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對于《效益審計中國模式探索》（邢俊芳主編、中國財政經濟出版社2005年2月出版）一書，我把它定位在“中國審計現代化總體框架下之效益審計模式圖譜”這一點上，同時，我給它四個字的評價：確當、適用。
關于定位
效益審計在中國，始終處于時斷時續的狀態，這是大前提。依照邏輯推斷，在此之下所開展的績效審計實踐以及理論研究，很難真正鑄造出某種效益審計模式。從實際情況來看，“模式”所必須內含的一系列基礎性、通用性、穩定性、標志性元素，諸如規模化的作業面、科學化的評價標準、體系化的評價指標、規范化的工作程序、類型化的處理依據、價值社會化及最大化的審計結果運用機制等等，在中國過往的效益審計中尚不完全具備，反之，它卻帶有相對濃重的隨意性色彩，比如，針對同類事項所進行的審計，各審計主體的做法通常不盡相同。鑒于此，對于迄今為止我們所進行的一切效益審計活動，無論其成效大小，我更傾向于把它視為某種特定的效益審計“模型”。所以，書名中標示的“效益審計中國模式”，在我看來，并非現在時態，而是未來時態，是一個期待落實的概念。
盡管“效益審計中國模式”在目前還只是理論構想上的一種存在，但此時對它進行探索卻不乏現實意義。透過這部書的兩大著力點——借助比較研究，尋找差距，確定方向，挖掘可借鑒的思路與方法；通過實證研究，揭示隱患，總結經驗，遴選構建“模式”的理論、方略、技術保障及實踐路徑——可以清晰地看到很多呈交織狀的警示與提示。比如：
例1、效益審計成為審計實踐活動主流，是審計現代化的終極目標。在發達國家中，效益審計目前大約已經占到了審計總量的40％，在美國甚至占了85％以上的比例，而這個比例在我國卻低得多，遠不足以占據主流、主導地位。而且，我們與發達國家審計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數字化的比例關系上，如果從諸如立法支持、評價標準、工作規范、制度保障、資源保障等實質內容方面來看，這個差距就是綜合性的、整體性的（參見邢俊芳“績效審計與中國審計國際接軌”）。
例2、雖然我們與發達國家同處在現代審計階段，但我們距離審計現代化卻還遙遠。選擇中國審計現代化戰略，必須堅持階段發展論和不斷發展論，用五十年、分三步走，完成由傳統財務審計向現代財務審計和效益審計的轉變，從而才可能使效益審計成為主旋律（參見邢俊芳“現代審計與審計現代化”）。
例3、應該冷靜、客觀地看待審計隊伍年齡結構趨于年輕化的問題，因為，年輕化固然能給審計隊伍注入活力，但同時也會帶來人力資本的“磨損”，即，在一定的時間范圍里的效率呈遞減趨勢（參見葛笑天“淺談人力資源對我國效益審計的制約與對策”）。
例4、選擇效益審計的切入點，需要考慮項目難易度、被審計單位可接受度、社會需求度以及審計職能實現度（參見崔振龍“效益審計的理論分析與現實選擇”）。
例5、試驗性的效益審計可以從較大城市開始，如直轄市、計劃單列市和省會城市（參見陳志剛“我國績效審計的發展趨勢”）。
例6、面對同一審計項目，不同的審計人員往往會采用不同的衡量標準，得出天壤之別的結論。甚至，每開展一項效益審計，審計人員都不得不在進場前與被審計單位就衡量標準進行協商，尋求一個不存在異議的評價標準。如此一來，審計人員所提出的“客觀、公正”的評價意見便難免不受到挑戰（參見貝洪俊“公共受托責任與政府效益審計”）。
……
超越模型，鑄造名實相符的“效益審計中國模式”，我以為，這些警示與提示既是基本的理論綱要、也是必須的行為方向。
關于確當
