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金融：陳錫文解讀三農 談農業綜合生產能力

　　加強農業綜合生產能力建設 保持中國農業持續發展

　　——訪中央財經領導小組辦公室副主任陳錫文

　　本刊記者 林鐵鋼

　　記者：感謝您在百忙中接受《中國金融》雜志的采訪。在繼續貫徹去年對農民減負增收各項政策的基礎上，今年中央一號文件又提出要“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與去年一號文件相比，今年一號文件有哪些特點？

　　陳錫文：世紀之交前后，我國經濟生活的各個方面、包括農業所處的環境都發生了非常深刻的變化。我國農村中日益暴露的種種復雜的矛盾和問題，向國民經濟發出了強烈的預警信號。

　　隨著形勢的發展變化，中央對“三農”問題的認識更深刻了，思路更清晰了。黨的十六大第一次提出要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發展；2003年的中央農村工作會議提出，全面建設小康社會，重點和難點都在農村，要把“三農”工作作為全黨工作的重中之重；在2003年中央關于農業農村工作意見中，要求對農業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在2004年底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上，胡錦濤總書記已明確指出，我國在總體上已經進入了以工促農、以城帶鄉的發展階段。因此要調整國民收入分配結構，不斷加大對解決“三農”問題的支持力度；2004年中共中央發出了一號文件，今年中共中央也發出了一號文件，兩個一號文件都是針對農村工作的。這構成了進入新世紀以來黨和政府對農業的判斷，以及對農業問題采取一系列政策措施的基礎。

　　在去年中央一號文件中，最主要幾項政策使我國農民直接得到實惠450億元。去年中央一號文件的主要目的是調動農民的生產積極性，促使糧食生產回升。文件中最主要的內容是“兩減免、三補貼”，即取消除煙葉以外的農業特產稅，減免農業稅，對種糧農民實行直接補貼、良種補貼和購置大型農機具補貼。

　　進入2005年，中央再次發出一號文件，除了強調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之外，還有四個方面的內容：一是突出了行之有效的政策要穩定、完善和加強。2004年的政策尤其是“兩減免、三補貼”深受農民歡迎。但農民也擔心糧食增產、農民增收后，這些政策會發生變化，因此2005年一號文件一開始就指出這些政策不會變，而且還進一步加大了農民增收減負的力度。二是提出了隨著綜合國力的增強，要逐步完善國家對農業投入穩步增加的機制，并要建立既適應中國國情、又符合世界貿易組織規則的對農業和農民的保護措施。三是要加快農村教育、衛生等社會事業的發展。目前城鄉之間的差距，不僅表現在經濟發展水平和居民收入上，更反映在政府提供的義務教育、基本醫療等方面。要加快發展農村社會事業，就必須加快建立公共財政體制和規范的轉移支付制度。在今年的一號文件中還規定，關于各級財政新增的教育、衛生、文化等事業經費，用于農村的比例不得低于70%。同時，中央財政還制定了從今年起，將對中西部地區財政困難的縣、鄉較大幅度直接增加轉移支付的政策。四是強調各級黨委和政府都要深刻認識做好農業、農村工作對于經濟社會全局的重要性，加強農村黨組織的建設，建立健全村民自治制度，維護和保障農民的經濟利益和民主權利，促進農村經濟社會的全面發展。

　　記者：請您介紹一下我國“三農”工作在落實去年中央一號文件精神方面取得了哪些進展。另外，當前我國農業發展還存在哪些薄弱環節？

　　陳錫文：2004年的一號文件發出僅僅半個月，胡錦濤、李長春、回良玉、劉云山同志就對如何宣傳落實好一號文件，營造一種全社會都關注“三農”的社會氛圍作了重要批示，各級政府也對落實一號文件下了很大工夫。同時，黨中央、國務院審時度勢，認為根據當時的情況有必要在一號文件的基礎上進一步加強對農業的支持力度，2004年3月，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宣布五年之內取消農業稅。從當年3月份開始進行全免農業稅的試點，并且又擴大了對稻谷的補貼力度，宣布對兩個短缺的品種在主產區實施最低保護價收購的政策。2004年，農民從政策中直接得到的實惠，一項是兩減免，免除農業特產稅讓農民得到68億元，農業稅有兩個省全免，有11個省減掉了42%，有18個省減掉了15%，按此計算，農民在減免農業稅中得到的實惠是234億元，總共稅收減免302億元。另一項是三項補貼，其中對種糧農民直接補貼116億元，良種補貼28億元，農機補貼5億元�？偨Y我國去年的農村經濟運行結果，大家都感覺主要有兩個亮點：一是糧食生產出現重要轉機，全國糧食播種面積恢復到15.24億畝，比上一年增加了3300萬畝，扭轉了連續五年下滑的局面。糧食區域布局和品種結構進一步優化，糧食主產區的建設進一步加強。去年13個糧食主產省份增產糧食的數量相當于全國增量的91%。二是農民增收。農民的種糧積極性明顯增強，投入增加，管理水平有了很大提高。2004年農民人均純收入達到了2936元，比上年增加了314元，增幅是6.8%，創1997年以來最好水平。

