撬動蘇北

　　本報記者 周 揚

　　南京報道

　　5月16日，宿遷，江蘇省工商產業轉移項目對接會議；5月8日，徐州，沿東隴海線產業帶建設研討會；4月1日，鹽城，加快蘇北振興推進區域共同發展工作會議。

　　最近這兩個月，江蘇在蘇北的三個城市接連召開了三次會議，主題詞均是“蘇北振興”。而4月1日的蘇北振興會議可以說規模空前，江蘇省十三個地級市的市委書記或市長，蘇北28個縣(市、區)的書記、縣長全部到會。

　　蘇南與蘇北經濟發展的巨大差距一直是江蘇這個中國重要經濟省份的最大心病，省委書記李源潮把這樣一句話經常掛在嘴邊：“江蘇實現全面小康，重點在農村，難點在蘇北。要繼續舉全省之力支持蘇北加快發展。”

　　舉全省之力并非空談：在整個江蘇，無論是省財政轉移支付，還是南北產業轉移，都是省政府給予蘇北的“特殊待遇”，那么蘇北振興還缺少什么？

　　南北掛鉤

　　家在無錫的尤文科現在是徐州銅山縣縣委副書記，每周五他總要回一趟家，到下周一再返回銅山工作，如此至今已一年有余。

　　從2003年上半年開始，尤文科和無錫另外5名干部赴徐州市下轄的6個縣(區)掛職擔任副職。因為蘇北的徐州市和蘇南的無錫市屬于省政府確定的南北掛鉤幫扶城市，這樣的干部交流從2001年就已經開始。

　　徐州市發展計劃委員會的洪逸鵬處長告訴記者，從2005年5月起，徐州開始啟動蘇南蘇北公務員對口培訓工作，徐州市首期“科級公務員行政能力培訓班”將組織40名學員赴無錫對口培訓，培訓對象主要是鄉鎮科級公務員，培訓專題為鄉鎮經濟、招商引資、行政管理等。

　　類似徐州-無錫這樣的南北掛鉤結對城市，在江蘇還有4對：宿遷-蘇州，鹽城-常州，淮安-南京，連云港-鎮江，蘇北的官員到蘇南學習招商引資、政府管理；蘇南的干部到蘇北了解民情，幫助當地招商引資。

　　干部交流僅僅是南北掛鉤的一個內容，據江蘇省發改委蘇北發展辦公室(下稱“蘇北辦”)副主任黃建東介紹，通過南北城市掛鉤，要實現蘇南產業向蘇北的轉移以及蘇北勞動力的南下輸出。

　　蘇北辦提供的資料顯示，2004年南北掛鉤對口市之間產業轉移500萬元以上項目173個，總投資65.7億元。同時，蘇南地區在2004年新增吸納蘇北地區勞動力31.2萬人，對口掛鉤交流16.06萬人。南北互派干部176名，其中蘇南向蘇北選派干部86名。

　　5月16日在宿遷召開的江蘇省工商產業轉移項目對接會議上，江蘇省常務副省長蔣定之這樣總結幾年來的南北產業轉移：“蘇北地區要充分發揮環境資源、土地、勞動力等相對優勢，把這些優勢作為推進南北產業轉移主要抓手，靠優勢吸引資本、吸引項目、吸引產業。要把推進產業轉移的著力點，放在促進產業鏈的形成和壯大上。”

　　而對于蘇南而言，要“鼓勵蘇南等發達地區的產業，通過整體搬遷、擴大規模、投資新建、參股控股、兼并收購、建立生產加工點和生產基地等方式向蘇北轉移、擴張。要充分利用蘇南等發達地區企業的技術、資金、管理優勢，推進蘇北現有企業的技術改造和技術創新，增強蘇北企業的競爭能力。”

　　奔赴蘇北掛職的尤文科們，為蘇北當地吸引蘇南投資起了牽線搭橋的作用。2004年，徐州銅山縣與尤文科的老家無錫市舉行了項目建設懇談會，簽訂6項投資協議，并吸引無錫多個項目落戶銅山。

　　沉重的翅膀

　　與1990年代的蘇北相比，現在的蘇北五市經濟已經取得了長足進步，然而放眼江蘇全省，蘇北的落后仍顯而易見。蘇北地區土地面積超過全省的一半，人口數量接近全省的一半，但GDP總量只占全省的1／5，人均GDP不到全省平均水平的1／2。

　　“談蘇北的振興，首先要看清蘇北落后的原因，究竟是什么拖住了蘇北起飛的后腿。”江蘇省社科院研究員、蘇北問題專家葉克林對記者分析，“這其中既有經濟的因素，同樣有非經濟的因素，比如重仕文化和官本位意識相當濃厚，可以說是蘇北起飛所背負的沉重的翅膀，而后者甚至更為關鍵。”

　　葉克林研究員于2001年8月至2002年3月間在淮安市進行市直國有企業的問卷調查，涉及市屬5大支柱行業的大部分企業，發放問卷750份，調查對象是這些企業中的技術人員，他們的平均月收入僅僅在600元上下。訪談中，這些蘇北國企的技術人員反映，在當時的淮安地區，從事技術工作的人社會地位低下，“經常會被瞧不起，工資待遇相比于政府官員要差得多”。

　　一些企業家在調查中也表示，“從商者得不到應有的尊重。”據葉回憶，包括很多中學教師在內都想離開當地另謀出路，或者認為只有進入政府做公差才是正途。

　　近十年之內，蘇北地區出現的高考狀元占了江蘇省的大多數，可惜的是，這些狀元們大多離開家鄉去大城市謀求發展。

　　技術工人待遇差，從商者地位低，本地學子離鄉背井——蘇北工業化所需要的人才“引不進、留不住、用不好”。

　　據葉克林回憶，現任宿遷市委書記仇和曾經在一次企業家大會上感慨，“推動宿遷工業經濟，如果要選出合適的局長可以抓一大把，要選合適的企業家卻是難上加難。”

