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城市發展之礙：政績規劃與城市持續發展矛盾

　　——專訪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教授王受之

　　本報記者 胡正榮 發自深圳

　　作為美國洛杉磯藝術中心設計學院的終身教授，王受之同時受聘為清華大學和中央美術學院的客座教授，他所著的《世界現代平面設計史》、《世界當代藝術史》等書，一直是 國內碩士生的必修科目，被譽為中國現代設計教育的創始人，是中國最受尊重的設計學者之一。

　　王受之二十多年一直在美國高等院校教設計理論，在國內參與了一些房地產項目的策劃和設計工作。他以國際視野，融會貫通中西的文化功底,在城市規劃和設計領域有著自己獨到的見地。他大膽地說話，推崇西方規劃設計專家的思想能夠影響到城市的規劃與發展，對于自己是否能影響市政規劃則持懷疑態度，已基本放棄了去影響一個城市，并尖銳地指出這不是個人的原因，而是機制問題。

　　政績規劃阻礙城市發展

　　《第一財經日報》：您如何看待中國城市發展狀況？與西方國家相比有何不同？

　　王受之：關于中國城市的發展問題，我們可以分為兩個階段來說明。第一階段是1949年至1977年，這期間，人口增長很快，但在土地使用，城市規劃、公共建設、居住等各方面的建造量都很低。中國城市處于非正常發展過程。

　　第二階段是1978年后至今，中國城市都有不同程度的發展，而且發展得越來越快。中國現在提出要在10至15年內達到世界城市平均50%的城市率，那么意味著中國在未來10年時間內將有2億至3億農業人口進入城市，加上城市原來的居住面積，城市居住面積將非常狹窄。

　　從發展的角度來說，中國城市在第二階段二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很多城市比過去大了四五倍，甚至10倍，比如廣州，解放初期只是從東山到西關的規模，現在城市的面積已擴大了10倍以上；上海虹橋原來是郊區，現在虹橋已經是市中心了，其實不光是大城市、中等城市，甚至是小城市的發展都很快，縣級市的增長速度也很驚人，總體來說中國城市的擴張非常迅速。

　　我們概念里的城市和西方不一樣，在美國有3000人住在一起的地方就形成CITY，具有城市立法權力和獨立的行政立法機關，甚至司法機關，如果按3000人的規模來計算，那么中國的城市率要高許多。

　　《第一財經日報》：在中國城市的發展規劃過程中，您認為存在哪些問題？

　　王受之：1949年后，中國城市的規劃思想受前蘇聯的影響，是中央計劃經濟影響下的城市發展規劃，如衛星城、中心城市等，沿襲了前蘇聯城市規劃的手段，而又不具有相對穩定的政治經濟條件，所以城市是無序發展。

　　以后，城市開始發展，但規劃和發展又存在著弊端，體現在城市沒有可持續性長期發展的規劃。規劃局的規劃所反映的是行政領導的規劃思想，而不是這個城市應該有的規劃藍圖，這和西方有很大不同。西方的城市規劃是交由立法機關來形成的，所以顯示的是規劃上的可持續性；中國的規劃是顯示政績的，每一屆的市長都希望用城市的作為來顯示自己的政績，這就違反了城市規劃可持續性發展的合理范疇，所以這是中國城市發展的重大阻礙。

　　我們建了許多高樓大廈、市民廣場，也建了很多歌劇院，但是否能提高城市的整體文化水平，我想還是有很大的問題。如深圳的市民中心，從功能上講是不好用的建筑，從體量來說是沒有尺度的建筑，因為建筑中最糟糕的是沒有體量的對比，如果一個建筑沒有一個參照的對比，違背建筑學最基本的原則，那么這個建筑就是很失敗的，但在這里變成了現實。在城市的市政工程中，包括道路的規劃，也都是政績多于城市長遠發展的考慮，有的城市道路不夠就做高架橋，甚至拆古跡建筑來開拓道路，僅僅是為了解決眼前的道路需求，這是永遠解決不了問題的，這就是沒有可持續科學規劃的表現。我對中國的城市發展一方面是驚喜，因為做了很多；一方面是悲觀，因為沒有辦法擺脫政績規劃的怪圈，這是我自己的看法。

　　舊城要成片保護

　　《第一財經日報》：那么您認為如何做才能有所改觀呢？

　　王受之：如果要改的話，必須從機制方面作徹底的改善，讓中國以立法的形式來批準規劃，而減少行政部門對城市規劃的干預。在這種情況下，中國發展比較好的城市只能是市級或省級官員，自己本身就是這個領域的專家，就會好些�，F在上海的城市規劃遠遠超過其他城市的規劃，因為上海整體官員的文化素質較高，見多識廣。