　　2004年，我國糧食生產和農民增收取得了良好的進展，農村改革也邁出了重大步伐。但必須清醒地看到，農業依然是國民經濟發展的薄弱環節，糧食增產、農民增收的長效機制并沒有建立，制約農業和農村發展的深層次矛盾并沒有消除，農村經濟社會發展明顯滯后的局面并沒有根本改觀。具體來說，首先，我國目前的糧食生產能力和確保國家糧食安全的要求還不適應，特別是耕地減少，糧食播種面積降到了歷史最低水平，最近五六年來，糧食生產能力不僅沒有增加，反而有所下降，整體大概比歷史最高水平減少500億斤。其次，農業的基礎設施很差，現有的農業基礎設施，大都是上個世紀五六十年代修的，灌溉設施嚴重老化，農業生產主要還是靠天。由于投入不足，農田水利等基礎設施建設歷年欠賬比較多。目前，全國主灌區骨干建筑物的完好率不足40%，配套率不足70%。第三，科技支撐能力不強。農業科技對生產的貢獻率僅僅在45%左右，與發達國家相比低20～30個百分點，并且科技推廣的能力比較弱，科技成果的轉化率僅在30%左右。第四，農業面臨著自然風險和市場風險的雙重壓力。我國自然災害每年都頻繁發生。1998～2003年，平均每年因自然災害造成的糧食損失大約是1000億斤。在市場風險方面，由于一些農產品的價格不穩定，特別是農業生產資料價格的上漲，導致農民增產不一定增收，也影響了農民生產的積極性。

　　這些薄弱環節的消除是一個長期的過程。因此，今年的一號文件中特別強調指出，當前和今后的一個時期，要把加強農業基礎設施建設，加快農業科技進步，提高農業綜合生產能力，作為一項重大而緊迫的戰略任務，切實抓緊抓好。

　　記者：請您談談在我國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如何統籌城鄉發展。

　　陳錫文：中央提出的和諧社會的概念對我們更好地處理城鄉關系，走出一條符合中國實際的工業化和城市化的道路具有極其重要的意義。在工業化、城市化加速發展階段，要建立一個更好的政府支持、保護和促進農業發展的長效機制。要適應我國工業化發展階段的政策趨向的變化，實施工業反哺農業、城市支持農村的方略，實現工業與農業、城市與農村的協調發展。

　　堅持城鄉統籌發展的方針，就是要堅持對農業、農村、農民實行“多予、少取、放活”的方針。就我個人的理解，去年的一號文件、今年的一號文件都很好地體現了黨和政府的這一基本思路和制定政策的要求。

　　統籌城鄉經濟發展的內容相當廣泛，不僅僅指財政方面，而且是指整個國家經濟社會在發展戰略、途徑以及成果分配等方面如何去適應城鄉統籌的總體要求。目前，我國城鄉二元經濟結構還沒有根本改變。在二元的經濟結構中，城鄉的發展是分割的，這對農村的發展特別不利。在現階段，如果不能首先打破城鄉分割的傳統觀念，進而逐步在體制和政策上體現城鄉統籌發展的要求，要真正實現現代化、建設和諧社會是很困難的。所以說，城鄉統籌的概念，實際上包括經濟和社會發展兩大方面，或者說是物質文明建設、政治文明建設和精神文明建設三個方面都要實現城鄉統籌。

　　要用城鄉統籌的眼光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和農民問題，既要建設現代農業，也要進一步促進農村經濟的發展，還要增加農民的收入。而這些問題的解決，不可能封閉在農村的內部，要和城市結合起來，包括加快推進中國的城鎮化，使更多的農業人口轉移到城市中去，從事非農產業，形成一個城鄉統籌的格局，逐漸使解決中國的農業、農村、農民問題找到一個新的前途。

　　加強城鄉統籌，農業、農村和農民三個層面都要考慮。從農業的角度來說，就是農業的現代化進程一定要加快。國家要在人力、物力、財力方面給予更多的支持，將農業作為一個產業發展。農村在社會事業發展方面比城市明顯落后，尤其是教育、衛生等方面。各級黨委和政府部門應該充分認識到教育和衛生工作的重要性，讓各級財政在農村義務教育、基本醫療衛生保障等方面有更多投入，不讓由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務在城鄉之間的差距越來越大。農民面臨的最大問題就是收入問題，耕地是有限的，而且在逐步減少。農業在GDP中的比重是不斷下降的，要解決好農民的就業問題，首先就要改變城鄉分割的體制，讓農民通過自由流動在城鎮中尋找非農就業的機會，以此增加他們的收入。城市應該更加理性地對待這個問題，因而也必須看到農民進城對城市的發展也是有著很大促進作用的。

