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并不高微觀須調整 優化稅負結構比減稅更急

　　作者 楊磊

　　稅負評價不能簡單化

　　《中國經營報》：近日《福布斯》發布“全球2005稅務負擔指數”，稱中國稅務負擔排名全球第二。請問該如何看待這個排名的“準確性”和“科學性”。請談談中國稅收負擔 現狀。

　　王朝才：中國稅負全球第二這種說法不正確，我們常用的稅負水平評價標準有兩種：一是宏觀稅負，即稅收占GDP的比重。我國的稅收收入占GDP的比重約20%，即使加上社會保障收入也不過25%左右，總體上這個稅負水平并不高。而北歐好多國家都達到了40%～50%的水平，因此說我國的稅負僅次于法國有些過分。二是微觀稅負，也就是從個人和企業角度分析稅收占其收入的比例。《福布斯》主要是從雇主和雇員兩方面考慮的，也就是企業角度和個人角度調查。不可否認，我國企業承受的稅負是有點高，但這也只是對內資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的確如此，對于外資企業的稅負并不高。個人方面的調查也有些偏差，《福布斯》選取的模版是北京，而調查的對象則主要是收入在5萬歐元以上的人群。這些人群承擔的邊際稅率確實有些高，最高稅率達到了45%，但這類人在中國只占極少數，而且高收入人群中還有很多灰色收入沒有納稅。因此這種調查數據不具有代表性。

　　申長平：在各國貧富懸殊的情況下，宏觀稅負本身不具有可比性。因此簡單的用一些數字評價稅負水平是不科學的。評價稅收負擔事實上主要應從兩方面加以考慮：1.稅收負擔是否在民眾的承受范圍內；2.政府能否滿足民眾的公共需求。因為稅收實際上是由民眾共同提供資金滿足社會的共同需要。從這兩方面的定性分析看，我國廣大的社會階層并沒有稅負過重的感覺。具體到定量分析，一般稅負水平是從三個層次來分析，第一是稅收收入占財政收入的比重，我國大約是95%的水平；第二是財政收入(包括稅收和一部分收費)占GDP的比重，這大約是25%左右的水平；第三是政府收入(包括財政收入和預算外收入)占GDP的比重，估計在35%～40%的范圍內。

　　楊之剛：我國名義稅負不高，但實際稅負還是比較高的，這主要表現在政府的總收入上。政府的收入中有一大塊是收費，政府收入中稅收收入雖然只占GDP的20%，但如果加上預算外收入和制度外收入，政府收入占GDP的比重可達到30%以上。

　　優化稅負結構比減稅更急迫

　　《中國經營報》：稅制結構和稅收負擔二者的關系是怎樣的？稅制結構的合理性方面有哪些問題需要解決？怎么協調二者的關系？

　　王朝才：稅負水平主要決定于稅率，稅制結構和稅負水平的直接關聯度不大。我國的稅制結構的確有優化的必要，現在正在籌劃的外資企業所得稅法和內資企業所得稅法兩法合并就是優化手段之一。我個人認為可以利用這次兩法合并的機會，考慮在宏觀稅負水平不變的條件下，采取拓寬稅基、降低稅率的手段給企業更多的發展空間。外資企業所得稅率適當提高，內資企業所得稅則要降低。

　　目前我國的宏觀稅負水平應該是在一個比較合理的水平，總體上我不主張降低稅負，也不主張提高稅負。其實稅制結構的優化更迫切一些，個人所得稅的征管需要加強；增值稅試點也需要再擴大；物業稅也準備出臺。這樣用別的稅收替代現在企業承受的稅負，就可以使我國的稅制結構順利地協調起來。

　　申長平：稅負是一個量的概念，而稅制則是一個結構問題。在稅制結構方面還有一些不合理的地方。首先是增值稅稅率偏高，遺產稅等也需要解決；其次是資源稅問題。目前的資源稅水平遠沒有起到保護資源的作用。這樣資源稅沒有起到保護作用，而國家應得的收入也流失了。還有就是需要加快地方稅體系的建設�，F在中央和地方的分成制度已經顯示出了一些弊端：地方稅收在增長快的時候，有一些地方稅務部門出現了藏稅行為，甚至有鼓勵企業偷漏稅的沖動。