目前，在效益審計實踐活動中，存有兩個層次上的問題：一個是反映在整體上的實踐不足問題，一如前文例1所言；另一個是反映在單體上的實踐不當問題，一如前文例6所言。應該說，這些已經暴露在實踐上的問題，其根源卻不在于實踐。根源在于當我們認同了效益審計應該體現審計的三大職能之后，沒能夠就效益審計應用理論的若干關鍵問題做出進一步的明確解答，比如，不同類型的效益審計所體現的審計職能是不是相同？在履行評價職能、鑒證職能時如何將監督職能滲透其中？等等問題或少有人問津，或少有可轉化為操作指南的答案。可以想見，應用理論研究嚴重滯后的問題如果不盡快加以解決，不僅直接影響現實效益審計實踐活動的大面積鋪展，而且還極有可能演變為在未來發展階段中制約效益審計實踐深化的瓶頸。所以，無論從哪方面看，這個問題是真正的焦點問題。
在這部書中，相當篇幅是圍繞效益審計應用理論而展開的。除去其研究領域觸及得比較寬闊、其實證方法運用得比較多樣等等這些固然可喜的方面以外，更令人提精神的就是這部書在總體上蘊涵的立場和路線，我稱之為“三位一體關聯控制論”。
所謂“三位一體關聯控制”這個構想，在我看來，其要義大體上可歸納為三點：第一，在效益審計活動中，審計的三大職能同時發揮作用，其中，以鑒證為基礎（起點），以評價為中心（節點），以監督為歸宿（終點）。第二，鑒證、評價、監督三項職能在發揮整體作用的過程中，前項職能依次服從后項，后一項職能依次約束前項。第三，監督職能必須落實在“否定性表述”（制約）或“認同性表述”（解除制約）這兩個端點上，包括絕對否定、絕對認同、相對否定及相對認同這幾類表述。
以上三點要義，前一點側重說的是路線，它要求我們在效益審計的始、終、過程諸環節以及重要關聯事宜中，抓住審計本質內涵而開展主體的、輔助的和外圍的工作，保障“監督職能、評價職能、鑒證職能”三位一體、交互融通。后兩點所側重說的是立場，它要求我們必須將鑒證與評價職能置于監督職能的終極約束下，防范其游離于監督職能而致使監督職能表面化、邊緣化。同時，它要求審計主體在對審計事項做結論、提意見以及發布報告時，必須就審計主體針對審計客體所做的責任認定或責任排除做出“否定性表述”或“認同性表述”的明確選擇，不可做無立場的、無導向的表述。
從“三位一體關聯控制”構想出發研究效益審計應用理論，從而使審計各項職能均落到實處，這是這部書所蘊涵的最具價值的理念。我以為，要高屋建瓴地指導效益審計實踐活動，“三位一體關聯控制”構想可能是我們所必須的、也可能是唯一的立足點。試想，假如其相應內容轉化為了用以指導效益審計工作系列規范確立的依據，假如我們借助于這個理念在效益審計全過程之背景調查、證據采集、定性定量分析、趨勢判斷、意見表述等等環節把工作做得環環相扣，并且能夠以后一環節的方向性要求來引導或控制前一環節的工作內容，那么，改變目前效益審計實踐與審計理論所規定的必須體現監督職能這個要求之間業已形成的若即若離的狀態，避免審計實踐中出現強化評價職能而淡化監督職能的思維傾向與行為取向，促使那些對于開展效益審計工作感到無所適從的審計主體從等待觀望的狀態中走出來，推動效益審計工作漸次步入正軌，就不是難事。基于此，我說它確當。
關于適用
效益審計的法律環境問題、標準規范問題、資源整合問題、效果驗證問題、成果運用問題、技術方法問題、從業人員資格與培訓問題、歷史經驗與國外經驗的汲取問題等等，是為作者在這部書中給我們提供的主要看點。盡管有些內容還只是初步的，但就其“適應未來發展趨勢、兼顧現實存在狀況”的研究思路及其“方向性與操作性相統一”的選材方法而言，這部書在整體上具有重要參考價值。它為審計業界中各個層次或崗位上的人員各取所需，尤其是對于有關權力機關研究制定規范、指南、評價標準、判斷依據、審計人技能資格等等，提供了理論層面、技術層面以及實例層面的切入點與參照系統。
前文在論及“定位”之警示與提示時所舉的六個例子，其實已包含了我所謂適用的問題。這里，再舉兩個例子以進一步說明。
