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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 溫秀
編者的話
2005年即將過半，中國宏觀經濟面臨內部矛盾和外部壓力的雙重擠壓。匯率、房價、股市、銀行、稅收等諸多領域的改革措施隨時可能登臺，但管理體制與經濟結構方面的改
革依然遲緩，計劃經濟意識形態與市場經濟意識形態的沖突不可避免。
嘉賓：
中國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 王松奇
財政部財科所所長 賈康
安邦集團董事長 首席分析員 陳功
中國社科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中心博士 張斌
主持：本報記者 韓曉靜
采寫：本報記者 溫 秀
賈康：穩健基礎上 部分稅收或有微調
財政方面，實行的依然是穩健的財政政策，財政資金的使用上，更強調結構優化問題，立足長遠，統籌兼顧，優先補短板。現在最重要的就是對于農村的支持，像西部開發重點項目，東北工業基地振興，以及醫療體系的建設。
今年是改革年，從稅收角度看，以下幾種稅收的改革呼聲較大。
第一是內外資所得稅并軌問題，下一步可能還要繼續推進。理想的話，可能會走點特殊程序。但如果沒有特殊程序出現的話，按照常規程序有可能在2006年的時候提交人代會，走完力法程序之后，2007年1月1日出臺。這是現在聽到的一些最新的信息。
其次是房地產的稅收問題。其實房地產的稅收制度做得很徹底，關鍵是把兩年期以內交易的優惠拿掉了。下一步可能想在帶有投機性的住房短期投資方面增加一點稅收負擔，配合現在總體調控的導向，對房地產做一些約束。但它本身能發揮多大作用，很難說，房地產畢竟有它自己的內在力量，政府能夠施加一定的影響，但是未必能左右大勢。如果是投機力量在稅負增加的情況下有所收斂，當然有助于房地產價格的相對穩定，或者是漲速的降低。有的地方現在房地產價格是回落的，有的地方還在上升，北京一直在升，當然主要原因是北京原來投機性房地產基金量就比較小，所以受的影響比較小。炒作比較厲害的區域受的影響就大一些，這正好實現了我們的政策意圖。不過如果以為政府靠一點簡單措施就能把房價和投機壓下去，可能想得太簡單了。從長期來看，中國的土地資源越來越緊張，城鎮化的過程是不可逆轉的，其中土地的變化用途是不可避免的。如果現在壓得過死，下一段時間肯定會反彈。
另外就是退稅的問題，地方很關注。2004年的退稅總體來說進展非常明顯，老賬都歸還了，新賬也沒有欠，但是有些地方現在意見和呼聲很大，因為地方負擔其中的25%，但很大部分并不是在當地征收的，卻要在當地退稅，所以地方政府非常頭疼。現在很多地方政府已經有硬性規定了，出口比例高的企業一律封住，不允許注冊。這些事情怎么解決，財政部也在研究，但比較敏感。
如果以為政府靠一點簡單措施就能把房價和投機壓下去，可能想得太簡單了。如果現在壓得過死，下一段時間肯定會反彈。
張斌：從產業結構的角度看待匯率調整的必要性
我認為應該從產業結構和經濟社會可持續發展的角度來分析匯率調整的必要性。首先不妨了解一下當前的產業結構帶來的問題。
我國的制造業非常強大，但服務業卻比較落后。產業結構的失衡，導致了中國經濟的一系列失衡。
第一個失衡的就是外部經濟的失衡。比如貿易順差。為什么中國會出現10年貿易順差呢？根本原因就在于中國經濟結構的問題，順差又進一步帶來了貨幣的升值壓力，繼而導致了其他一系列的問題。
