暫行規定是誰的勝利

　　本刊記者 東滌任

　　導讀：“這個規定堅持了國企產權改革的方向，但也注意到改革中存在的國資流失等問題，是以規范為主的”

　　《暫行規定》的出臺給從2004年8月開始的國企產權改革大討論，劃上了一個逗號—— 對于那場爭論的雙方來說，事情遠遠沒有完結。

　　香港中文大學教授郎咸平第一時間發表意見說，除非新的規定能夠堵住所有漏洞，確保國有資產不被侵蝕，否則一切MBO都應該停止。

　　國資委經濟研究所宏觀部部長趙曉認為，郎咸平是站著說話不腰疼，不懂得中國國情。國資委《暫行規定》實際上還是肯定了國企產權改革的方向，是在肯定的基礎上進行規范，而不是停止或者改變國企改革的方向。

　　社科院研究員左大培說，國資委的《暫行規定》有進步，肯定了大型國企不能MBO，但這個方案是一個中間派的方案。國企的MBO應該全部停止，我們要堅持斗爭。

　　中國政法大學教授楊帆說，程恩富和左大培完全停止國企MBO的左派主張我不完全贊成，但右派想瓜分國有資產也不行！

　　看來，《暫行規定》的出臺并不能平息這場爭論。

　　爭論之一：是誰的勝利

　　趙曉說：“我覺得國資委的立場是清楚的，改革的方向也是很清楚的。這個規定堅持了國企產權改革的方向，但也注意到改革中存在的國資流失等問題，是以規范為主的。”趙曉評價，中國改革的特點就是不走極端，大家都可以說，中央再來平衡。

　　被看作左派的楊帆始終在澄清自己的身份：“我主張超越左右翼，我從94年以來都是這樣的觀點，我覺得我是大獲全勝�！钡�當記者在另一處問到這個問題時，楊帆也承認: “這個規定比較詳細，如果真的按照這個規定執行，允許MBO的中型企業實際上也不可能MBO，所以也不能說是右派的勝利�！�

　　上海財經大學馬克思主義學院院長程恩富則總結道：“這只能說是左翼的一個小勝利，主要是新自由主義的勝利。規定說大企業不允許MBO，中小企業允許MBO，但中國的馬克思主義學者和郎咸平一樣認為，不論大中小國企，都不應該進行MBO。”

　　左大培說: “我認為國企的MBO應該一律停止。原來有人想不做任何規定，偷偷私有化就算了，現在他們發現這樣老百姓不答應。所以國資委還是有進步，大企業從以前的‘不宜’明確為不搞MBO，中小企業的MBO也設置了很多限制。如果真能嚴格執行，中小企業MBO大部分還是會被限制的�！�

　　復旦大學經院教授石磊的評價絲毫不留情面：“這個規定的出臺首先說明此前有關部門對國有資產管理上的無能已經體現出來; 也說明國資委的的政策確實受到這次大討論的影響，認為在公司治理結構不完善的情況下，實行國企的MBO是不合適的�！�

　　爭論之二：能不能解決問題

　　趙曉分析，國有資產的流失，一種是國企改制中的交易性流失，一種是體制性的流失。“規定的措施是想比較好的解決國企改制中的交易性流失，但如何控制國企的非交易性流失，還有待進一步研究�！钡�趙曉也認為，現在中小企業MBO的資金要求很高，如果嚴格執行，確實很多企業很難真正MBO，“但是地方在執行的過程中不會有這么嚴�！�

　　楊帆則認為: “中小企業要分就分吧，但分的時候必須讓工人參與才行。而且，10多年來中小國企的產權改革應該清查，違法所得該退的就退，也要給工人分點錢，不能光讓管理層拿走�！睏钫J為，改制過程中程序公證性的問題必須得到貫徹，否則改制肯定面臨無數的阻力和后果。

