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鴻忠操盤 深圳新思維破局

　　本報記者 金 城 深圳報道

　　除了“新思維”，實在找不到更合適的詞來描繪最近半年來，在深圳這座城市發生的事情了。從1月中旬到現在，人們一直在驚異地觀察著這些事情：思想大討論、人事的連串變動、細微的改革動作、一些引得全國媒體關注的公共新聞……這個城市似乎完全恢復了她的活力與魅力。

　　政府在主動進行著痛苦但積極的轉型，民間也日益迸發出無盡的能量，區域創新體系表明特區又一次起航進行新的探索，將文化產業列為支柱產業也包含著這個意味。在特區25周年之際，本報進行這樣的梳理也就顯得別具意義了。

　　隨著“新特區主義”的日漸清晰，深圳可能已經因為找到了方向而不再迷惘，一個新的時代或許真的開始了。

　　2005年5月28日，深圳市四屆人大一次會議正式開幕。隨著人大和政府換屆完畢，近半年甚至近兩年來圍繞著這個城市政治生態所可能發生變化的種種猜測，謎底將全部揭開。

　　當然也可以說，在5月16日召開的深圳市第四次黨代會上，在某種程度上結局已經昭然。

　　此地觀察人士說，新一屆市委、新一屆市政府全部產生后，基本可以正式宣告深圳一個新的時代到來，而關于這座城市未來一段時期的走向，已經在過去近半年時間里，隨著李鴻忠治理深圳新思維的迭次出籠，漸漸變得清晰起來。

　　長達五個月的深圳政治季

　　2005年3月17日，中共廣東省委副書記劉玉浦和省委常委、組織部長胡澤君在深圳宣布，黃麗滿不再擔任中共深圳市委書記一職，遺缺由深圳市長李鴻忠接任。在此之前的1月28日，在廣東省十屆人大三次會議上，黃麗滿已經當選為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

　　早在兩年前，當時身為中共中央候補委員、廣東省委常委、廣東省常務副省長的李鴻忠，接替調任湖南省委副書記、常務副省長的于幼軍，擔任深圳代市長。黃麗滿和李鴻忠，這兩位早在電子工業部時代的老同事，再次在深圳并肩作戰20個月之久。李的任職至少有兩個地方引人關注：以廣東省委常委之身進入黨的中央委員會，作為深圳市長同時是中央候補委員。書記和市長同為中央候補委員，這在深圳歷史上是沒有過的。

　　在5月17日深圳市黨代會上，產生了新一屆深圳市委、市委常委會，原市委常委、常務副市長許宗衡成為深圳排名第一的副書記，而與此同時，并沒有別的非本地官員進入深圳市委常委會。

　　此地觀察家對本報指，新一任深圳市長在本地干部中產生，這表明了中央對深圳過去一段時間的工作是認可的，也意味著深圳市委書記李鴻忠得到了中央大力支持。李和許在過去近兩年時間的工作中配合默契，這種默契有助于在以后的時間里，李放手推行他已于1月和3月份重點提出的治深新思維。

　　今年上半年，還有另外兩個會議將會對深圳產生深刻而長遠的影響，其一是在黃麗滿出任廣東省人大常委會主任的半個月之前，1月13日召開的中共深圳市委三屆十一次全體(擴大)會議，黃麗滿提出了建設“和諧深圳”的戰略任務，而李鴻忠則提出“完成從‘速度深圳’到‘效益深圳’的轉變”。

　　另外一次則是李鴻忠就任深圳市委書記一周之后的3月25日，深圳市召開了一個“深圳市委工作會議”，李作了一個題為《繼往開來 改革創新，把深圳經濟特區的宏偉事業繼續推向前進》的長篇講話。

　　深圳市府辦公廳綜合處聶新平處長告訴記者，與以往的領導講話不同，這次講稿，“李書記熬了好幾個晚上，自己寫出了長達1萬多字的初稿，再由寫作班子稍加潤色而成，里面到處可見他充滿個性的鮮活思想”。無論是深圳政界還是民間，幾乎一致地把這個報告視作其市委書記的就職演說。

