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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近頒布的《公務員法》使“官民比”問題引發廣泛關注。就如何認識“官民比”，本報記者專訪中國人事科學研究院院長王通訊
背景：近來，有關“官民比”問題受到社會各界廣泛關注，媒體上也刊發了一些相關文章。其中一種觀點認為，我國“官民比”已經達到1∶26，存在“官民比”過高、公共財政負荷過大的問題。有關專家認為，這個數據很不準確，容易造成誤導。事實上，我國“官民
比”只有1∶198，這個比例與國外相比并不高。
2003年我國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全國總人口是129227萬人。依此權威數據計算，我國“官民比”為1∶198
疑問一：要搞清“官民比”，首先要弄清“官”的概念和范圍�，F階段，進行“官民比”應以黨政機關干部數和總人口數來算，這里的黨政機關干部是不是集中指公務員？1∶198這一數據又是怎么計算出的呢？
王通訊：從當前我國國情出發，老百姓講的“官”是指黨政機關的工作人員，也就是公務員。我國剛剛頒布的《公務員法》規定，“本法所稱公務員，是指依法履行公職、納入國家行政編制、由國家財政負擔工資福利的工作人員”。根據公務員管理部門提供的權威數據，2003年我國公務員人數是653.67萬人，全國總人口是129227萬人。依此計算，則我國的“官民比”為1∶198。
疑問二：這部分人群自然都是“財政供養人員”。那是不是所有“財政供養人員”都應該算作“官”呢？
王通訊：這個概念不正確。在一些討論中，有人將“官”的范圍擴大到所有“財政供養人員”。這個范圍很大，包括黨政機關、事業單位、人民團體、群眾團體等組織中所有納入行政編制和事業編制，全部或部分依靠國家財政支付工資福利的人員。這其中，事業單位人員又占了大頭，有2903萬人。將這些人員納入“官”的范疇，是不合理的。比如，教師、醫護人員、研究人員，就不能說是“官”。
我國從事公共服務的事業發展相對落后，例如農村人口中，每78人才攤得上1名教師，每384人才攤得上1名醫護人員。政府對事業單位的投入還是偏少
疑問三：事業單位人員事實上不是傳統概念中的“官”，而是政府公共服務產品的提供者。但他們畢竟也需要財政來負擔。所以有人將公務員范圍擴大了，才有了1∶26之說。這一點是不是需要作些辨析？從大眾的關注情況看，人們對“官民比”的分析越來越深入，越來越趨于理性。
王通訊：我的看法主要有三點：
一是要明確事業單位雖然多數是在“吃財政飯”，但不是“吃白飯”，教育、科技、文化、衛生等事業單位的工作人員也是創造價值的。不能以為只有從事直接的物質生產勞動才產生價值，服務、管理也產生價值；
二是事業單位的發展壯大是顯示一個社會文明進步程度的主要標志。與發達國家相比，我國從事公共服務的事業發展相對落后，從事教、科、文、衛的人員偏少，例如農村人口中，每78人才攤得上1名教師，每384人才攤得上1名醫護人員；
三是政府對事業單位的投入還是偏少。只要查一下世界各國政府對社會事業的財政支持水平就可以發現，我們國家的投資比例明顯偏低。所以，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強調：要“把財力物力等公共資源更多地向社會管理和公共服務傾斜”，要“大力發展科技、教育、文化、衛生、體育事業”。我的體會是，各級政府要重視解決當前經濟建設與社會發展“一條腿長、一條腿短”的問題。事業單位改革需要加大力度，繼續推動能夠走向市場的事業單位走向市場。但關鍵是這一塊人員不能當作“官民比”計算的基數。否則，就不是實事求是的做法了。
關注“官民比”實質在于探求現代政府的“規�！本烤箲３侄啻蟛潘愫线m，并不是越低越好�，F代政府的職能已發生不少變化
疑問四：關注“官民比”這一話題，究其實質在于探求現代政府的“規�！本烤箲３侄啻蟛潘愫线m。這是現代社會公共管理領域不斷探討但至今尚未解決好的問題。國際社會對此有何主流看法？
王通訊：目前，國際上的認識主要集中在兩點：一是“小政府論”，即認為政府越小越好；二是“適中論”，即認為政府大小無所謂，關鍵在于要保證政府管理和服務的效率和質量。這是20世紀90年代以來，“新公共管理”運動提出的主張。我們認為，“官民比”總體講必須保持適度，但并不是越低越好。
疑問五：適度不適度用什么來做判斷標準？
王通訊：判斷標準也主要集中在兩個：一是政府的規模與本國的經濟社會發展水平、文化傳統是否相適應；二是同等規模的政府是否提供了充分完備的公共服務。這是因為相對于傳統政府，現代政府的職能已發生不少變化。
由于現代政府職能的擴張，二戰后各國政府規模迅速擴大，并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同美國相比，我國的官民比例顯然是比較低的
疑問六：傳統政府和現代政府的不同體現在哪些方面？請您具體談談，好嗎？
王通訊：首先是管理范圍的擴張。今天，科學技術突飛猛進，生產力日益提高，社會事務不斷增多，公共管理范圍的擴張在所難免。其次是服務功能的凸顯�，F代社會中的政府已不再是傳統意義上的統治者，在法理上，政府受人民之托行使國家權力，為人民謀福利，為民眾提供公共服務。其三是發展功能的特殊重要性。這在發展中國家尤為明顯。
由于發展中國家現代化起步較晚，“追趕型”發展戰略便成為所有不甘落后的國家的一種必然選擇。為使發展的速度快一些，就不能僅依賴純粹的自由市場機制，而要發揮政府能動的和積極的作用，充當經濟發展的強有力的組織者和推動者。
由于現代政府職能的擴張，二戰后各國政府規模迅速擴大，并在20世紀80年代達到頂峰。經過90年代以后的行政改革，各國公務員雖有所精簡，但總數仍居高不下。如美國2003年的政府公務員人數為310萬，“官民比”為1∶94。同美國相比，我國的比例顯然是比較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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黨和政府歷來重視機構精簡工作。早在1982年，鄧小平同志就說“精簡機構是一場革命”。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總共經歷了四次大的機構精簡，其中力度最大的是1998年，國務院機構總數由70個減至61個，國務院組成部門由40個減至29個，行政編制減少47.5%。省級政府機構由平均55個減至40個，市(地)級政府機構由平均45個減至35個，縣級政府機構由平均28個減至18個。省級政府精簡行政編制48.2%，市縣鄉精簡行政編制19.4%。這次機構改革全國共精簡行政編制人員115萬名，市縣鄉清退超編人員約43萬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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