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同警惕金融危機 中日韓三國擴大貨幣互換規模

　　專家稱，《清邁倡議》仍需制度性改革

　　本報記者 禹剛 唐昆 發自北京

　　上周末，中日韓三國央行行長簽署了新的貨幣互換協議，擴大韓國與中日兩國的貨幣互換規模。貨幣互換協議旨在金融危機來臨時，增強各國流動性支持的力度，此舉是亞洲區 域合作計劃的一部分。

　　新協議的簽署旨在解決短期資金流動問題，穩定區域金融市場，防止類似1997年的亞洲金融危機再次發生。根據新協議，中韓之間的互換規模擴增至40億美元，比20億美元的現有協議規模提高一倍。而韓日則達成了30億美元的互換協議，允許雙方在缺少日元或韓元時互相借貸，此前兩國協議的規模為20億美元。

　　舉例來說，如果韓國爆發類似1997年金融危機，韓元匯率走勢發生大幅波動時，中國人民銀行和日本央行就可根據貨幣互換協議，各拿出資金用于穩定韓國國內金融市場，并將韓元恢復到穩定的匯率水平。

　　5月初，在伊斯坦布爾召開的亞洲開發銀行年會上，亞洲各國財長也曾經倡議加強《清邁倡議》，擴大貨幣互換規模。《清邁倡議》是亞洲國家為抵御金融風險而建立貨幣互換關系的倡議。

　　2001年，中國人民銀行同泰國銀行簽署了總額為20億美元貨幣互換協議。2002年3月，又與日本簽訂了約30億美元的貨幣互換安排協議，允許在緊急情況下相互融通相當于30億美元的日元和人民幣。

　　在此次中日韓更新貨幣互換協議之前，三國與其他亞洲各國之間締結的互換協定主要是單向協定，即當對方提出要求時，將美元和對方國家貨幣進行交換。而在今年1月25日，日本和泰國續簽了彼此的貨幣互換協議，將單項援助改為雙向支持框架。

　　上海財經大學現代金融研究中心主任丁劍平表示，由于金融危機以后的匯率風險尚未消除，美元的走勢前景不明，“這些互換協定應該延續。”

　　“擴大貨幣互換規模是一種比較簡單易行的做法。”社科院國際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昨日表示，其象征性意義可以起到提高信心，改變投資者預期的積極作用，而亞洲各國的金融合作正需要這樣一個平臺。

　　《清邁倡議》的主要推動者、亞洲開發銀行行長黑田東彥此前在接受本報記者采訪時表示，由于亞洲經濟依賴性在加強，“經濟政策的有效性和可信性與其他國家的反應互相影響，在這樣的情況下，彼此的信任和合作越來越重要”，而亞洲貨幣間的合作“不僅帶來雙邊利益，還將給亞洲區域經濟的發展帶來益處。”

　　但同時專家也稱，“《清邁倡議》在制度性安排上仍需更多改善。”何帆認為，把貨幣互換規模增加一倍，實際上能夠發揮的作用并不大，而諸如貸款條件方面的制度修改更加重要。

　　譬如，按照《清邁倡議》規定，需要流動性支持的國家能夠立即得到雙邊協議10%的短期資金支持，剩下的90%要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救助項目掛鉤。這極大地限制了受援助國家短期內的資金援助，降低了互換協議防御投機資本沖擊的能力，而對防止危機擴散來說可能有心無力。

　　因此何帆認為，“貨幣互換協議應該朝著與國際貨幣基金組織逐步脫鉤的方向發展，而此前日本所倡導的成立亞洲貨幣基金將是更高程度、更富效率的機制。”

　　另外，日本央行行長福井俊彥還透露，三國央行行長還在貨幣政策方面進行了商談，并表示會談機制將在今后保持下來。但是，人民幣匯率改革和外匯儲備等熱點問題并未進入本次會談的議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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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7年亞洲爆發金融危機后,亞洲國家一直在努力探索如何通過加強區域貨幣金融合作達到防范區域性金融危機之目的。2000年5月,中國、日本、韓國與東盟(簡稱“10+3”)在泰國的清邁達成了《清邁倡議》，在探討如何有效地集體防范金融危機、促進區域金融穩定與合作方面邁出了可喜的一步,為今后東亞進一步發展貨幣金融合作奠定了基礎。此后,“10+3”成員國按《清邁倡議》確立的原則框架,先后簽署了16項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總規模達275億美元(截至2003年12月末)。雖然這樣規模的金融資源相對于該地區巨額的外匯儲備仍微不足道,但其對推進東亞國家共同的政治經濟戰略利益的意義及所體現的“互信、互助與互進”的精神卻遠超過雙邊貨幣互換協議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