率也從去年的26%下降至13%。

　　在上述操作中，處于核心的這家資產管理公司就是重慶鐘表廠的接手方：渝富公司。

　　雖然目前對鐘表廠的資產處置方法，以及債務的清償方式尚不能從權威部門得知，但可以肯定的是，它就是上述故事的繼續。

　　“不僅是鐘表廠要這么做。重慶市市級國有企業目前的國資存量約有2500億元左右，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它目前的不良資產在15%左右，估計總量應該在375元億左右。這些債務的處置，應該都遵循這條思路，才能保證改制速度與社會穩定之間的平衡。”重慶某管理公司的總經理黃景文博士分析說。

　　兩條陽光軌道：聯交所與渝富公司

　　渝富公司因為在毫無競爭的情況下拍得重慶鐘表廠的整體財產，再次受到外界的關注。

　　“它作為重慶模式的操作核心，實質性介入破產企業的拍賣，不是沒有理由的。”黃博士分析說，“并且從目前的情況來看，渝富公司并沒有事先做好資產處置的完全準備，政府賦予它的，應該是另外一個使命。”

　　“這就是作為破產企業轉讓的一個軌道而存在。”黃非常肯定地說。

　　這種說法和渝富公司總經理陶俊不謀而合。“渝富就是一個專門為重慶國有企業減輕債務負擔、籌集改制成本，以及為企業下一步發展做投資和融資服務的平臺。”

　　2004年3月18日，該公司成立。注冊資本10余億元。定位是對銀行、資產管理公司等的不良資產進行重組；推動各種企業資產重組，如打包爛尾樓、重組破產企業資產，使國資不流失；幫助企業實現轉制；實施戰略性的收購投資。

　　這家公司的運作方式是：首先由重慶市政府劃撥一塊土地給渝富，再由渝富以這塊地作為抵押品，向重慶市商業銀行貸款12.5億元，渝富公司用這筆貸款直接購買重慶市商業銀行賬面價值12.5億元的不良資產，然后再進行資產處理。

　　這正是“重慶模式”中最具創新與核心意義的部分。在運行一年來，已經幫665戶重慶市屬國有企業處置掉了150億元的不良債務，與其他80多億元的各種其他不良債務。渝富將這些不良債務做分類整合打包后，通過更專業有力的談判分別以很低的打折價購回這些資產包，然后渝富成為這些債務的債權人。

　　在國有企業的改革中，渝富公司既是軌道，也是平臺。

　　與此同時，另外一條軌道也在發揮積極的作用。

　　這就是重慶聯合產權交易所。不是巧合，它的成立時間和渝富公司僅差一天。

　　2004年3月19日，交易所正式掛牌。 它為國有獨資的股份制企業法人，由13家單位(以市國資委、科委、經委系統的企業為主體)作為發起人出資設立，注冊資本為5000萬元，是為全社會所有產權包括物權、債權、股權、知識產權等交易服務的綜合性交易平臺，為國有產權有序流轉、非國有產權合理流動和各種科技類的無形資產、有形資產、知識產權的交易等提供一個產權交易的大超市。

　　按照相關規定，此后的國資產權交易，必須進入交易市場，否則將會被視為“違法”。

　　果然，通過這條國資交易的“陽光軌道”，在成立當年的9個月里，實現交易項目338宗、交易額12.2億元人民幣，其中競價轉讓的項目成交值比評估值凈增了17%。隨著下一步交易范圍的拓展，重慶聯交所有望在兩年內實現成為西部地區最大的產權交易市場。