例1、從事效益審計的審計人應該具有什么樣的資格？從這部書的有關論述中，我們發現，“審計人”的概念可以一分為三：一個是以行業（系統）為存在標志的審計整體，另一個是以作業組織為存在標志的審計群體，比如審計廳（司、局、辦）、審計組；再一個是以審計工作者為存在標志的審計個體，比如張審計、李審計。因此，這部書在探討“審計人資格”問題時，既從審計系統整體這個高度上來統一考察，也從審計群體、審計個體的角度上各有側重點地分別論述。比如，就整體的戰略方面而言，涉及了法制環境營造、評價指標體系確立、基本工作規范要求、成果運用原則等問題；就群體的實施方面而言，涉及了人員結構把握、工作重心選擇、資源支持、項目管理協調等問題；就個體的能力方面而言，涉及了程序執行力、責任判斷力、線索及背景分析力、知識補給與更新等問題。應該說，這些問題在目前階段都是十分緊要的，而據此客觀需要所進行的科學研究，無疑，適合于各個層次上或崗位上的人員參考、借鑒。
例2、效益審計可信性的基礎是什么？這部書在談及此問題時，除了審計人員獨立性以外，同時還談到了審計人員“勝任能力”這個概念。作者以為，只有審計人員在具備了獨立性的前提下、并且有能力勝任其職掌，那么，其所進行的審計事項才具有可信性（參見李雨、張娥“試論經濟效益審計基本假設的內容”）。以此再來看前文例3所說的審計人員年齡結構趨于年輕化存有弊端的問題，我以為，此論述實際上是把審計隊伍人員結構年輕化這個問題深入化了、理論化了。也就是說，一旦出現因審計隊伍年輕化所導致的弊端，那么，其后果就不僅僅是影響審計機構自身工作效率的問題了，而是直接動搖審計工作的社會信賴度、社會依存度等基礎性問題了。的確，人員年輕化問題雖然不完全涉及知識結構問題，但是卻涉及職業經驗問題，而職業經驗問題又在很大程度上決定著職業敏感度的高低，決定著職業判斷力的強弱，進而決定著工作路徑、取證范圍、關注事項以及最終意見表述，即，關系著整個審計事項成敗的核心。因此，這個問題是不可不引起高度重視的。換言之，這一類論述不僅對于審計機關領導層、決策層來說是適用的，對于審計機關人事部門、科研培訓等部門考慮包括設立審計業界門檻、追蹤在職人員有效工作負荷臨界點以及規范持續培訓機制等等一系列策略問題也是適用的。
此外，這部書的適用性還表現在其他很多方面，比如，由效益審計源于公共受托責任關系這個論斷而導出的效益審計“應以社會的、政治的和經濟的綜合效益為標志”（參見貝洪俊“公共受托責任與政府效益審計”），在制定效益審計評價標準時應該通盤考慮“微觀與宏觀、社會與經濟、當前與長遠”（參見邢俊芳“經濟效益審計論”），在實施效益審計之前，應該做好法治上的、資源配置上的、人員業務能力上的各項準備（參見陳志剛“香港政府績效審計研究與借鑒”），等等。
綜上所述，世界范圍內審計業界的現代化發展是一個大的趨勢，在其作用下，中國審計現代化之路如何走，作為審計現代化一翼的效益審計之路如何走，這些問題已經擺在了我們的日程表上。審計署《2003－2007年審計工作規劃》中就效益審計工作所提出的初步目標，可以被視為決策層為了推進審計現代化進程的一項重要步驟安排。這是其一。這部書所提出的以政府行為的經濟效益為切入點、以提升社會經濟效益為目標、把握所面臨的跨越式發展機會、充分利用好后發優勢等等觀念，可以被視為研究者為了鑄造真正意義上的效益審計中國模式、實現中國審計與世界先進同步的一道大脈。這是其二。在此兩方面前提下出版的這部書，猶如為打磨效益審計之劍配置了一方砥礪，既為探究審計的長遠發展提供了基本框架，更為滿足現實審計工作的緊迫需求提供了基礎支持。可以說，這塊磨刀石來得應該，也來得及時。我尤其覺得，倘若能將這部書與《最新國外績效審計》（邢俊芳、陳華、鄒傳華編，中國時代經濟出版社2001年1月出版）一書結合起來研讀，更會感覺到這方砥礪之成分的完整。當然，單就眼前這部書論，它也足以為效益審計之劍開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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