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岳：中國環境問題的根源是我們扭曲的發展觀

　　——在財富論壇上的講話

　　2005年05月19日13:08 【字號 大 中 小】【留言】【論壇】【打印】【關閉】

　　女士們、先生們、各位嘉賓：大家好！

　　很榮幸能夠在這樣一個講臺上來談中國環境問題，首先我要說，中國的環境問題已不是什么“隱約逼近的危機”，而是一個已到眼前的危機。我們一直說要搞好環境造福子孫后代，實際上是我們這代人能否安然度過的問題。

　　我想，在座的各位可能都曾在不同的場合贊譽過中國在過去的二十五年里GDP年均增長8%的奇跡。然而，這種增長是以資源和環境更快速度的損耗為代價的。一年前我參加了一個評價中國年度高利稅企業的會議，排在前面的全是鋼鐵、水泥等高耗能高污染企業。中國單位產值能源消耗是日本的7倍，美國的6倍，甚至是印度的2.8倍；排污量是世界平均水平的十幾倍，勞動效率僅為發達國家的幾十分之一。

　　50多年來，中國人口由6億增長到13億，而可居住的土地由于水土流失從600多萬平方公里減少到300多萬。45種主要礦產15年后剩下6種，5年以后70%以上的石油依賴進口。我們三分之一的國土已經被酸雨污染，主要水系的五分之二已經成為劣五類水，3億多農村人口喝不到安全的水，4億多城市居民呼吸著嚴重污染的空氣，1500萬人因此得上支氣管疾病和呼吸道癌癥……如果按照目前的污染水平走下去，隨著15年后我們的經濟總量翻兩番，污染負荷還可能增加四至五倍。

　　這些問題的根源是什么？原因很多，比方講技術落后、地方保護主義、環保法律與體制不得力……但今天我只講一點，就是中國的環境問題也不是一個專業問題，而是一個政治問題，根源是我們扭曲的發展觀。

　　我們一直有一個思想上的誤區，認為單純的經濟增長就等于發展，只要經濟發展了，就有足夠的物質手段來解決現在與未來的各種政治、社會和環境問題。然而現實是，如果政治文明不跟進、社會發展不協調，環境保護不落實，經濟發展將會受到更大制約，因為經濟發展取得的大部分效益是在為所欠的生態債而付賬，為滯后的體制而付賬，為加重的社會矛盾而付賬。

　　很多人認為，中國可以模仿發達國家走“先發展后治理”的老路，只要發展上去了，有了錢，回頭再治理污染也不遲。但實際情況是，中國的人口資源環境結構比發達國家緊張得多，發達國家可以在人均8000-10000美元的時候改善環境，而我們很可能在人均3000美元時，生態、社會和政治危機會交織在一起提前來到，我們那一點點經濟成果根本無法抵擋。

　　然而，我們很少有人真正意識到這一點。拿我自己做例子。兩年前我還在宏觀經濟部門研究經濟發展。幾年前，也是在一個類似今天的場合，我得意地告訴國內外媒體“中國已成為世界工廠”，我全然沒有意識到， “世界工廠”的代價也許就是“世界垃圾廠”。這確實是我、以及大多數同僚們當時真實的思想狀況。如今，考核地方政府官員政績的主要指標是當地的GDP的增長，各種發展規劃都沒有考慮生態環境的情況而被制定出來，無數制造業也是在沒上環保設施的情況下建造起來的。

　　政治問題必須在政治的高度上解決。正如胡錦濤主席前天晚上的致詞中指出的那樣，中國政府已在2004年提出了以可持續發展理念為核心的“科學發展觀”，這是中國發展道路上的一次戰略性轉折。但正確的理念如果沒有堅實的制度框架，對那些大部分仍處于工業化與城市化發展初期的地區而言，很容易淪為一句空洞的口號。我們今天的當務之急就是建立起一整套可持續的制度框架。

　　第一項工作是要建立中國特色的綠色GDP核算體系。今年3月份，在環保總局和國家統計局的主導下，北京、天津、河北、遼寧、浙江、安徽、廣東、海南、重慶和四川等十個省市已經開始了綠色GDP的核算試點。

