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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際先驅導報記者 董曉賓 報道 “上海論壇更像是投資者論壇，而北京論壇則試圖給出一個正在崛起大國的豐滿形象。”在16日舉行的《財富》全球論壇文化圓桌會議上，零點調查公司董事長袁岳受邀與國家人口和計劃生育委員會副主任趙白鴿、哈佛大學教授安東尼·賽奇一起，共同分析了過去十多年中國社會和經濟的變化怎樣改變了中國人的感知和行為。在這場題為“號脈與定義”的對話結束之后，袁岳先生與本報記者共同分享了這段經歷。
《國際先驅導報》問：一位是中國的民意測驗專家、一位是長期致力于社會發展事業的中國政府官員、另一位則是有著多年在華經驗的美國大學教授，三位的行業似乎相距甚遠，何以坐在一起呢？
袁岳答：安東尼·賽奇在大學里從事公共管理研究、趙白鴿是在公共部門工作，而我從事的是公共意識的調查，公共領域是三個人事業的交集，另外中國社會變遷是我們共同關注的話題，大概是這兩個原因使我們三個人能夠坐到一起。
問：在三位對話和接受提問的過程中，有沒有令您印象深刻的現場互動細節？
答：我們在上論壇之前都不知道主持人會問什么問題，這是財富論壇給我印象較深的一點。因為這和國內的論壇有很大的區別，國內論壇都是事先把問題告訴嘉賓，嘉賓提前做好了準備，這種方式缺乏臨場的互動和思想的激蕩。
另外，論壇上提出的問題都有一定的尖銳度。比如有記者問我，未來十年中國將面臨怎樣的劇烈改變？這個問題其實是想問中國的政治變革，我回答說中國過去一直在走一條漸進的變革路線，更多體現在一種社會的變遷，比如年輕人權力的崛起，改變了社會權力模式。我說，現在中國的學生普遍很開放，掌握的信息也多，不會輕易、簡單地接受任何決定，你是家長也好、是領導也好，一定要說出道理，這有助于中國社會更加理性、更加開明。我發現，這些可能在國人看來很普通的事實，對于西方與會者來說卻可能是很新鮮的信息。
問：據我所知，基于零點的調查，您在論壇上公布了中國人日常最關心的問題，您是怎么向與會者傳遞這些信息的呢？
答：我告訴與會者，中國老百姓最關注的是就業、住房、醫療改革、環保、教育等問題。我還告訴他們，由于政府資源有限，在解決這些問題之前必須排序。我強調應該充分考慮中國老百姓關心的先后順序。
問：您認為在世界企業界巨頭云集的《財富》論壇上，向他們講解中國的民意調查，意義在于什么？
答：幫助他們理解一個真實的中國。讓這些投資者知道本地的消費者群體、雇員群體的境遇模式，這有助于他們建設一種良好的企業文化。過去的經驗已經證明，外資企業光有好的產品是不夠的，這不足以保證他們在中國市場的成功，還必須對中國市場有全面真正的了解。
問：在論壇上，您感覺來自世界各地尤其是西方的與會者他們最想了解中國哪些方面的問題？計劃生育、農民工進城這些看似與生意無直接關聯的話題進入財富論壇的議程，是否說明外資外企希望在更深層次上了解中國？
答：與會的西方企業界普遍有興趣了解中國的社會。不過也要區別對待，對于那些定位在短、平、快的外企來說，可能不需要了解這些，但對于那些想長期在中國謀求發展的企業、對于那些想借助本地人才的外企來說確實非常需要在更深層次了解中國。我感覺在后者的描述中，中國更像是戰略目的地而不是戰術目的地。
問：論壇主席羅伯特·比爾曼曾說此次論壇給了北京一次很好的“秀”的機會，您認為該如何向來自世界的與會者解釋他們所關心的問題呢？您在介紹中國的情況時有怎樣的策略安排？
答：舉例來說吧，比如中國的勞動就業問題，不光是中國人普遍關心的問題，也是西方人關心的問題。 但西方人關注的落腳點不同，他們更關心的是中國勞動者的人權問題，批評中國是血汗工廠。可西方人并不理解，中國人與他們關注的不同，中國是一個有大量富余勞動力的國家，所以中國的就業者對工作機會的關注遠遠超過了對工作條件的關注；況且中國現在是市場經濟，并沒有強迫就業。在這個問題上，西方人與中國人關注的視角是不一樣的。當時沃爾瑪為了把勞動力成本降下來，采取雇傭當地員工的策略，結果遭到美國人的批評，有些中國人也跟著批評，我當時就建議這些中國的批評者慎重，因為首先必須明確中國人現在最關注的問題、最應該秉持的立場是什么。在向來自世界的與會者介紹中國時，必須拿捏好這個分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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