　　程恩富的前后觀點高度一致：“吳敬璉等主流經濟學家不是反對一股獨大嗎？MBO了、私有化了，不還是一股獨大嗎？”對于規定中對于中小企業MBO的具體規定，程恩富表示歡迎，但他話鋒一轉：“中國很多中等規模的企業實際上是很大的�，F在國有資產評估中存在嚴重的貓膩已經不是什么秘密，對于最近幾年中小國企私有化過程中存在的嚴重流失，國資委根本就沒有清查追究！”

　　復旦大學新政治經濟學研究中心主任、著名企業家史正富則對文件所蘊涵的另一個問題提出了根本的疑問: “這個規定還是回避了一個根本問題: 國企改革的均衡產權結構到底是什么？是民營化？是私有化？還是其他？現在我們還是沒有明確答案�！�

　　爭論之三：如何看待產權改革

　　在趙曉看來，禁止MBO只能停止國有資產的交易性流失，但不能解決國有資產的體制性流失。中國改革目前已經從80年代的帕累托改進——沒有人受損，但有人受益，社會總體福利增加——發展到卡爾多改進——有人受損、有人受益，但總體福利增加。因此，“國企改革不能因為有人受損就停止改革，問題是怎么解決受損者的補償。”

　　對于國企的效率問題，程恩富表示:“80年代國企的虧損面最低只有2.3%左右，最高只有9%，怎么能講效率低嗎？90年代以后的國企困境是多種原因造成的，其中包括稅負過重，政企不分等原因。你可以看看，私企現在占GDP中的比重是多少，但他們交的稅又是多少呢？”

　　而史正富則從實證和經濟史的角度，對民營化的產權改革方向提出了異議。他介紹，世界歐美發達國家的產權結構從150年前以私有產權為主，發展到今天主要是四種組成: 私有資本、聯合起來的私有資本、經由政治過程建立的法人資本、社會資本，隨著社會的發展，后面的幾種越來越社會化的產權形態發揮著更為重要的作用。

　　“因此，發達國家現代產業的產權結構實際是多元化、社會化的。從中得不出民營化的產權改革的趨勢。發達國家的大公司，前幾位的大股東往往是像養老基金、雇員基金這樣的非盈利法人資本。因此產權學派以產權先進型為標準實際上在實踐中沒有多少支撐�！�

　　左大培則結合了很多案例來說：“健力寶為什么衰落？就是兩個原因，一個就是放任可口可樂和百事可樂進入，再一個就是私有化搞的。這不就是改制失敗的例子嗎？我在東北調研的過程中看得多了，多數企業私有化之后仍然搞不好。所以開這個藥方不是害人嗎？”

　　石磊認為，把眼光完全放在產權上是有問題的，實際上不是所有的國企都搞不好，也不是所有的民營企業都搞得好。除了產權制度這個基礎以外，企業家精神、企業治理結構等都同等重要。“現在國有企業面臨管理層道德風險和信息不確定的雙重風險，這就和產權關系不大�！�

　　配文：

　　2004國企產權改革大辯論

　　本刊記者 東滌任

　　誰也沒有想到，2004年8月郎咸平在復旦大學一篇對格林柯爾置疑的演講，會引起那么大的風波和共鳴，也導致了那么多的置疑和不滿。

　　實際上，是時郎咸平的發難，建立在他對顧雛軍利用國企改制之機，打造格林科爾系的深入研究的基礎上。而在此前的2004年6月，郎咸平已經因為對TCL和海爾所謂曲線MBO提出置疑，引起公眾一定程度的關注。

　　聰明的被置疑者對于郎咸平的指責并不辯解和回應，企圖用沉默把對手的進攻消解于無形，比如海爾的張瑞敏。但也有人易守為攻，向大眾昭示自己的清白: 8月17日，顧雛軍在香港以誹謗罪正式起訴郎咸平。

