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化爭辯：城市做大還是城鎮做大

　　見習記者 李明三 北京報道

　　2001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美國經濟學家約瑟夫·斯蒂格利茨——曾經斷言，新世紀中國經濟將面臨三大挑戰，居于首位的就是城市化。他說，中國城市化將是區域經濟增長的火車頭，并將產生最重要的經濟利益。

　　正如斯蒂格利茨所言，今天，城市化已成為支撐并推動中國經濟持續及高速增長的載體和發動機。

　　“到2050年，珠三角、長三角、環渤海地區這三大組團城市群將成為中國財富積聚的戰略性平臺和載體。在不到8%的國土面積上，將積聚全國55%人口，產出全國75%以上的GDP，85%以上的工業總產值，95%以上的進出口總量。”5月25日，在科博會中國城市發展與區域經濟國際論壇上，中國科學院首席科學家牛文元這樣構想21世紀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

　　與牛文元一道縱論中國城市化發展戰略的，還有包括中央、地方政府官員、長期從事區域經濟研究的專家學者、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以及聯合國、世界貿易組織駐中國的代表等在內的國內外相關人士。

　　大城市的煩惱

　　在過去一千年里，世界十大城市的規模擴大了75倍；在一百年里，規模擴大了6.3倍；而根據聯合國的預測，到2050年，世界十大城市人口總量將達到5億，可能占當時城市人口總量的1／10。

　　然而，傳統的城市擴張模式必然導致發展的不可持續性，這給大城市的過度發展敲響了警鐘。根據2002年聯合國環境規劃署(UNEP)全球環境綜合報告，過去十年內，傳統城市的生產和生活方式進一步導致了資源的浪費，環境退化和生態赤字給世界造成了6080億美元的損失，相當于此前40年損失的總和。

　　牛文元提醒，大城市擴張的結果，導致了沙塵暴、熱島效應等一系列城市病和居住環境、生活質量的下降，如果我們沿著傳統道路繼續走下去，勢必在未來某一天，碰到整體發展上的瓶頸。

　　中國的城市該向何處去？這是每一個地方領導人必須要考慮的問題。

　　在論壇上，合肥市市長郭萬清提出，要走出一條以科技創新為先導的新的城市發展道路。郭認為，在中部崛起戰略的實施過程中，內外環境已經不允許一些后起城市享受到更多的政策優惠空間，這些城市要想在中部地區奮力崛起，就必須走超常規的發展道路。郭的最大夢想，是用15年左右的時間，把合肥建設成國內外著名的科學城。現在，合肥作為全國信息化制造業試點重點城市，已經涌現出了江淮汽車、科大創新等一些新型的自主企業。

　　作為論壇唯一的企業家代表，中弘集團總裁王永紅提出了一個全新的論點：當前多元化經濟格局正在全球范圍內逐漸形成，中心模式已不能適應生產力的發展要求，與此相對應，城市布局正從中心模式走向非中心模式。

　　這一點得到了北京市政協副主席朱相遠的認同，他說：“大城市的多中心城市空間的布局，已經成為中國大城市發展的戰略選擇。”

　　王將一個城市的演進歷程分為四個時期：城市功能形成期、城市功能成長期、城市功能分離期和城市體系群形成期。他認為，這四個階段的演變過程，也是一個城市由中心向非中心的過渡過程。

　　以北京為例，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進入城市功能分離期，城市郊區化、郊區城市化同時進行，逐漸演變成中心大集團和外面的十個邊緣集團，但是城市功能仍然高度集中在中心城區，衛星城、邊緣城只承擔居住功能。城市中心的超負荷狀況，越來越成為城市健康有序發展的障礙。從90年代到今天，隨著城市產業結構的調整和升級，交通與通信手段的高速發展，北京的城市化進程正由功能分離期向城市體系群形成期過渡，即開始由中心發展階段向非中心發展階段過渡。

　　作為這種過渡最直觀的體現，2020年新一輪北京城市總體規劃創造性地提出了兩軸兩帶多中心的城市空間發展布局，確定了首都開始非中心或多中心布局的發展方向。

　　“中國城市化的戰略設計要點是大中小城市整體優化，形成資源空間最大整合、共建共享的城市體系。”牛文元給未來城市的多中心模式做出了另一種闡釋。而提升人口的生活質量和人居環境的舒適度，毫無疑問將是未來城市發展的一個基本需求。

　　城市做大還是城鎮做大？

　　根據官方公布的數字，中國目前的城市化率為40.9%，低于一百年來美、日、英、法、德等重要西方國家城市化率均超過65%的發展水平。牛文元認為，城市化率低是限制中國財富進一步擴張的瓶頸之一。

　　與牛文元對大城市的熱情形成鮮明對照的，是1996年諾貝爾經濟學獲得者詹姆斯·莫里斯先生對小城市的偏愛。這位出生在蘇格蘭鄉村地區的劍橋大學教授，一生中的大部分時光是在劍橋、牛津等這些人口不過10萬人的小城鎮中度過的。他說：“以中國的標準來看，我所居住的這些地方都是小城市，但我們必須要承認世界上城市的多樣性。關鍵的一點是，城市的成功不在于它的規模大小，而在于它的文化內涵。”

　　莫里斯這番話的另一個意思是，一個國家的總體發展水平，不僅取決于其擁有的城市規模，更在于每個個體單位的發展程度。他說：“中國城鄉差距由來已久，城市生活水平是鄉村生活的6倍。中國政府必須考慮擴大對鄉村的投資，以填平這種差距，這是一個長期的過程，至少需要25年。”

　　牛文元對這筆投資予以了量化，根據他的計算，在中國，將農民轉變為一個真正的市民，人均費用是24700元。

　　中國管理科學研究院區域發展研究所所長張乃劍表達了與莫里斯相同的看法，他將城市化水平視為中國中部地區崛起的標志之一。在他看來，城市化水平是衡量一個地區和經濟發展的主要標志，中部地區城市化水平低，乃是受“三農”問題的制約，即缺乏發達的城市腹地支撐所致。

　　而最讓他擔心的是，現在一些地區熱衷于動用一切可以調控的手段，將各種資源集約于城市，大搞圈地造城運動。“這樣導致的直接后果是資源向城市集約，農業發展乏力并出現萎縮，城市呈現虛假繁榮，長期下去，城鄉差距會越來越大，這是當前影響中部崛起的最大障礙。”張乃劍說。

　　要解決城鄉差距問題，張認為，“最好的辦法，還是打好農業基礎，讓農民先富起來，促進廣大小城鎮發展；通過小城鎮做支撐來發展、壯大大中城市，再以大中城市輻射、帶動廣大鄉鎮，這是中部崛起的必然選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