　　所以，在當前，應該說統籌城鄉發展要做的工作是非常多的，關鍵問題是我們要轉變城鄉二元結構下長期以來形成的不正確的觀念和有弊端的體制，只有轉變觀念、改革體制，才能真正實現統籌城鄉經濟社會的發展。

　　記者：去年我國糧食生產取得了較大豐收，但有專家指出，糧食安全依然是我們不容忽視的問題。您如何看待這個問題？應如何建立我國糧食增產的長效機制？

　　陳錫文：2004年我國糧食生產出現轉機，糧食的年度增產幅度創造了歷史最高水平，但產需之間還存在缺口，品種和地區分布還存在比較突出的結構性矛盾。因此，我認為，看待我國糧食問題必須有全局意識、統籌觀點、長遠考慮和世界眼光。

　　首先，看待我國糧食問題必須有全局意識。我國的糧食安全如果受到威脅，后果將波及到每個人。如果各地自顧自，我國糧食的總量問題就必然會出現大的缺口。所以，一定要在糧食問題上樹立全局意識。糧食主產區應盡可能多產糧，產好糧，以保證國家的糧食市場整體平衡。糧食主銷區內的糧食主產市、縣，也要有全局觀念，盡可能多生產糧食。

　　其次，看待我國糧食問題必須有統籌觀念。上個世紀90年代末，我國農業、農村經濟進入了新的發展階段，我國農村普遍進行了戰略性的結構調整。但從2003年底開始，我國開始突出強調糧食生產，一些地方錯誤地認為增加糧食生產將影響農村產業結構調整。其實，農業結構調整并不是簡單的播種面積、作物品種的調整，而是要在結構調整中使整個農業的競爭能力、經濟效益上一個臺階。各地必須對糧食在統籌城鄉、工農協調發展中的戰略作用有清醒的認識，絕不能把強調糧食生產與結構調整對立起來，因為“只有吃飽飯才能夠進行結構調整”，糧食供求的基本平衡是推進農業結構調整的基礎。

　　第三，看待糧食問題必須有長遠考慮。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糧食生產出現過三次供大于求。第一次是1984年，稻谷價格跌到統購價以下，農民的積極性受到極大挫傷。第二次是1990年，國家及時出臺了保護價、專項儲備等政策。第三次是1996年。每次供大于求之后都帶來了更長時間的糧食產量徘徊。這一次在經歷7年的糧價低迷之后，2003年秋糧食價格開始上漲。2004年的糧食恢復性增長，得益于市場價格反彈和國家糧食生產優惠政策的出臺，但糧食播種面積也只回升了幾千萬畝。因此從長期看，我國的糧食生產問題仍然不容忽視。我國的糧食問題不是一年兩年糧食的恢復性增產就能解決的，確保我國的糧食安全還有很長的路，解決我國糧食問題要有土地、水、科技等方面的長遠考慮。

　　第四，看待我國糧食問題必須要有世界眼光。目前全球每年糧食的正常貿易量為2.2億至2.3億噸，我們即使全部購買下來也只能滿足我國糧食需求的45%。所以我國糧食問題必須以國內解決為主。以歷史經驗看，如果我國進口的糧食占國際糧食市場上貿易量的10%，國際市場的糧價完全有可能上漲100%。因此，我國進口糧食必須考慮到能利用的國際市場有多大、增加進口會對國際市場產生什么樣的影響。我們要在全球背景下考慮我國的糧食問題，從世界的角度審視我國的糧食問題，而不是從自給自足的小農經濟來考慮。

　　記者：一號文件中明確提出要“建立穩定增長的支農資金渠道”，而且，還專門就“改革和完善農村投融資體制，健全農業投入機制”作了部署。您認為，我們應如何加強農村金融體系建設，金融業在支持和服務“三農”發展方面需要重點抓好哪些工作？

　　陳錫文：當前，農村資金供求矛盾非常突出。一是農村資金分流嚴重，郵政儲蓄和國有商業銀行在農村吸收的資金絕大部分流入城市。二是國有商業銀行收縮縣和縣以下的機構，金融支農的任務幾乎由農村信用社獨家承擔，而部分地區農村信用社由于歷史包袱沉重，資金周轉困難，支農資金嚴重不足。這些都導致農戶和縣鄉中小企業貸款難問題十分突出。

　　解決農村資金供求矛盾，需要采取綜合措施。要多方籌集支持農業、直接向農戶貸款的資金，同時要探索建立農民貸款擔保體系，分散農民貸款風險；應建立農業保險制度；加大農戶小額信用貸款和農戶聯保貸款的推廣力度。要進一步深化農村金融體制改革。農村金融的發展方向，應該是建立一個由商業金融、政策性金融和合作金融等多樣化金融機構組成的、既互相競爭又各有特色、具有內在互補功能的農村金融體系，以滿足農民不同的金融需求。同時，從多數地區農村的實際情況看，民間借貸關系在相當長的時期內具有存在的必然性。對此，要積極探索有效的監控和引導辦法，既發揮其補充作用，又防范其可能出現的風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