　　從1月13日深圳市委三屆十一次全會開始，到3月17日李接任書記、3月25日發表關鍵性的演說，再到5月15日深圳黨代會人事大變局，最后到5月26、27日開始的深圳“兩會”收官，深圳政壇上充滿新意的變化，構成了一個長達五個月之久、充滿張力的“深圳政治季”。

　　深圳定位新思維：新特區主義

　　在3月25日市委工作會議上，李鴻忠在演講中強調了改革和創新對深圳的重要意義。

　　大學歷史專業出身的李鴻忠，首先梳理了深圳特區的歷史。李把深圳25年歷史劃分為三個階段：

　　1980年國家設立特區到1990年代初鄧小平視察南方前后，為特區初創階段，解決了特區怎么辦的問題；1994年江澤民視察深圳提出“爭創新優勢，更上一層樓”到2003年前后，為“跨越式發展階段”，達到了搶抓機遇、加快發展的目的。李把2003年以來進入的新時期稱之為“落實科學發展觀時期”，標志性事件是提出了“和諧深圳”和“效益深圳”的戰略。

　　李在報告中用大段來論述深圳只能走改革一條路。諸如，“深圳是靠改革創新起家，靠改革開放開埠立市的，沒有改革創新，就沒有深圳這個城市。深圳就是改革創新的產物，改革創新就是深圳的別名。”

　　但關鍵之處或許是在這樣一段話中：“特區今日之‘特’與昨日之‘特’有很大的不同。中央已經明確，特區還要繼續辦下去，還要繼續‘特’下去，但怎么‘特’，中央只賦予了總體要求和大的原則，就是要做排頭兵、試驗田、窗口和示范，而‘特’的具體內容就要我們自己去填寫了。換一個另外的說法，就是中央已經賦予我們‘特’的權力了，但中央不可能為我們設計具體怎么‘特’的內容。今天沒有，過去在特區創立之初也沒有。今天，能不能‘特’就在于我們改革創新怎么樣，如果還是瞄準特殊的優惠政策，瞄準特區創始之初那些課題、項目、領域，就很難再‘特’下去。如果我們與時俱進，在深化現有領域改革創新的基礎上，再向更高層次、更高階段、更廣闊范圍的改革創新、開拓進取，我們就能夠繼續‘特’下去，以特別之為立特區之位。不但如此，由于我們爭氣了，以創造力、活力贏得了中央、省委的更加重視，中央和省委還會為我們創造更好的改革創新的機遇和條件。”

　　李也強調，深圳將要進行的改革是審慎的改革，就是“半步的改革”、“積小勝為大勝”。

　　在這些論述的基礎上，5月28日召開的市人大會議上，李在政府工作報告中正式提出了“新特區”的概念，有人稱之為“新特區主義”。在中國設立特區25周年之際，李提出的這些主張顯得格外引人注目。

　　人們容易聯想到，4月23日，由國家發改委召開的全國經濟體制改革會議特地放在深圳來開，國家的類似會議已停開了若干年了，今年是首度重開。

　　李在黨代會報告中承諾的設立改革辦來推動改革，在一個月以內就加以兌現了，這是一個設在市發改局下面的副局級機構，原市府辦公廳副主任南嶺博士被提升為市委副秘書長、市政府副秘書長(當地媒體稱之為雙料秘書長)兼任改革辦主任。

　　這個機構設置得饒有意味：一個副局級機構卻由一個雙料秘書長領銜，機構名字叫市經濟體制改革辦公室，卻不簡稱為“體改辦”(原來從中央到地方都有這樣一個統籌改革的部門)，而是簡稱為“改革辦”。顯然，深圳不愿意讓人感覺到它是恢復了原來的那個部門。

　　廣東省中山市委組織部部長丘樹宏在南方網發表的一篇題為《為深圳重設改革辦叫好》的評論中稱贊道，“深圳市政府是明智的，也是有勇氣的。”他指出，“我國改革到了今天，已經不僅僅是經濟層面的改革，而是除了要繼續深化經濟體制的改革之外，已經重點轉為政府職能的改革、社會管理體制的改革。面對這樣繁重的改革任務，如果沒有一個專門而且毫無自身利益的機構來統籌，那是不可想象的……可以說，今天的中國，已經像改革開放之初一樣迫切地需要專門研究體制改革的部門。”

