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人民幣升值問題，從本質上來說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中國金融主權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中國融入國際金融市場，并且逐漸掌握制定國際金融規則的發言權，中國一定會更加主動的采取靈活匯率政策，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秩序的重建。人民幣的升值必須有利于中國的傳統貿易發展，必須有利于穩定中國的金融市場，必須有利于提高中國國內居民的生活水平。
就在中國大力調控市場經濟，解決部分行業過熱問題的時候，在國際市場上又傳出了
要求人民幣升值的呼聲。美國一些商界領袖和政客利用各種媒體，將美國6170億美元的貿易赤字歸咎于美國對中國的貿易逆差，并且認定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是由于中國政府不合理的匯率制度造成的，他們要求中國政府盡快解決人民幣匯率問題，通過人民幣升值，縮小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
這樣的論調，從一個側面反映出當今世界不合理的國際金融秩序，也反映出當今世界被扭曲的國際貿易格局。在美元主導的國際金融環境下，美國可以通過操縱美元的價格，直接或者間接調控國際貿易，并以此來解決美國國內的問題。所謂的人民幣匯率問題，從根本上來說是美國經濟發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問題，美國政府試圖通過調整國際匯率，迫使人民幣升值，從而轉嫁美國國內問題罷了。
在一個相對封閉的市場里，匯率問題毫無價值。即使在開放的國際市場，在一個地區內，匯率變化并不都能直接導致國內市場價格的波動。打個比方，在傳統的農產品貿易領域，如果生產商在出售商品時，使用人民幣進行結算，購買商也是國內企業，那么匯率變動與否，對買賣雙方影響不大。但是，如果使用美元結算，并且購買商是外國企業，那么，匯率的變動不僅直接影響交易的價格，而且還會直接影響到交易的最終成本。換句話說，即使交易雙方商定某一個時點作為結算點，那么談判中選擇不同的換算市場和換算價格，能夠直接導致交易雙方權利義務發生重大變化。事實上，在國際貿易中，許多交易都屬于遠期合同交易，如果匯率市場發生重大變化，那么，雙方的最終交易結果可能會發生根本性的逆轉。所以，通過操縱國際市場匯率價格，可以直接或者間接地影響到實物商品的國際貿易。正因為如此，在中美兩國之間出現巨大的貿易逆差之后，美國政府和部分商界領袖多次敦促中國政府放開匯率管制，通過浮動匯率，解決美國的貿易逆差問題。
中國政府現在實行的有條件的固定匯率制度，源于1998年發生的金融風暴。改革開放之后，中國的人民幣對美元一直比較穩定。亞洲金融風暴促使中國政府加強外匯管制，防止不良的金融活動導致中國國內的金融市場徹底崩潰。目前，中國的外匯管理體制正處在一個新舊交替、不斷發展的歷史進程之中。中國政府并非不想通過放開外匯市場，徹底融入國際金融市場領域。但是，第一，中國政府不具有調整國際金融市場的主動權，中國外匯監管部門對美國操縱美元獲取國家利益，損害發展中國家的利益抱有戒心，所以，遲遲不敢也不愿意放開中國的外匯市場。第二，中國國內缺乏外匯管理經驗，大量的地上和地下公開炒賣人民幣的活動屢禁不止，特別是中國國內金融機構普遍缺乏道德約束，國有商業銀行的分支機構不斷制造呆賬和壞賬，如果徹底放開中國的外匯市場，那么必然會導致各種違規資金流入外匯市場，進而在國際金融交易中逐漸消失。所以，現在放開中國的外匯市場，等于在中國的金融安全大堤上打開一個缺口，會導致中國的經濟由于失血過多而徹底休克。第三，在沒有話語權，而國內金融監管經驗尚不充足的情況下，如果放開外匯市場，那么必然會進一步影響到中國的國內貿易市場，使得中國的改革開放成果由于外匯的徹底放開而拉美化。拉丁美洲國家在徹底放開國內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之后，由于國際資本自由進出，在國內通貨膨脹加劇，人力成本提高的情況下，隨著國際資本的流出，國內市場一片蕭條。中國要想避免重蹈覆轍，必須在外匯管制上做好文章，防止由于國際資本的不斷沖擊，而徹底摧毀中國的經濟體系。
在一個擁有13億人口的大國，強調經濟的自強具有特別重要的現實意義。假如中國沒有完整的農業工業和服務業配套體系，沒有相對穩定的貨幣市場，沒有發達的金融交易渠道，沒有可調控的外匯市場，那么，中國的經濟必將受制于人。
