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圳遭遇成長煩惱 人口問題亟須破題

　　本報記者 陳善哲 深圳報道

　　一如外界所料，5月26日先后開幕的深圳市政協四屆一次會議和人大四屆一次會議上，人口問題逐漸發酵終成焦點。

　　政協委員俞喜平的一份名為《解決城市二元化問題，努力構建和諧深圳》的提案，應 時而生，被遴選為本屆大會的“一號提案”，因其針對深圳舉國獨有的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倒掛的現象，提出2-3年間應大幅提高戶籍人口數量的激進建議。

　　而在政協5月27日召開的針對重大社會問題的聯組會議上，所選的議題也是人口問題。深圳市主要黨政領導均出席了此次會議，副市長呂銳鋒坦承，深圳的人口優勢正在消退，人口問題帶來的劣勢卻在凸顯。

　　165萬“市民”與1200萬納稅人

　　一個城市的人口，從300萬膨脹到1000萬，需要多長時間？建城剛滿25周年的深圳給出的答案是十年。而西方社會的歷史經驗中，通常是百年之上。

　　2000年，深圳市第五次人口普查登記的人口數是700.88萬。而在近年的宣傳口徑中，一般的說法都是在“800萬”左右。但這是一個頗令當地學界和民眾質疑的數字，看著街頭日甚一日的洶涌人潮，人們普遍估計深圳的人口超過1000萬元屬無疑。

　　2004下半年起，深圳市開展了針對出租屋的清理整頓專項行動。經過挨家挨戶的調查登記，對此前眾說紛紜的深圳人口有了較為可信的掌握。據透露，截至今年4月初，經過登記的外來人口達到了1025萬，如果加上165萬的戶籍人口，深圳總人口接近1200萬。

　　另據了解，此前政府每年都會公布兩個有關人口的數字，一個是戶籍人口，一個是暫住人口。2004年底，深圳公布的當年人口數據是，常住人口——包括戶籍人口和居住滿一年的人口——是597萬。

　　據此推算，1200萬人口當中，居住不滿一年的流動人口至少有600萬。有學者表示，如此龐大的流動人口，對政府的社會管理而言，無疑是一個巨大的挑戰。

　　但是，流動人口造成的諸多市政管理壓力只是問題的一部分。有一個關鍵在于，戶籍人口為165萬僅占全市人口的15%，是全國無二的奇特現象。

　　眾所周知，根據我國既有的社會管理體制，戶籍制度具有舉足輕重的地位。不僅政府公共政策的制定根基于戶籍人口的數目，而且社會資源的配置也是根據戶籍人口而進行。

　　因此，理論上深圳由1200萬人口所創造的資源，卻只能由165萬的人口享有。戶籍制度的某種荒謬性，正在深圳被尤為激烈地凸現。

　　俞喜平在提案中說，這種戶籍人口和非戶籍人口倒掛的“二元化”的社會結構，將加劇深圳的產業調整、社會治安、城中村改造等眾多問題的解決難度，“已經成為構建和諧深圳的根本矛盾。”

　　人口劇增下的資源壓力

　　5月28日，深圳市常務副市長許宗衡向四屆人大一次會議作政府工作報告。報告說，在過去的5年中，深圳市生產總值翻了一番。

　　作為中國經濟最為重要的兩大增長極之一的珠三角，是以外源型經濟見長。在早年開放之初，一種名為“三來一補”的企業在珠三角地區開枝散葉。這種企業的特別之處是，它的研發、管理、銷售、金融支持等部分均仰賴香港，只是把加工生產這一附加值最低的環節放在大陸。

　　在這種生產模式下，中方就是提供廉價的土地，以及同樣廉價的勞動力，以賺取微薄的差價。大量的務工人員于是涌入。

　　據統計，“四普”(第四次人口普查)時，深圳的外來人口有103萬，占總人口比重的62%。到了“五普”的時候，外來人口已經增加到了579萬，增幅達到了4.6倍，年均遞增18.19%，占總人口的比例達到了83%。

　　但是專家分析，人口的涌入，帶來了所謂“無限供給”的廉價勞動力，保持了城市的競爭力，但隨之而來的日漸緊張的資源負擔和社會治安的壓力，卻也使得城市管理部門的公共物品提供能力遭遇挑戰。

　　在政協的聯組會上，深圳市的一位領導介紹說，在上世紀80年代，深圳的城市規劃都是按80萬人口標準設計。如今面對1200萬的人口，深圳很多地方已經不堪重負。

　　以水資源為例，深圳是全國7個嚴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淡水占有量僅為全國的四分之一和廣東省的五分之一。即便是按照2010年深圳市常住人口750萬的規模，年需水量也要29.15億立方米，但是深圳全市可用水資源總量才12.59億立方米，缺口高達16.55億立方米。

　　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也在此前剛結束的黨代會上憂心忡忡地表示，深圳市未來發展將面臨四個“難以為繼”：土地、空間資源難以為繼；能源、水資源難以為繼；人口壓力不堪重負難以為繼；以及環境承載能力嚴重透支難以為繼。

　　在總數調控中增加戶籍人口？

　　人口劇增帶來的綜合壓力背景，使得一方面俞喜平的“提高戶籍人數”被熱議，而另一方面對深圳人口是否需要進行總數調控產生爭議。

　　有學者表示，與北京、上海等城市不同，深圳人口的增速仍是居高不下，而且主要依靠外來人口的遷入，即與自然增長相對應的“機械增長”。“談這個問題有些尷尬，2003年‘孫志剛’案后，收容遣送制度成為過去，任何城市的政府關于人口控制的政策、想法都十分敏感，哪怕其必要性近在眼前。”

　　該學者同時表示了自己的觀點，其實若能尋找到符合市場機制和法治精神的新手段，還是可以考慮的。“用不侵犯人權和融洽市場經濟的手段。”

　　民盟深圳市委會提交的一份集體提案也表達了類似的觀點，認為試圖通過行政手段把人口強壓到500萬，或者700萬到800萬是不切實際的。“應該實行以市場機制為基礎的人口調控政策，運用經濟手段實現對深圳人口數量的調控和結構優化。”

　　被提到的一個方法是：加快深圳的產業升級，盡快將勞動密集型產業轉移出去。“唯有如此，附著于這些產業的人口才有可能隨之轉移。”

　　但也有學者擔心，這種產業轉移曠日持久，對于短時間內解決人口膨脹問題，難見其效。事實上，一種更為迅捷的法律手段已被運用。

　　2004年，深圳發起了一場拆除違章建筑的風暴——梳理行動。據稱，總共拆除了3000多萬平方米的建筑，其規模不亞于一座中型城市。之后，一場專門針對違法用地、違章搶建的“城中村”改造工程也是展開，涉及到的建筑面積多達1億平方米。

　　“毫無疑問，上述行動將抬升房屋租賃的均價。”該學者表示。一個顯而易見的邏輯是，租賃價格的上升，將對深圳的人口結構產生間接的影響。

　　但無論如何，繼續深化“人口管理體制改革”已是非常緊迫。“深圳(也許)即將開始的試驗，對于整個的正經歷高速城市化的中國，都將具有借鑒意義。”該學者最后表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