　　而渝富公司處理這些不良資產的途徑即是將其交給重慶市聯合交易所。

　　只不過在鐘表廠的處理中，處理方法恰好相反。

　　但從一條軌道轉到另一條軌道——本質并沒有改變。

　  兩種操作：組建投資集團,加速企業破產

　　重慶市市級國有企業目前的國資存量約有2500億元左右，而中央所屬大企業在重慶還有1000億元左右的國資存量。這樣算來重慶需要改革的國資就達到3000億元以上。

　　這是一個巨大的數量。　

　　黃奇帆把重慶的國資重組分為三類：第一類是為了促進資源更加合理配置的優化型重組。既包含各企業集團間的資產重組，也包含企業集團下屬子公司間的重組。

　　第二類是為了企業實現產權多元化的轉制型重組。第三類是為了促進上市公司做大做強的發展型重組。

　　按照這種思路，重慶國資委著手兩個方面的工作。一方面對重慶的企業進行了大規模重組，其目標是在重慶建立10個100億元企業集團。

　　從2002年開始到今年的10月，重慶市相繼重組了城市建設、高速公路、高等級公路、水務、地產、電力投資、水利投資、外貿集團、商貿集團、煤炭等十大國有建設性投資企業集團。其中，前八大集團的資產總額現在已經高約1000億元，融資總額超過457億元，投資總額390多億元。

　　重慶市政府的官員曾公開說，這些投融資集團，實際上就是擔當了政府融資平臺的角色。

　　另一方面，有了這些強大的融資平臺，就可以比較從容地推動各個企業間的破產和重組。根據來自國資委提供的資料，自1997年以來，我市共有126戶企業納入計劃實施破產，資產總額70億元。目前已經有117戶進入破產司法程序。重慶無線電廠、重慶輪胎廠等81戶企業完成破產終結。

　　但不管如何，在這一切的操作背后，必須有政府和企業的信用作支撐，才能順利進行。

　　在重慶市企業投融資改革和資產重組經驗交流會上，重慶市政府有關官員強調：“政府和企業都要不斷增強自身的信用。”

　　該位市領導認為，企業借了銀行的錢如果不還本付息，上市后又總是虧損，不僅資本市場無法融資，商業銀行也不會貸款給你，你就是有好項目，也融不到資。

　　他說：“講信用重慶，社會和政府的信用最終要落實到融資信用上，體現在金融資產的質量上，表現為這個地區金融不良資產率的下降。如果重慶不良資產率往下降5個百分點，我相信銀行給我們的待遇是增加幾百億的貸款。這幾年，重慶市之所以能夠有比較大的融資規模，之所以得到商業銀行的巨大支持，和重慶不良貸款余額和比例雙下降有關。而重慶之所以實現雙下降，又和我們推動信用重慶、改善企業資產負債結構、努力用市場方法處置不良資產的措施有關。”

　　(三) 質疑 海派經濟學家：重慶模式有四大缺陷

　　信報記者 李星辰 報道

　　隨著國有企業改革的不斷深入，改革進入關鍵的階段，而重慶的并購和打包回購模式在全國引起強烈反響。面對這一國企改革的最前沿模式，有經濟學家指出，重慶的國企改革模式存在漏洞，但是理論上完全可以修正，現在的改革現狀不理想主要是執政能力有待提高。

　　風靡全國

　　重慶國有企業的改革一直是老大難問題，但是從今年5月起，重慶國企改革模式大有如日中天之勢。

　　2003年9月，國資委掛牌時，重慶市原來重慶市屬國有企業集團約30多個，以前有1000億元資產，但由于有負資產，凈資產只有十幾個億。當時的相關負責人曾經對外宣稱，重慶國有企業困難重重，其中主要表現在國有經濟總量不大、布局太散、結構不盡合理；國有企業規模不大、管理鏈條太長、空殼公司太多的問題仍未得到有效改善；企業資本結構、組織結構和社會負擔結構不盡合理。

　　2 004年7月23日《加快推進新型工業化》會議上，重慶市負責國有企業改革的主要領導披露：通過“渝富”——國資委旗下的一家公司，重慶市政府用30億元打包打折整體回購工商銀行150億元的不良貸款。至于具體操作細節無從得知。渝富公司在沒有花政府一分錢的情況下，通過合法程序打包縮水，核銷掉工行150億元，其中市級80億元，區縣70億元。

