區域創新體系：深圳制度覺醒與拉美化警覺

　　本報記者 丘慧慧 深圳報道

　　深圳市主管科技工作的官員們普遍認為，今年1月，國務院、科技部調研小組兩次低調而突然地造訪深圳，實際上是中國政府高層對中國現行科技創新模式，以及中國“拉美化”危機的一次整體反思的開始。

　　一位深圳市官員說，政府部門兩次疾走深圳的背景是，去年12月24日、27日、29日，胡錦濤總書記發表了三次密集講話，隨后科技部派發了題為《關于認真學習貫徹胡錦濤總書記有關科技工作重要指示精神的通知》(以下簡稱《通知》)。該通知指出，胡總書記講話的核心內容“堅持把提高自主創新能力作為推進結構調整和提高國家競爭力的中心環節”的表述，實際上是對各地政府長期“引入型”思路的一次洗刷，是對本土企業作為國家科技自主創新主體地位的重新發現。

　　“這對一個時期以來，科技工作重引進、輕自主創新的傾向是一次重要的撥亂反正。其影響將在今后一段時期的國家戰略導向中體現出來。”有深圳市科技局人士透露說，在這兩次國家部門對深圳的造訪之后，科技部調研組已經針對此次調研“寫了三份材料”，而這種國家戰略導向的轉變對深圳而言，或許是一次重新“發現深圳”的機會。

　　“拉美化”魔咒

　　在今年3月23日由深圳市科技局承辦的“深圳市加強自主創新座談會上，深圳市主管科技的副市長劉應力極不客氣地作了一個比較：僅有9000萬人口的墨西哥，人均GDP是6000美元，深圳去年人均GDP與此相當，但是在研發(R＆D)投入上，墨西哥R＆D投入占GDP的百分比是6.2%，深圳只有2.9%，整個中國的研發投入比例更低，只占GDP的1.2%——與墨西哥相比尚且如此，與歐美、日韓的落差則更大。這個差距反映了中國在自主創新上的投入的資源實際上如此稀薄。

　　而這僅是問題的一面，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長周路明說，胡錦濤在其講話中意味深長地強調，未來要把“科技自主創新擺在全部科技工作的突出位子”，以及“科技創新是現實的第一生產力”，“從更深的層次分析，這些講話不僅僅是講科技問題，背后還隱含著對我國現有的經濟發展模式的憂慮。”

　　事實上，深圳市政府高層把《通知》解讀為中央政府對科技創新體系的一次制度覺醒：對“世界工廠”的沉醉，以及每年上千億美金的進出口額，正在掩蓋另一場正在到來的危機。“中國經濟的快速發展是以環境資源的巨大破壞和消耗為代價的，這種模式將使中國經濟發展在不遠的將來陷于難以為繼的境地。中國“和平崛起”的愿望也將因為同世界其它國家之間日益劇烈的資源爭奪戰而化為泡影。”周路明分析說，過去十年，被中國視為科技工作典范的許多科技開發區，“發光不發熱”的外資制造加工區，實際上是“惟利是圖的跨國公司與急功近利的地方政府博弈的結果”。

　　國務院及科技部調研組的深圳行中有一種說法，認為這場十年博弈的結果是，中國人依舊在產業鏈的下游為別人打工，越來越多的產業重復著DVD行業“6C”聯盟的噩夢，海外市場技術壁壘案例的增加正在不斷證明，中國制造業核心競爭力的提升與此間資源的消耗量并不成正比。而過去中國依靠外商投資、低附加值制造業拉動經濟增長的方式，在經歷十年拷問之后正在等待一次正本清源的改變和提升。

　　據深圳市官員透露，此次國務院和科技部調研的重點之一在于，了解深圳企業在自主研發投入中的成效，以及推進企業作為創新主體的體制環境，為即將于今年8月的全國科技大會尋找新的經驗模本。即將在北京召開的全國科技大會將著力解決的問題在于：歷年科技投入從結果上看背離了最初的愿景，大學、科研機構承擔國家技術創新主體處境尷尬，國家科技經費投入方向與實際產出落差巨大。

　　這是國家科技戰略的第三次階段性調整，劉應力副市長在深圳的座談會上說，“1978年的全國科學大會是‘科學的春天’；1998年的‘技術創新大會’是第二次；這回叫科技大會，‘科’和‘技’合起來，國家會采取一些政策措施提高自主創新能力。”

　　“第三次機遇”

　　有深圳市政府官員說，“國家戰略正在醞釀變局”。屬于深圳的機會在哪里？

　　該官員說，對于僅有二十多年歷史的深圳而言，被稱之機遇的東西很多，但是能夠稱得上戰略層面的機遇大概十年左右才降臨一次：1979年，中央決定建深圳特區，“這是一次純粹外部賜予的戰略機遇，深圳很好地把握了這次機會，完成了原始積累“；第二次是進入1990年代，深圳抓住當時大量科技資源閑置以及人才南飛的機會，及時調整產業結構，將高新技術產業放在相對突出之位，成功擠進了國內高新技術三大重鎮之列。

　　而“第三次機遇”在持續了多年的“唱衰深圳”論調后似乎正在到來。

　　有深圳市政府人士透露說，今年初，深圳市政府繼2003年底首度赴蘇州考察后，再次組團低調抵達蘇州，但是相比一年多前“蘇州威脅論”的強大壓力，此次調研的結果卻讓深圳市長舒了口氣。

　　2003年5月的政府工作會議上，時任深圳市長的于幼軍不無憂慮地指出：當月蘇州GDP已經開始超越深圳，深圳位居全國GDP老四之位正受到蘇州的威脅。2003年，深圳在一種隱隱地擔憂中度過。當年下半年，深圳市政府高層示意，市委政策研究室著手整理一份內部的《深圳競爭力研究報告》，以北京、上海、廣州、蘇州四地為坐標，評估深圳整體競爭力。2003年末，該報告出爐，發出“2003年蘇州GDP總量可能超過深圳”的警示。

