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讀首份國企改制數字化報告 提煉6個重要結論

　　本報記者 程明霞 北京報道

　　由世界銀行資助、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企業研究所具體執行的國有企業改制調查終于于日前拿出了最終成果。

　　這份名為《國有企業改制重組調查研究報告》的成果，被認為是截止目前關于中國國 企改革狀況最為細致與全面的調查報告，用大量豐富而確切的數據做證據，跳出意識形態與主觀感覺的局限，從量化角度研究與評價了國企改革的真實狀況。

　　調查工作自2004年初開始籌劃，于2004年8月初正式啟動發放問卷，并于2004年底完成了問卷回收，隨即進入問卷整理與研究階段，直至今年5月中旬，調查與研究報告的結果正式出爐。

　　此次調查共向中央企業與全國16個省及省會城市的6627家企業發放了問卷，最終回收問卷5073份，其中有效問卷4138份。樣本企業幾乎覆蓋了除金融、電力、石油開采等部門外的所有行業。

　　對問卷數據深入研究分析所得的調查報告，包括企業改制與重組兩大部分，內容基本涵蓋了國有企業進行一次改制或重組行為的全過程中的各個環節與問題。本文主要以報告中的改制研究為依據，歸納提煉出了國企改制中六個重要問題的結論。

　　一、關于改制面

　　改制面意味著我國國企改革整體的規模與進度。

　　據報告的樣本顯示，在全部企業中約44%的企業已改制，56%的企業未改制；其中，央屬國企改制面約為25%，地方國企改制面約為56%；最集中與最大量的改制發生在2000年~2003年間。

　　樣本得出的改制面的數據，要遠小于之前國務院國資委對外公布的改制面。國資委的數據是：截至目前，大型國有企業的改制面約50%，中小企業為80%，而縣屬企業改制面已近90%，或是更接近真實狀況的改制面數據。

　　因為樣本的選擇方式與覆蓋面的偏差，課題組也認為，樣本數據的結論偏離實際情況較大，國資委的數據更接近真實狀況的改制面。

　　但是，樣本揭示的中央企業改制規模遠小于地方企業改制規模的狀況，是與國資委的數據相符的。這意味著由國務院國資委監管的大型央企的改制任務仍然相當之重。

　　二、關于改制成本

　　改制的成本大約有多少、要如何籌集并支付成本，這是任何國企面臨改制時首先遭遇的問題。

　　問卷調查顯示，報告的數據分析顯示，中央企業改制時平均每戶企業的支出為3695.33萬元，平均每個職工的支出為1.4萬元；而在地方，平均每戶企業的支出為1941.55萬元，平均每個職工的支出為4.05萬元。

　　改制的成本一般包括：解除職工勞動合同的經濟補償金、償還職工債務與拖欠的福利費以及職工的社保費用等等。報告比較部分地方企業給職工的補償費與企業的轉讓價的結果是，約三分之一企業的轉讓價格都不足以支付職工的補償費，約14%的企業轉讓價與補償費基本持平，剩下50%左右企業轉讓價大于補償費。此外，報告指出，除了補償費等可貨幣化的支出，改制成本通常還包括承諾不解雇職工、不搬遷廠址、不改變企業主業等各種難以量化的成本，導致很多企業零資產或負資產轉讓。

　　可見，龐大的改制成本如何解決，是絕大多數國企改制面臨的最大困難，也是影響企業的改制結果與轉讓價格的直接因素。而報告中對于國企職工人均需要支付的成本的數據，對政府從整體上安排與制定職工的補償標準與政策提供了有價值的參考。

　　三、關于改制價格

　　一家擁有土地、廠房、生產線、大量熟練工人與積壓產品的企業，最終要以怎樣的價格賣給非國有的外來者，一向被認為是事關國有資產有否流失的關鍵環節。

　　但是報告認為，因為巨大的有形與無形的改制成本的制約，企業轉讓價格的形成往往包含非常復雜的因素。報告只能得出，從全部樣本總量來看，評估價與轉讓價整體上大體持平的結論，卻無法給出一兩個簡單的標準來衡量，具體到每戶企業改制時的價格究竟當如何確定。