在傳統的國際貿易領域，存在著比較優勢理論。但是在發達的國際金融市場沖擊下，所謂的比較優勢理論已經變得破爛不堪了。即使一個國家在傳統有形產品貿易中存在著比較優勢，如果在國際外匯市場上，由于選擇了不適當的結算貨幣，并且依靠不穩定的國際貨幣市場進行資金結算，那么，傳統的比較優勢可能會變得蕩然無存。這是在國際市場上被反復證明了的慘痛事實。掌握外匯市場的主動權，或者至少掌握制定國際匯率市場規則的話語權，是中國開放外匯市場的前提條件。如果不能操縱或者參與制定國際匯率市場的交易規則，不能對美元等強勢國際貨幣走向真正把握，那么，盲目放開中國的外匯市場，必然會導致災難性結果的出現。
筆者注意到，某些經濟學家反復鼓吹中國放開外匯市場，并且認為中國一旦徹底放開外匯管制，上海等一些特大型城市，可以立即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如果從建立金融離岸中心的角度來考慮，這樣的論斷是正確的。但是考慮到中國國內的市場體系，考慮到中國的整體發展，考慮到中國的外匯市場關系成千上萬人就業和生計，我們有理由對徹底開放中國外匯市場的論斷持謹慎的態度。中國的外匯市場并非不能完全放開，但是，在國際貿易中，中國仍然處在一個極不平等的地位，具體來說，首先，中國的出口產品大多屬于低端產品，附加值不大，如果放開外匯市場，那么外匯領域的任何風吹草動都可能會影響到中國的外匯收支，甚至會影響國內某些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其次，西方發達國家出口產品的形態已經發生了重大變化，以知識產權為代表的無形產品逐漸取代了傳統的有形產品。而國際貿易規則中，對無形產品的保護越來越嚴格，但是對傳統的有形產品的貿易保護措施卻越來越少，在這種情況下，中國在發展出口貿易的過程中，首先面臨著規則上的不公正，如果在資金結算方面不能夠堅守陣地，那么中國國際貿易領域必然會全線崩潰。第三，中國的外匯儲備在很大程度上是為中國的對外貿易發展服務的，沒有考慮到如何應對國際金融市場的挑戰。為了擴大中國的傳統貿易，中國長期以美元作為結算手段，所以在外匯儲備中，美元占據主要地位。如果放開中國的外匯市場，而美國采取極端的措施，操縱美元價格，那么必然會導致中國的債權減少，而國際貿易負擔加重。因此，在沒有調整中國的外匯儲備結構之前，即使為了國際貿易的安全，也不能夠輕易放開外匯市場。
中美之間的貿易逆差問題確實存在，但是，造成貿易逆差的原因很多。中國的產品出口強勁，而美國實行嚴格的技術壟斷，不允許高科技產品出口到中國，所以，中國向美國出口產品之后，積累了大量的美元，而這些美元多數用來購買美國的債券，為穩定美國的金融秩序作出了貢獻。所以，指責中國實行外匯管制，從而導致中美之間巨額的貿易逆差是沒有道理的。就連美國的美聯儲主席格林斯潘都認為，人民幣升值并不會導致美國減少貿易逆差，因為美國的零售商完全可以從其他國家進口同樣的產品。
人民幣升值問題，從本質上來說是中國的內政問題，是中國金融主權的有機組成部分。隨著中國融入國際金融市場，并且逐漸掌握制定國際金融規則的發言權，中國一定會更加主動的采取靈活匯率政策，積極參與國際金融秩序的重建。人民幣的升值必須有利于中國的傳統貿易發展，必須有利于穩定中國的金融市場，必須有利于提高中國國內居民的生活水平。
縱觀世界各國，在外匯管制問題上，普遍遵循法制、中立、透明原則。具體來說，所謂法制，就是通過制定外匯法或者貨幣法，對本國的外匯管制程序和內容作出明確的規定，政府的更迭和人事變化不會影響到國家的外匯基本制度；所謂中立，就是在政府機構之外，設立具有權威性的貨幣委員會或者其他的外匯調控機構，防止國內政治局勢的變化而造成金融市場特別是外匯市場的劇烈波動；所謂透明，指的是在外匯管制和外匯調控方面，國家法律規則透明，手段透明，政策透明，結果透明。國家干預外匯市場的規則是公開的，中立的權威部門對外匯市場進行干預的手段是透明的，調控手段的基本目標和方針是公開化的，而調控的結果是可以預期的。
總之，中國外匯市場的放開是大勢所趨。但是如果沒有認清外匯市場與傳統貿易市場之間的關系，沒有看到國際金融市場的不合理性，沒有掌握國際外匯交易規則制定權，沒有改善中國的金融體系，那么，貿然放開外匯管制，必然會影響到中國的整體發展。當前，人民幣升值存在著巨大的潛力，但是，外匯監管部門在作出決策時，必須首先全面評估人民幣升值對出口貿易產生的影響，必須對中國國內市場的波動采取應變措施，否則的話，人民幣的升值既不利于國際金融市場的穩定，不利于中國對外貿易的增長，也不利于中國國內市場的健康發展。
作者：中南財經政法大學教授 喬新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