　　第二項工作是在浙江、四川、內蒙等三個省開始進行環保指標納入官員政績考核的試驗。考核內容包括執行環保法律法規情況、污染排放強度、環境質量變化和公眾滿意程度。

　　第三項工作就是調整行政規劃區域并建立生態補償機制。即是根據不同地區內不同的資源、人口、經濟，環境總量來制定不同的發展目標與考核標準，讓生態脆弱的地區更多地承擔保護生態而非經濟發展的責任，為此就有了下游地區對上游地區、開發地區對保護地區、受益地區對受損地區、城市對鄉村、富裕人群對貧困人群的生態補償機制來平衡各方利益。

　　第四項工作，我們要實行循環經濟戰略并大力開發新能源技術。循環經濟一方面可以循環利用廢舊資源，另一方面通過生產鏈條的延長來增加就業機會。中國的能源消費結構在10—20年內仍以煤為主，我們現在可以大力開展煤的清潔使用技術，但長遠來看，只有新能源能從根本上解決問題。我們必須舍得花費最大成本去投資新能源的開發，并利用價格、稅收、財政等政策，激勵新能源走出實驗室得以普及。在推廣循環經濟和新能源的過程中，政府也必須同時調動起私營部門的積極性。

　　長久以來，環保投入一直由政府財政撥款。專家計算，環保投入至少達到GDP的1.5%，中國的環境才能夠有所改善；然而，中國的環保投入一直在GDP的0.5 %左右徘徊，直到1999年才勉強達到1%。中國的循環經濟和新能源戰略是僅憑政府財力絕對無法完成的任務，我們必須引入市場多元投資的機制。2004年，中國的環保產業的收入總額目前為2500億人民幣以上，2005年預計將達到3000億，5年后有可能達到5000億左右，這種發展速度，相信在座的各位商業精英會意識到，這是個絕好的機會。

　　在此，我們也鼓勵跨國公司參與到中國循環經濟改造和清潔能源開發上來。一些世界著名環保集團如法國威利雅水務、英國泰晤士水務等已經進入了中國環保市場。我們非常歡迎在座的各位企業家，帶著你們的技術和資本，到中國的環保產業來投資。你們的這些努力，不僅為全球最大的發展中國家的環保事業做出貢獻，也為全球環境問題的最終解決提供借鑒。

　　最后一點，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就是我們必須提供法律與政治上的保障，來支持環保領域內的公眾參與。如今，環境問題和社會公平問題緊緊糾纏在一起。中國生態環境最惡化的地區往往是貧窮的西部地區，這些地區為發達地區輸出資源、承擔生態破壞的成本，卻沒有得到相應補償，導致貧窮和污染交合的惡性循環。目前，這些地區還有1.5億畝耕地遭到污染，每年1.2億噸生活垃圾露天堆放，環保設施幾乎為零。可以說，某些人的先富犧牲了多數人的環境，某些地區的先富犧牲了其他地區的環境。環境的不公加重著社會不公。近年來，越來越多受到環境污染威脅的民眾與知識分子們，正在以各種形式來尋求參與政府的環境決策。

　　如何對待公眾的環保參與，政府必須明白，公眾參與環保不是施舍，而是憲法賦予的權力。我們有義務去回應和保障。環境關涉所有人的切身利益，但和其它領域相比，它的政治風險較低，因此較易達成社會共識和共贏，是探索社會主義民主和公平的最好切入點。因此，我們需要設計一套更加開放透明、更能集中民智代表民意的環保參與機制。

　　一個月前，國家環保總局召開了中國第一個完全公開的圓明園聽證會。這個聽證會從公布消息、征集與會人員以至聽證本身，都是完全公開和遵照國際慣例進行的。會上爭論十分激烈，很多學者、市民和非政府組織都對相關部門提出了尖銳的意見。這些意見都通過互聯網和電視媒體的現場直播展現在幾億觀眾眼前。換到幾年以前，這是不可想象的。為了推進環境決策民主化進程，也為了進一步對社會主義民主進行探索，今后對重大環境事務還要舉辦公開聽證會。環保總局還在尋求通過立法程序推進環境信息公開制度與環境公益訴訟制度，并對非政府組織進行業務培訓與行為規范，幫助他們更專業地參與環境事務。

　　我想我的發言時間可能已經到了。最后我想說，誰想在中國長久發展，就必須了解中國的文明內涵。“人與自然和諧”是中國傳統文明的核心內涵，這使中華民族延綿了幾千年。近代一百年來，我們學習西方的傳統工業文明，有了巨大的進步，也有沉痛的教訓。未來呢？中國未來的文明內涵是什么？正是可持續的、綠色的、民主的、公平的社會主義生態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