　　可見，改制中產權轉讓的價格如何確定、是否導致國有資產的流失，只能做個案的具體分析，而無法僅憑凈資產、評估價與轉讓價等幾個指標的比較簡而論之。國務院國資委主任李榮融，在近日召開的一次會議上即表示：“從總量上來看，我們的國有資產是實現了保值增值的，但具體的個別改制案例，也確實存在不規范的行為�！�

　　四、關于改制的過程與程序

　　改制的過程是否擁有公開、透明、競爭的程序，直接決定我們的國企改革是否在規范與公平的環境中進行、是否在正確的方向上推進、是否能得到公正的結果。

　　報告顯示，雖然大多數改制最初都是由政府部門和企業母公司動議的，僅有約10%多一點的改制是由企業經營者發起并推動的，而且大部分改制時的資產評估機構也是由政府部門與母公司聘請的，但大部分企業改制時的信息都是在企業內部傳達，而較少廣而告之，且協議轉讓的比例高達90%，競拍性轉讓僅10%。報告因此認為，在2004年國務院國資委一系列規范產權交易的法規出臺生效之前，國企改制中的產權轉讓確實在很大程度上存在內部操作，而缺乏較大的公開性和透明度。

　　可見，國務院國資委自2003年底至近日陸續出臺的一系列保證產權交易的公開、透明與競爭性的規范文件，確實極具指向性，因為改革的公開、公正與否也是影響社會穩定的直接因素。

　　五、關于改制模式

　　國有獨資企業的改制模式，包括變為國有控股、民營企業控股、外資企業控股、企業管理層與職工組成的持股會控股的企業等等。各種不同的改制模式，不僅將直接影響企業未來的發展命運，也將決定我們國企改革的走向。

　　報告據樣本得出的數據顯示，在全部企業中，只有30%的企業在改制后由國有變成了非國有企業，70%的企業則保證了國有控股。而且，在改制后的中央企業中，仍保持國有控股的企業占到近9成。

　　而在改制為非國有控股的模式中，由企業的管理層與職工持股會控股，是所占比重最大的改制模式，大約占到50%，而改制為民營企業的比例約20%，外資控股的則微乎其微。

　　雖然有專家認為，樣本數據顯示的民營化程度要小于實際情況，但可以確定無誤的是，至少截至目前，我們的國企改革并沒有演變為“國退洋進”或“國退民進”，很大程度上采取的是訴諸于內部人的改制模式。而國務院國資委不久前公布的關于管理層收購的規范文件，某種程度上，正是對內部人收購這種改制模式的既成事實的一種認可與放行。

　　六、關于改制效果

　　改制的最終目標是為了企業發展。因此，改制的效果如何，是評判改革方向與選擇改制模式的首要標準。

　　對于相同企業在改制前后的業績比較，報告得出的是毫無疑問的結論：整體而言，企業在改制后都取得了顯著的效果，在各項指標上的表現均較改制前好。

　　而對于企業改制為國有控股、民營企業、管理層及職工持股會等不同性質的企業之后的績效的比較，結果顯示，改制為民營化的企業效益最好，其次為管理層控股的企業與職工持股會為第一大股東的企業，而改制后仍然為國有控股的企業，效益的改善則不夠顯著與積極。

　　但企業改制后整體上的積極效果，與民營化的企業的良好表現，都證明了中國國企改革民營化進程的成效，雖然這一進程是緩慢漸進的。

　　值得注意的是，因為問卷回收截止于2004年底，所以報告反映的基本上是2004年前的國企改制狀況。而2004年時，國資委成立還不足一年，還處在內部組織整合的階段，因此，對于國資委開始真正主導中國的國企改革之后，國企改制的狀況究竟如何，還沒有相關的數據可以分析。

　　國資委副主任邵寧在今年4月此報告初步定稿時，就表示了對報告結論和價值的認可與高度評價，“國企改制與重組因為非常復雜，非常難以量化，所以一直都少有這方面的定量分析，因此我們之前對國企改革的一些定性的結論，大都來自工作中的主觀感覺，難免有偏頗。現在的國企改制已經逐漸轉向由我們出資人主導，因此我認為這份報告反映的很多問題值得我們深挖，為我們下一步的工作提供有價值的指導�！�

　　值得注意的是，報告雖然得出了管理層控股的模式是僅次于民營化的最好改制模式，但因為樣本與一些指標的偏差，報告對于這一結論并未充分論證。所以，報告還是未能給出MBO這種備受爭議的改制模式的效果究竟如何的一個可靠結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