　　2004年底，重慶市屬國有資產總量達到3600億元，按照“重點發展產業、優勢產品和產業鏈的延伸，推動資產、資金、資本向優勢企業、優秀產品、優勢產業集中”的規劃，重慶市國資委力爭用3年時間發展形成8—10戶資產規模上100億的重點企業集團，培育4—5戶銷售收入上50億元的國有或國有控股企業集團。

　　在國企改革過程中有國有資產大量流失的大背景下，重慶卻在兩年不到的時間內讓國有資產增加了2000多億元，強烈的反差導致國企改革的重慶模式風靡全國。

　　四大缺陷待修正

　　然而經濟學界對此的看法也并不一致，在一片叫好聲中，海派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研究院院長程恩富教授，6月5日在接受記者電話采訪時表達了不同的看法。

　　程教授告訴記者，無疑，重慶的國企改革在全國走在了前列，而且卓有成效。但是目前重慶國有企業改革模式仍然存在著四大缺陷：一是，國有企業之間的并購，原則上是可行的，政府當然也可以促進，但拉郎配的現象也可能造成國有企業的大量內耗，特別是表現在國有企業并購重組后，新的經營領導班子的產生仍然是通過行政命令來任命，這很難改變國有企業的經營的傳統局限；

　　二是，在并購重組的過程中，政府相關的職能部門并沒有實現民主決策，政府要做到科學決策，首先要民主決策，但是目前缺乏民主決策的基本條件，也缺乏透明性；

　　三是缺乏對國有企業重組并購的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研究，特別是缺乏遠離這些國有企業經營發展的權威專家的可行性研究；

　　四是，沒有真正建立對這些已經并購重組企業的考核約束機制，重組后仍然沿用以前的考核約束機制，這導致國有企業沒有完成市場化。

　　理論發育已成熟

　　國有企業的競爭優勢并不比民營企業差，海派經濟學家普遍認為，關鍵是目前在國有企業改革的理論方面已經非常成熟，但是在實際國有企業的改革過程中卻沒有能夠有效的利用，還在于改革的過程缺乏科學性，這需要有關的政府職能部門提高執政能力。

　　理論上講，國企作為市場經濟主體，與其它企業擁有相同的、完整的、獨立的法人權，它與國家是被管理者與管理者的關系。企業應合法經營、照章納稅，國家應為企業提供健全的法制環境、良好的社會經濟宏觀環境和平等的市場競爭環境。在這個角度上，政府只對國企體現其社會經濟管理職能，而不體現其經濟所有職能；國企只是普通的營利組織，與私企、外企沒有區別。作為企業，其存在的價值是創造利潤，而不是體現國家意志，因而國企在體現國家意志時，必須要與企業追求的最高目標相一致，否則就必然要損害企業利益，破壞企業功能，從而最終造成國家意志無法體現。

　　程恩富分析稱，目前民營企業看上去比國有企業靈活，經營得比國有企業好，這并不是說國有企業本身有什么問題，而是由于傳統的企業用人機制和管理機制導致了國有企業的競爭力在內耗中被削弱。在他看來，重慶的國有企業改革模式有多個方面需要完善。

　　首先，在并購之前，最好先做可行性和不可行性研究，這種研究可以委托和這些改革中的國有企業沒有任何利害沖突的專家來完成，在并購前，充分聽取各方面的意見，在沒有科學的研究前就不能隨意拉郎配；

　　其次，在并購之后，由誰來經營這些改革后的國有企業，應該不只是由國資委來決定；最好是有有關各方，國資委的人選在招聘委員會的成員中應該最多不超過半數，該委員會還應該包括銀行、審計等方面的專家組成一個招聘委員會來對社會公開招聘法人代表、董事長、總經理；

　　另外，國有企業的目前國有考核衡量機制要隨著企業的改革而發生根本性的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