　　于是，形勢急轉直下，與主流經濟學家往常封殺一個人言論的通常的最佳策略——不理你——不同，事件演化為公眾和媒體關注的重大焦點，各路人物紛紛自愿或者被迫的出來表態。

　　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所副所長張文魁率先出戰。張指出，現在國企改革的方向是“全國上上下下、方方面面經過二十多年的探索和實踐后確定的基本方針”，斷定“國企改革的方向不容否定”。其后，張瑞敏在記者再三追問下被迫表態。

　　幾天后，趙曉更是對郎咸平教授提出尖銳批評，認為郎對宏觀經濟、轉軌經濟的認識有所不足，對中國復雜的歷史和社會的認識相對不足，稱郎咸平顯然并沒有找到一條真正有利于民眾的改革渠道，甚至連其中的真正問題都可能沒有搞清楚。

　　8月28日，具有戲劇性的一幕出現了。在北京，幕后由楊帆等人策劃的挺郎派，發起了“國資流失與國企改革研討會”，楊帆、左大培、韓德強等中左翼經濟學家組成“挺郎派”與郎咸平一起高調登場，而主流經濟學家吳敬璉、張維迎、厲以寧、王東京、林毅夫、茅于軾等邀而未來，只有張文魁單刀赴會。會上，張文魁的發言曾多次被情緒激動的左大培打斷。

　　郎咸平在發言中有一段很有意思的話: “我們需要什么？我們需要政府的介入，我們需要政府做一個主導。以什么為重心呢？以民為本，以老百姓的福利為前提。我們現在產權改革走錯了，以效率為本了。我們對國有企業怎么批評的？沒有效率。民營企業呢？有效率。我請問各位經濟學家，怎么衡量效率？現在科學界還沒有一個定義。以一個沒有定論的參數指標，就判定國營企業的死亡，是不是太草率了？”

　　此時，在深圳舉行的中國企業家論壇上，面對中國最有名聲的企業家們，張維迎公開對郎咸平進行了不指名的批評。張認為，當時在社會上、輿論界興起了一股妖魔化、丑化整個中國企業家隊伍之風，中國企業家的輿論環境已經到了1992年以來最不好的時候。他還表示，自己不否認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存在著或者可能存在著國有資產流失，但國有企業民營化這個總體過程是創造財富的過程而不是瓜分財富的過程。

　　至此，爭論雙方基本陣營亮相，陣線分明，觀點基本相對。而爭論的進一步升級才剛剛開始。

　　9月11日，中央財大博導李炳炎等42人集體亮相，公開表達對郎咸平的支持。

　　9月14日，程恩富等10位教授發表了公開信，更是直截了當的把雙方爭執的要害放到了“要分清兩種改革開放觀”，即“分清鄧小平理論和‘三個代表’重要思想引領下的社會主義方向的改革開放觀同新自由主義的改革開放觀及其‘華盛頓共識’的界限”，并以非常嚴厲的口氣警告:“在改革中不堅持社會主義經濟制度的方向，就會步原蘇東社會主義國家的后塵，葬送黨和人民半個多世紀奮斗的全部經濟成果，阻礙全面小康社會和現代化的建設。”

　　同月，吳敬璉、許小年、周其仁先后加入這場討論，對郎咸平表示了異議。令人驚異的是，此前相當主流的林毅夫在此次爭論中，卻認為國企改革的關鍵是卸掉其戰略性負擔和社會性負擔，實際上對國企產權改革的方向并不認同。

　　爭論的擴大化，尤其是爭論背后對于中國經濟改革價值取向和利益立場的紛爭，導致各界學者的加入。歷史學者秦暉和文化學者王曉明就是這時參與到這場爭論中的。有意思的是，這些人文學者的意見，明顯的都與主流拉開了差距。秦暉強調了“公正至上，起點平等”，而王曉明則根本就否定了主流經濟學家的意見。

　　爭論不僅僅引起了民間的熱烈響應，最終也給政府高層帶來了巨大壓力。而國資委作為政府的主要主管部門，更是迅速做出反應。8月13日，國務院國資委、財政部、監察部、工商總局等四部委聯合下發“特急”的《關于開展企業國有產權轉讓管理檢查工作的通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