　　在歐洲和北美國家，在任何一個城市的規劃過程中，是由專家組成規劃委員會，將規劃建議向市或州的議會進行報告，得到市或州議會采納后，再采用民眾參議的形式進行立法，立法后任何部門無權改變，如曼哈頓的規劃是1811年做的，到現在為止還未改變，這就顯示出持續性，巴黎的規劃是1856年做的，到現在為止也沒有大的改變。

　　《第一財經日報》：隨著中國城市化發展速度的加快，很多城市在進行舊城改造工作，在此過程中，不可避免地面臨著古建筑的去留、文脈的延續及原住戶遷移等問題，對此您有何建議？

　　王受之：中國的舊城改造首先需要做一個調查，哪些區域是具有歷史價值，我并不認為所有的舊城都有歷史價值，但是大多數是有這個歷史價值的；像北京的四合院、東單和西單，這些大面積區域是具有價值的。

　　對于有價值的舊城區，我們的保護應采取兩個基本要素，一是成片保護而不是以點的方式保護，因為城市是具有體積、有容量、有城市的結構、有道路系統，而不僅僅是房子，現在是留下幾個重要的院落，像恭王府，周圍都拆掉去做大樓，這種保護其實是一種變相的破壞，所以我覺得要成片保護舊城區，保持城市的整個面貌，這是我們要做的。

　　第二是改舊如舊不是改舊如新，既然要保護就要恢復其原來的面貌，而對于這個區域不足的地方，如缺少下水道、煤氣管道等，則需要通過市政建設加以完善。這方面我認為蘇州做得很好，對一些區域進行成片的保護，在保獅園旁的桐芳巷，改舊如舊完全像明代的一條巷子，非常成功。

　　對于居住其中的原居民，可以通過置換的方式搬遷出去，以便留下這段歷史。這個歷史的部分，一方面政府需投入資金進行修繕，另一方面其本身具有很高的旅游價值。如果北京能留下小片的四合院，并且恢復到明清兩代的形式，那將成為高級的旅游及居住區，只需置換里面居住的人，現在我們的政府和投資商都沒有這種想法，這個本身是有很大的問題。

　　正確認識國外規劃師

　　《第一財經日報》：您認為國外在舊城改造方面，有哪些是我們可借鑒的經驗？

　　王受之：國外所有的老城都在進行改造或已經完成，像巴黎整個城市立法不能做新建筑，美國的舊城改造需要議會及民眾參政來通過改造方案。世界的城市沒有進行成區的保護那只有亞洲的城市了，亞洲很多城市肆無忌憚破壞舊城，像韓國、我國香港和臺灣地區，都將舊城拆得差不多了，現在才意識到問題，開始進行保護，但有些來不及了。

　　中國內地嚴格意義上來說對舊城的保護也太晚，剩下的不多�，F在就是希望對邊遠的老城區不要進行破壞，像云南麗江古城，山西的平窯古城整片的保護，是很成功的例子，已成為旅游中心。中國現在還有很多自然村具有明清形態，我們應成片地保護下來，我想這是我們要做的事情。

　　《第一財經日報》：您對目前國內廣泛聘請境外公司進行城市規劃設計、小區規劃設計和單體建筑設計有何看法？

　　王受之：國外城市和住宅發展歷史已相當成熟，國外專家知道需要做什么，如果請到好的專家來做規劃或住宅，對品質的提高會起到很好的作用。我想這關鍵在于請的人必須是對的，現在總是請有名的人而不是能用的人，這是目前存在的很大問題。我認為任何外國人都不能解決中國人居住所存在的問題，中國人有很多自己的生活習慣及文化審美心態。

　　《第一財經日報》：在一些城市住宅產品開發過程中，開發商盛行引用各種國外的概念與風格進行操作，作為一位華裔設計師，您對此有何看法？您認為中國人應有怎樣的居住方式？

　　王受之：中國房地產才走了二十多年，美國已有200年的歷史，所以我們的游戲規則還很不完善。我想在這種情況下，開發商為追逐更高的利潤，他們都是用風格作為噱頭來包裝自己的產品，贏得更大利潤。所以開發商制造出歐陸風、地中海、西班牙、意大利等風格。這種風格的使用，實際上是利用某些特殊的、我們中國人所不熟悉的外國人的建筑符號，來包裝很簡易的住宅，使它獲得很高的利潤，是一種手段而己。這其實是房地產業不成熟的表現，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這個過程總是會過去的。

　　現在人們對歐洲風格的這種欣賞是一種過渡性，那么將來我們希望走出一條具有現代居住品格、中國人習慣和喜歡的生活形態或審美形態的住宅，也就是傳統、民族和現代功能的結合，我想這可能是中國住宅的未來，也是中國人應有的居住方式。我想，中國人還是喜歡鄰里生活、喜歡庭院，這些根本的東西是外國人解決不了的，也不是各類國外風格所能替代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