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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元升值也許是個教訓，但日本企業卻借機實現了升級
文/牛文文
貿易/匯率/油價/股市/房價，一個國家幾乎所有重要的核心經濟指數，全都面臨調整——而且很大程度上是劇烈調整，這種情況實在罕見。眼下真可謂中國改革開放25年來未見
之關鍵時刻。此時此刻，政府在苦思對策，商界又豈能置身事外？
近3年來，我們一再提醒企業家關注全球化下的宏觀經濟問題。《中國財富如何接受全球化重估》(2002年1月)，《企業界不能無視人民幣匯率問題》(2003年7月)，《呼喚貿易戰時代的商界智慧》(2004年1月)，《魚鷹、蝗蟲與沃爾瑪》(2005年5月)——單是在本欄目中，這方面的提醒也從未間斷。沒有料到的是，貿易戰(紡織品)、匯率戰這些外部壓力在2005年6月終于集中爆發，而且和國內股市重整、房價調控這些內部因素疊加在了一起，令整個經濟環境前所未有地撲朔迷離，復雜多變。
眼前大變局的根本，是中國在全球經濟中角色的重新定位。歐美國家不再像過去20多年一樣接受一個大批量低價格出口型的中國。過去20多年，中國是跨國資本難得的加工地，它們輸出資本而后獲得豐厚利潤，全世界沒有一個大國在經濟起飛時期對跨國資本曾經有過這樣的開放度。今天，這個加工地的生產能力已大到它們的母體難以接受的程度。跨國公司曾經是中國的“雙重利好”：它們輸入我們急需的資本，并且在國際關系中充當中國的“說客”。歐美國家的政府和人民，以前可能滿足于跨國資本在中國獲取的“利潤回報”以及由中國輸入本國的低價產品，今天，他們可能更看重就業與經濟安全——一個什么樣的中國經濟，對它們最有利？匯率壓力和貿易壓力，其實都是在要求中國降低出口沖動。而中國已經是一個全球資本、全球采購、全球銷售的“世界工廠”，許多大宗制造產品的產量已達到世界第一，這樣一個高速運轉的龐大商業機器，怎么能讓它慢下來？怎么能夠慢下來卻不引起自身及全球經濟的震動？
同樣的考驗，也曾出現在1987年左右的日本。日本政府選擇了貨幣大幅升值，結果是經濟衰退“失去的10年”。今天中國在人民幣匯率問題上謹慎而堅定的立場，應該是汲取了日本的教訓。但是，應該看到，從企業的層面講，日本有教訓，也有成功經驗。日本企業在全球環境大調整的情況下，做出了一些大的決策，10多年之后，已經可以來總結借鑒。
健全國際視野。很多人看到日元升值后日本企業海外購買資產的失敗，但沒有看到其成功的一面。與中國不同，日本企業80年代在資本層面并沒有向跨國資本開放，無法借助“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盾牌，因而它們對歐美國家的貿易態度不抱任何幻想。于是，在日元升值前后，日本幾大汽車公司開始具有戰略意義的日式“走出去”，大批到北美、歐洲設廠，變“日本制造”為“全球生產”，繞開貿易壁壘。從那以后，針對日本汽車公司的反傾銷不再成為焦點。與此同時，日本物流公司大量到海外購買能源原材料企業，加強對日本經濟全球供應鏈的控制。今年日本企業在鐵礦石定價上的從容，與中國企業的被動形成了鮮明對照。在一個高度開放的經濟體里，企業無論有沒有國際生意，其實都已是全球商業鏈上的一環，只把別國當作產品銷售市場，不健全全球視野，不了解全球價值鏈，根本無法生存。
調整商業模式。在“不再友好”的國際商業環境里，企業制勝的法寶是什么？日本企業在“失去的十年”里，對高成長時期形成的“出口機器”商業倫理做出了一些調整。銀企不分、不計成本支持出口的觀念發生了變化，終身雇傭、年功序列的用工制度發生了變化，在一貫的注重質量之上更加注重研發，注重對產業和技術標準的掌握。這方面最明顯的，是習慣大批量制造的日本家電大企業，在“失去的10年”后，它們整體轉向了更加個性化的高端電子消費品，變的靈活起來。
當國家重新定位其全球經濟角色的時候，企業也需要重新全球定位。面臨全球風云變幻，中國的企業家怎么能夠做鴕鳥，埋頭固守20多年行之有效的大批量低價格商業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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