　　在5月中旬黨代會上的報告里，李至少提出了25項有著典型“半步改革”特點的改革目標，而這些改革措施亦基本指向丘樹宏所說的三類改革：殘余的經濟體制改革、社會管理體制改革、行政體制改革。深圳市民對改革的期望一下子給吊起來了。

　　深圳定位的尷尬迎刃而解？

　　2003年6月，當李鴻忠剛剛到深圳做代理市長時，他面對的是一個因為不知道何去何從而十分迷惘的城市，在之前的幾個月時間，網絡劍客“我為伊狂”的網文《深圳，你將被誰拋棄》剛剛點燃了深圳人失落與無奈的情緒，而學術界與市民關于深圳定位問題的大討論也論戰正酣。這種論戰隨著當年7月底國務院調研組的到來，達到了沸點。

　　在中國沒有一個城市會像深圳這樣，為找不到準確且可行的定位而痛苦不已。盡管在1997年之前這可能根本不是一個問題。1997年前后發生了這樣幾件對深圳影響甚大的事情：1995年國情學者胡鞍鋼與時任深圳市委書記厲有為發生了關于“特區特不特”的爭論；1997年香港回歸，并爆發了亞洲金融危機，沉重打擊了香港也許還包括深圳的產業基礎；深交所停發新股沉重打擊了深圳的金融證券行業，新出籠的珠三角交通網絡規劃有使深圳邊緣化之可能。

　　深圳這個中國最成功的經濟特區似乎陷入了十面埋伏之中。

　　焦急的官員與學者們為深圳四處抓藥。學者們開出的藥方包括深圳直轄、深港一體化、深交所加速打造成為創業板等等；而政府官員開出的藥方則包括國際化城市、社會主義示范市、廣東省的區域中心城市等等林林總總。當然也有前市委書記李灝、厲有為和部分學者，堅持深圳應該守住自己的“特區”定位。

　　李鴻忠顯然沒有把工作重點放在向上尋求解決深圳定位問題上。曾在哈佛肯尼迪政府學院進修的李一頭扎進了市場經濟下政府行為模式的再造上。

　　“從凈暢寧工程到城市梳理行動，到出租屋管理，到關外城市化和關內城中村改造，鴻忠同志的眼睛盯住了政府越位和政府缺位的問題。”深圳市政府辦公廳一位官員對本報說，“他發現，在深圳市民對政府喪失改革欲望和越來越內地化的強烈抱怨中，彰顯出來的大多不是政府越位的問題，反而是政府缺位問題。諸如城市管理、治安、環保、教育、社會保障等等應該政府提供公共品服務的地方，政府沒有負起責任。”

　　因而李鴻忠在諸如城市梳理行動這樣的關鍵戰役中，表現出來的似乎是將深圳改造成為強勢政府的意味。但是人們不太注意到的是，通過類似行業協會服務署的設立，政府正在削減其越位的部分，將更多的社會管理的職能交還給社會自治組織。

　　深圳本地觀察員老亨對記者分析說，對政府改革的思考或許最后把曾在國家體改委工作過的李引導向了深圳定位問題，中央取消了國務院特區辦，但一直宣稱特區還要辦下去，這或許讓他看到了操作的空間。在直轄、深港一體化等都不能操之在我的情況下，李最終不能回避地就深圳定位問題表了態：“新特區”。

　　“新特區”的定位是否從此廓清了深圳問題的迷霧，消彌掉對深圳定位問題的爭論？十幾年來一直堅持深圳應堅守特區定位的綜合開發研究院�熒钲冢牳崩硎麻L李羅力教授說，“新的歷史和社會條件下，特區理應有新的功能，提新特區也不無道理；深圳特區過去20多年里，都是先去闖去干，做出來之后，才得到承認和贊揚的，現在也應是如此，深圳只管先做就是了。”

　　李羅力強調，“我一直堅持認為，特區體制是中國對全人類做出的一個創建和貢獻，過去經濟體制改革我們需要特區，現在和將來，我們繼續改革開放也好，法治建設和與全世界接軌也好，仍然需要特區先試點，然后在全國推廣。深圳政府應該努力爭取獲得中央的支持。”

　　“也不能說深圳定位問題就此解決了。爭論還是會存在下去，就像過去25年已發生過的那樣。這個就不用去管它了。”李羅力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