經濟結構失衡帶來第二個結果是消費和投資的失衡。從經濟理論來看，任何一個短期的經濟增長必然是投資驅動的，因為消費都是相對平滑的。也就是說如果哪一年突然增長很快，必然是投資拉動，不會是消費拉動的。中國為什么出現投資和消費的失衡呢？從供給方面看，制造業發展很快，供給很多，但是服務業，比如說環境、能源、交通、衛生、教育、醫療的增長則很慢。再看需求方，一般來說，收入水平越高，對服務業需求越大。由此可見，在服務業發展方面供給和需求是脫節的。這個在一定程度上就抑制了消費的增加。最典型的例子就是醫療，中國經濟增長10年，制造業產量增加了三倍，但中國醫院的病床數卻在下降。
又如就業壓力。1997年以后，中國的制造業基本上已經不吸納新增就業了，能吸納新增就業的主要就是服務業。但是因為服務業一直都被壓制，不能很好的發展，所以吸納新增就業的潛力也被壓制住了。
還有就是貿易條件惡化的問題。現在中國越出口越賠錢，因為你出口條件越來越惡化。為什么呢？因為中國經濟大部分的資源都放在制造業里面了，而制造業在目前的國際分工體系里面是低端的。你想想世界上一下子出現了多少中國生產的勞動密集型產品，必然會把這個價格壓低，不是中國人和外國人競爭，是中國人和自己人競爭把這個價格壓低的。這都是結構性失衡會帶來的問題。
那么為什么會帶來結構性失衡呢？為什么發達國家不會出現這個問題呢？因為它有很好的價格機制，當第二產業和第三產業失衡的時候，匯率調整就會解決這個問題，因為匯率代表了制造業產品和服務業產品的相對價格。匯率機制能夠自發地配置資源調解二三產業的結構。但是中國就不行，原因有二。
首先就是現在的盯住匯率，因為把匯率這個口堵死了，資源配置的價格杠桿不發揮作用了，更糟糕的是2002年以后美元貶值了，人民幣和美元一起貶，所以壓力就更大了。
當然匯率價格杠桿還不是最重要的，就算你的匯率價格杠桿發揮作用了，當你的匯率升值了，你服務業相對價格提高了，流不流得進去還是問題。就是整個國有部門，第三產業里面的關鍵部門，還有能源生產產業是不是嚴格管制了。有很多人想投資鐵路，你投得了嗎？你投不了。現在不是說我這個行業不讓你進去，現在就是我鐵路一家是老大，其他人進去就不讓你活。改革的效應只體現在了制造業，服務業、能源行業沒有跟進，所以造成了后面一系列的問題。
總的來說，還是要繼續推動改革。一方面是國有控制部門的改革的問題，包括宏觀層面的價格放開，市場準入，企業的治理機制和公司治理機制的改革。第二個就是匯率一定要動，如果匯率不動的話，價格杠桿不起正面作用，還起反面作用。
我國的制造業非常強大，但服務業卻比較落后。產業結構的失衡，導致了中國經濟的一系列失衡。
陳功：游資不是問題 價格才是關鍵
安邦的研究表明，9%以上的經濟增長屬于“高速增長”，而7%到8%則要算“強勁增長”。總體而言，中國經濟正處于一種轉折關頭，增長的趨勢位于“高速增長”與“強勁增長”之間。只要經濟依然處于“高速增長”或是“強勁增長”的區間，宏觀調控的壓力就始終存在。這個時候的經濟體，實際處于一種膨脹狀態，有時甚至很劇烈，于是就會對體制、對資源、對行業、對方方面面造成壓力，這就需要宏觀調控。我認為，下半年經濟運行中最核心的問題是詭異的價格。大家現在都把目光集中在房地產市場，但究竟是什么問題引發了關注？房價！很多人要求人民幣升值，為什么會有這樣的聲音？還是價格！中國產品的價格太便宜了，他們沒法兒和中國的企業競爭。能源、糧食以及其他許多行業性的問題，都可以從價格上找到癥結。所以，價格是未來中國經濟的核心問題。
眾所周知，中國經濟運行有兩個特征，一是投資推動經濟增長，一是輸出通縮而輸入通脹。投資型的增長對價格總是最敏感的，投資一旦放大，價格立即上漲。而輸出通縮而輸入通脹，顯然表現出了非均衡性。為什么會這樣？因為我們的體制不健全，我們的匯率制度幾十年如一日，沒有適應市場經濟發展所產生的需要。換句話說，人家買便宜貨，享受穩定的物價，有能力從容地引進投資，而我們卻不行。因為投資如果繼續放大，價格就更不好控制了，我們沒有辦法把價格壓力轉移出去，我們缺少一種將價格問題國際化的手段。