　　盡管2003年深圳仍以GDP2840億元險勝2700億元的蘇州，但是當時的深圳市政府普遍擔憂：以蘇州在土地資源、地緣文化上的優勢，蘇州近年招商引資的加速度正在對資源相對短缺的深圳構成強大的威懾力。

　　然而，今年初深圳市官員考察蘇州后私下的結論已經顛覆以上論調。有市政府人士表示，現在深圳市已經不再關心GDP等數字的比拼，因為蘇州模式所反映出來的軟肋正集中暴露出中國制造業的宿命：以資源換取資本投入并沒有帶來產業競爭力和自身技術的快速提升。相反，犧牲和弱化了自主創新對一個城市競爭力提升的最佳時機。

　　深圳市正慶幸自己沒有落入這個廣受質疑的制造業怪圈。“深圳不像某些人說的是一個靠吃政策飯養肥的暴發戶，尤其在發展高新技術產業方面，深圳的成就值得人們尊敬。”有官員說。

　　深圳市科技局數據顯示，2004年深圳市高新技術產品產值3266億元，其中屬于本土自主知識產權的產品產值占56.73%。周路明分析說，盡管“自主知識產權”的界定不甚清晰，但是深圳市有一半以上的產值出自本土企業，并有80%以上的本土企業在從事自主研發的努力是一個不爭的事實，這個比例與國內大多數“引進型”經濟為主的城市相比有絕對優勢。另外，深圳市2004年研發投入總量達到120億元，占GDP2.9%，這個比例雖然仍低于發達國家，但是比全國平均水平高了三倍。值得一提的是，所有深圳研發R＆D投入中，90%的投入由企業完成，深圳的企業是名副其實的技術創新主體。

　　“不管國際產業鏈發生怎樣的遷移，深圳市最壞的結果也有50%以上的本土高科技企業在運作，不會出現所謂制造業的‘拉美化’現象。”周路明說，深圳底子會在接下來的整體制造業危機中擁有相對高的底氣。

　　中國“科技創新”模本？

　　“深圳市過去的經驗不能代表未來”，劉應力副市長在座談會上也談到了深圳的憂慮，他認為深圳在過去兩輪機遇中充分利用了機制優勢，但是隨著華東、環渤海灣，甚至華中和西部的相繼崛起，稅收優惠等政策優勢不復存在，機制對于深圳發展高科技產業的作用正在縮小和消失。作為一個年輕的城市，深圳在存量上的不足正在等待增量上的快速成長。

　　劉應力指出，深圳的高科技產業發展要克服幾大問題：一是結構問題，產業結構上適當改變IT份額過大。IT產業中核心的軟件產值雖然全國最高，但要改變純軟件收入偏低的局面；第二是資源問題，深圳的土地資源有相當局限性，但是人才及技術資源可以設法彌補；第三是階段性問題，深圳目前也像世界上其它地區一樣，面臨產業轉移的問題。韓國、臺灣的經驗值得借鑒，惟有進一步提高自主知識產權的占有率，才能解決產業轉移后面臨爛攤子的局面。

　　而所有的這些都將對未來的科技政策、技術創新體系形成巨大的挑戰。

　　2004年2月2日，春節后上班第一天，深圳市政府發布題為《關于完善區域創新體系，推動高新技術產業持續快速發展的決定》(簡稱“五十四條”)的2004年“一號文件”。文件條例長達五十四條，翻新了深圳市1998年頒布的扶持高新技術企業的“二十二條”條例。

　　但是，“五十四條”更像是一個銳意進取的“宣言式”告白，具體到科技創新體制上的突破和改革的具體層面仍有距離。劉應力說，深圳市政府對完善科技創新體系的重視，是為達到“文件不僅要好看，還要好吃”的目的。

　　他說，深圳市政府的著力點在于“五個再”：思路再突破、資源再整合、體系再完善、政策再有效、環境再優化。具體到政府的執行層面，資源與體系的完善尤為重要。他還同時透露，深圳市2004年在科技的貸款貼息、工程中心和平臺資助、標準資助經費、軟科學資助上的經費投放高超過3億多元，今年深圳市僅在軟件業上的支持總額將達到6個億。但是資金使用與投放上如何達到最優，真正提高深圳市的自主創新能力？如何有效扶持中小型和創業型的高科技企業？在沒有稅收等剛性決策權下如何體現深圳市的柔性政策？種種難題都在考驗著深圳市在科技創新上的體系設置。

　　深圳市政府正試圖將過去一些朦朧的經驗梳理為一種經驗模本：深圳市歷年崛起的企業，華為、中興、比亞迪等，恰恰是過去國家科技經費重點扶持的盲區。但是深圳市科技局的數據顯示，華為一年創稅達32億，比亞迪董事長王傳福去年個人繳納所得稅幾千萬元，這些數字在其它地區政府著力引入和優待的外資企業身上很少見到。更為重要的是，華為與比亞迪在技術實力上的成長遠勝于社會預期：華為員工24000人，培養本土研發人員上萬人；比亞迪在技術與成本上的巧妙結合，迫使像東芝這樣的電池業霸主退出該行業，掌握了產業的主動權。

　　這些都在印證了劉應力的話，深圳市一流高科技企業的成長，其決定因素“不是人才、資金等要素的存量，而是機制和環境”。相比之下，從全國來看，“中國為科技而科技的事情由無數人干了幾十年，浪費了無數的銀兩，這種情況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而深圳，或許可以毫無意外地成為一個科技創新的效益典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