　　“而蘇北地區的重仕文化和官本位意識造就了蘇北政府曾經的低效率和人浮于事。”曾在蘇北地區蹲點調研多年的葉克林說。

　　常州市計委負責南北掛鉤工作的常-鹽合作辦副主任俞建初向記者講述了工作中的故事：有一家蘇南企業想到蘇北去開發，意向簽了好幾個月沒有動靜，后來由蘇南政府陪同去蘇北找了有關領導和有關部門。其實，項目就卡在規劃部門，說要按程序進行。一番努力之后，這家蘇南企業接到通知說規劃已經同意了，書面答復意見已經寄出。但苦等幾個月，企業依舊沒有收到書面答復。最后一查，發現這份書面答復意見鎖在規劃局一個科員辦公桌里20多天了，理由是，他沒有該企業的電話號碼。“這樣的事發生在蘇南，這個科員可能要換崗位，但在蘇北，這件事可能就比較普遍。”俞建初說。

　　類似的例子在曾經的蘇北有很多，影響蘇北發展的“非經濟翅膀”越來越沉重，蘇北有句民謠：“上面放，下面望，中間倒插‘頂門杠’。”上面好不容易放開的政策思想，總是在一層一級的“傳達、落實”中漸念漸遠，有時為了保住“鐵交椅”、“鐵飯碗”甚至念錯念歪，由此發生了宿遷市委書記仇和所說的“中層梗阻，基層板結”的現象。

　　所幸的是，相應的變革已經在蘇北出現：

　　從2003年開始，蘇北五市發起了“清除中梗阻、改善軟環境”的大討論，“梗阻”在人，“頂門杠”也在人；敗事在人，同理，成事也在人。對于機關衙門作風的整治使整個蘇北的經濟軟環境有了一定改善。“先換腦再換人”的改革在蘇北已蔚然成風。宿遷市甚至引進蘇州創元集團的董事長葛維玲擔任副市長，希望吸收企業的管理經驗為政府所用。

　　盡管“有很多做實事的蘇南官員為蘇北官場帶來了新的觀念，”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蘇北官員告訴記者，“但是沉淀已久的官本位傳統在蘇北并不能短期改善。”

　　蘇北的未來之路

　　近代上是災區、解放前是戰區、解放后是農區的蘇北因為集體經濟底子薄，鄉鎮工業基礎差而普遍感嘆“蘇南模式”好看而不好學，究竟是照搬蘇南模式抑或溫州模式，還是尋求一條獨特的蘇北產業發展路徑，常常是政府及其智囊左右為難的問題。

　　在江蘇省社科院經濟研究所所長葛守昆看來，解決經濟發達省份的欠發達地區問題，對于整個中國的未來發展有著重要的借鑒意義，現在的魯西南、浙西和粵北似乎與蘇北的情形相似，而蘇南與溫州在短缺經濟背景下的崛起條件如今已一去不返。從整個中國的范圍來看，西部的落后與中部的塌陷都需要一條創新的產業發展路徑。因此，蘇北的產業選擇與變革并不僅僅是江蘇的實驗。

　　5月8日，在徐州市召開的沿東隴海線產業帶建設研討會，省委書記李源潮、省長梁保華與近百名經濟學者、專家一起研究商討發展大計。江蘇沿江、沿海、沿東隴海線產業帶的“三沿”發展戰略已經確定。

　　從地圖上可以清楚地看到，作為中國東西交通大動脈的隴海鐵路，在進入徐州境內后自西向東依次穿越徐州市區、銅山縣、邳州市、新沂市、東海縣和連云港市區，這就是正在建設中的沿東隴海線產業帶。

　　按照《江蘇省沿東隴海線產業帶建設總體規劃》的表述：東隴海產業密集帶依托市、縣八個重點開發園區，促進產業集聚，形成資源加工、機械、化工、醫藥四大產業集群。

　　葉克林研究員就此分析，蘇北產業發展的基礎平臺已經建立，蘇北的比較優勢在于：

　　勞動力資源豐富，發展勞動密集型產業因此具備了基礎。需要注意的是，蘇北不能一味強調高新技術的發展，而逾越了勞動密集型產業的發展過程。現在的蘇北，需要對農村剩余勞動進行大規模的培訓使之成為熟練的工業化勞動者，這與蘇北的城市化進程同樣密切相關。

　　其次，蘇北的交通條件已經有了巨大的改善，這為生產要素的自由流動和配置創造了條件。江陰大橋、潤揚大橋以及建設中的蘇通大橋都為蘇南向蘇北的產業梯度轉移提供了便利。

　　第三，蘇北工業化起步的成本相對較低。可以經由“農業的工業化——勞動力密集型產業——重化工產業和現代服務業”這樣的發展路徑，相對于蘇南而言，蘇北的產業結構遠沒有達到“偏重”的水平。

　　葉克林還建議，蘇北應當實行復合型的產業政策，將工業化的幾個階段同時推進。

　　而葛守昆建議，民資與外資兩條腿走路在未來的蘇北不可偏廢，而政府自上而下、民間自下而上的變革也需要齊頭并舉。

　　政府引導的蘇南蘇北城市掛鉤現在已經顯示成效，來自蘇北辦的消息說，江蘇省的南北產業轉移專項基金已經建立。“江蘇強勢政府的作用可以在蘇北有更大的發揮空間，蘇北的產業創新同樣需要制度創新，”而葉克林建議，“在蘇北經濟較發達的縣率先實行省管縣的財政改革試點，將有助于蘇北新興工業城市的自主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