這個手段是什么呢？就是人民幣匯率的浮動機制。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都與人民幣匯率直接或間接相關，我們的價格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但如果人民幣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那么價格問題，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了。
說到對于房地產的調控，我認為宏觀調控不應該進入微觀領域和經營層面，而要更多地應用宏觀經濟手段，應該避免在經營環節和企業家們斗智斗勇。
對房地產市場而言，就長遠來看，發展還是主要趨勢。但從近期而言，可能會出現一定程度的行業調整，但不會出現所謂的暴漲暴落。即使大家都想拋盤，但實際上誰也拋不出去，因為很難找到接盤的人，所謂有價無市。事實上，賣不出去的房子最多成為銀行的不良資產，市場可能處于停滯狀態，但不會暴漲暴落。
而且即使價格下跌30%，也傷不了投機者，尤其是海外投機者。目前國際上對人民幣的升值預期在27%到30%之間。對他們而言，如果物業價格只下跌了10%，理論上還有20%的利潤可賺；即使下跌30%，也不過打個平手。所以，想抑制海外資金炒樓，防止熱錢涌入，僅憑價格調節是解決不了什么問題的。事實可能會是，海外資金受得了，我們自己受不了。如果房價真的下跌30%，有多少辛苦工作的老百姓會突然變成負資產所有者？那樣一來，恐怕社會的穩定都會受到影響。
事實上，任何匯率波動都可能與游資有關，總會有人賺這份錢。一些人把游資說成洪水猛獸，我不贊同。以美國為例，克林頓期間選擇了強勢美元政策，造成游資泛濫，但那個階段恰恰也是美國經濟最輝煌的時期。因為美國當時吸納了大量的世界性游資，許多企業和部門得以重組，股票價格和企業收益都創了紀錄。
由此可見，游資與直接投資是可以互相轉換的，關鍵在于市場、機制，以及是否有能力加以利用。當前中國的資本市場一片低沉，顯然無法充分利用游資，也不可能發生游資轉化為直接投資的情況。但這更多的是我們自己造成的：一些部門只知夸夸其談耍花腔，不肯作為，壓力來了，才慌了手腳，一味地找托詞，拿游資當替罪羊。但匯率體制改革只是遲早的問題，其中的風險也是可以消弭的。難道那些第三世界小國都能承擔的風險，擁有世界第二大貿易額的中國卻承擔不了？關鍵在于到底想不想做，要不要做！
我們現在面臨的很多問題，都與人民幣匯率直接或間接相關，我們的價格問題就是這樣產生的。但如果人民幣成為真正的國際貨幣，那么價格問題，就不僅僅是中國的問題，而是全球的問題了。
王松奇：兩升一降解難題
我認為當前金融領域，主要存在三大問題。
頭號問題就是匯率問題。在多種外力的作用下，當前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已經帶有一點政治味道了。不過我認為繼續討論要不要升值的問題，已經過時了。現在真正要研究的有三點：一是什么時候放棄單一盯住美元匯率的政策；二是是否要采取盯住一攬子貨幣的政策，如果是，那么具體標準怎么確定；三是政策什么時候出臺，從當前的形勢分析，人民幣肯定要升值，而且我估計就在年內。
中國的匯率制度，最大的問題就在于單一盯住美元。因為我們強調的是以市場供求為基礎的穩定，但現在的實際已經和當初的理念不吻合了。我們現在單一盯住美元，美元對歐元三年跌了30%多，對日元跌了20%多，所以人民幣事實上已經貶值了。如果用中性的眼光和全球化的視角來看待這個問題，中國作為世界第三貿易大國，如果在美元匯率不斷走低的情況下，還堅持單一盯住美元的匯率制度和政策，其實已經造成了世界貨幣體系結構上的扭曲。