　　楊之剛：總體上稅收包括流轉稅、所得稅和財產稅。我國稅制結構問題表現在流轉稅太多、所得稅比較少、財產稅過少，這是第一層次的問題。在流轉稅里面無差異性的增值稅和營業稅比較多，但有差異性的消費稅比較少，消費稅的特點是有兩個作用：一個是限制消費的作用，另一個是公平作用。所得稅里企業所得稅過高，個人所得稅過少。現在國際上企業所得稅率是在趨減。因為企業的作用是“做蛋糕”，而個人確是“吃蛋糕”的。財產稅現在太少，遠沒有達到其應有的作用，今后需要加強。

　　稅收不合理影響個人和企業創造性

　　《中國經營報》：我國目前的稅負水平對經濟的影響有哪些？避免稅負對經濟的負面影響有哪些比較好的措施和手段？

　　楊之剛：稅負對經濟的影響可以從兩個方面考慮，首先是個人方面的稅收可以起到公平收入的作用，同時也會對個人的工作積極性有影響。我國目前實行的所得稅分項征收制不能起到公平稅收的作用，今后的發展方向是綜合所得稅制度，即需要綜合考慮個人的全年收入、家庭人口、個人健康狀況和家庭負擔等。企業方面的流轉稅雖然理論上是可以轉嫁給消費者，但這也受到了市場供求彈性的制約。企業所得稅名義稅率和國外相差不大，但稅前扣除的項目過少，這就使中國企業的稅負相對較高。

　　王朝才：稅收負擔過分集中在內資企業尤其是國有企業上，對企業的發展的確有影響。因為企業要參與國際競爭，我一貫主張給國企松綁。稅收負擔對經濟的影響還表現在對個人行為的引導上，如高收入人群中，一部分人收入的45%會成為國家稅收，可能會使個人的工作積極性有所降低。避免這種情況的措施就是降低邊際稅率。西方國家如日本、美國等就有過一次降稅浪潮，也就是降低個人最高所得稅率。但我國并不能簡單地照搬他們的做法。首先發達國家稅收中所得稅占總稅收的比例較高，如日本大約是個人所得稅占10%、企業所得稅占10%，而我國所得稅收入不足總稅收的4%。其次，西方國家發展相對成熟，其社會矛盾主要集中在公平問題上，而且中產階級也是主流階層。在我們國家則是發展的需求更為迫切，而且我國目前的收入差距也很大，因此我國仍應該強化個人所得稅。一方面承認個人的貢獻，另一方面還要通過稅收解決貧富差距。

　　稅收使用最怕亂開“口子”

　　《中國經營報》：有專家表示，政府臃腫和龐大是中國稅負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稅制結構和稅收手段的滯后也是導致中國企業稅負較高的一個重要原因。我們應該怎么看這些問題？

　　王朝才：稅收的使用是一個財政問題，從財政的角度并沒有什么怕公開的，也不擔心透明化，財政資金使用的關鍵問題在于預算的編制。我國目前的政府預算編制還不很科學，預算執行中的隨意性也比較大，在財政資金使用中“開口子”也比較多。但這些問題并不在財政部門，正在推行的部門預算和績效預算已經可以使財政資金使用透明化了。但具體執行仍需要隨著政府部門的改革而逐步推進�，F在一些發達地區已經有相當程度的透明化了。

　　楊之剛：中國稅收征管手段的確仍需要提高，曾有一些稅管人員對好征的稅就多征，不好征的就少征，對企業可能存在鞭打快牛的可能。當然現在這種情況已經很少了。

　　申長平：政府臃腫和龐大主要在于各種行政收費性事業單位，這些行政性收費征收和使用都不規范。稅收科學化、規范化和合理化的根本不是稅負問題，而是預算外的收費問題。下一步政府改革的真正難題就是事業單位的改革。事業單位中既有屬于公共產品的部分，如純粹的基礎性科學研究部門，也有具有贏利能力的單位，如出版社等，還有一些只是為收費而設置的部門。因此怎樣將這些部門合理地劃分歸類，將不規范的收費納入到相對規范的稅收體系中是政府改革中的一個重要課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