再從國內情況看，去年以來的宏觀調控，實際上收效不大，為什么呢？因為對市場參與主體起決定作用的那些數量性信號和價格性信號都是扭曲的。事實上，在經濟轉型過程中，計劃經濟思維和市場經濟思維在不斷碰撞，但我們目前還不習慣于更多的采用價格信號，用市場的辦法來解決資源配置失衡問題。
我始終認為“兩升一降”是解決資源配置失衡等一系列問題的真正出路。所謂“兩升一降”就是升匯率和利率，降低對信貸的數量控制。因為從全國的情況看，企業普遍都缺錢。浙江從去年下半年開始，有一些房地產商借款成本已經達到20%以上。實際上資金黑市價與官價的利差最能說明資金的緊缺。繼續實行當前的政策，可能會出現全國性的通縮。事實上，現在已經出現了一種新的趨向，就是生產能力過剩，原來投資過熱的行業產能過剩，工商外貿庫存過大。如果這個走勢繼續延續的話，通貨膨脹可能就不是今年下半年的主要威脅了。我認為中國應該盡快把匯率升到10%左右，然后把宏觀調控的內部政策由信貸政策轉為利稅政策。現在深圳已經試點了，人民銀行也在研究如何更好地用利稅信號，而不是用貨幣供應量來解決內部的信貸控制問題。
第二個問題就是資本市場的問題。就資本市場而言，當前最大的事就是股權分置，過去理論界的主流聲音都是只要實行全流通，中國的股市問題就會迎刃而解。但是現在來看，這招并不靈，股市眼看就要跌破1000點了。實際上證監會沒有找到一個好的辦法來解決中國股市的問題。從2001年6月12日以來，將近4年的持續低迷。要解決這個問題，必須從行情開始，沒有行情一切都無從談起。證監會似乎在“順應民意”，設計改革方案，可結果又引起股市下跌，因為股權分置的辦法，實際上又是一次變相的大擴容。
我認為可行的辦法是立即停止擴容，同時放開資金渠道，實行混業經營。只要停止擴容就是對股市進行整頓，對不好的上市公司進行清理，對腐敗進行嚴查。因為當前的中國股市實際上是一個屠宰場，好多人把錢騙了就騙了，市值幾千億說沒了就沒了，那么多上市公司到處圈錢毀滅財富，但沒人查。我覺得中國現在正站在一個十字路口上，現在要做的已經不是建立一個什么樣的市場經濟，而是如何對壞的因素進行清理，給投資者信心。股市如果始終是不公開，不透明的市場，始終是一個掠奪二級市場、掠奪散戶投資者的市場，這個市場永遠好不了。
第三個問題，就是銀行改革問題，關鍵在于政治體制改革。銀行改革的重要性是由中國特殊的融資結構決定的，因為銀行的間接融資在經濟生活中占主導地位。去年年初，國家決定對中行、建行注資450億元，把注壓到工農中建身上，因為它們塊頭最大，絕對不能倒。銀行和股市不一樣，股市是你自愿進去的，但是銀行會引起系統風險，這個系統風險主要是支付系統引起的擠兌的連鎖反應的系統風險，所以銀行改革相當關鍵。但難度也很大。
現在銀行界各種案件層出不窮，問題不斷。這在相當程度上和政治體制有關，現在形式上成立了董事會，但是最后在決策上都是黨委會決定的，行長辦公會都形同虛設。要建立現代化的股份制的制度，不能在形式上做股份制，必須在實質上進行股份治理，黨委介入太多就有一個角色轉換的問題。但是這個涉及的面比較復雜，推動起來很難。經濟改革實際上是利益重新分割，重新調整。因為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問題，所以非常困難。但工農中建要改革，想突破的話，必須在涉及政治體制改革有關問題的時候，做出一些動作，讓經營班子真正獨立經營，有完全的事權，黨委只管產權。
我始終認為“兩升一降”是解決資源配置失衡等一系列問題的真正出路。所謂“兩升一降”就是升匯率和利率，降低對信貸的數量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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