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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日，蓋洛普(中國)咨詢有限公司在《財富》全球論壇文化圓桌會議上宣布，把進入中國中高收入家庭的標準從原來的年收入3萬元增長到5.1萬元。根據這一標準，目前中高收入家庭已占到全國城鎮人口的27%。
就在同一天，《資本的神秘：為什么資本主義在西方取勝在別處失敗》作者赫南多·迪索托在論壇上說，全世界60億人當中只有20億人是有產權的，剩下的40億人沒有產權。
把這兩個信息放在一起解讀很有意思。中國居民財富的迅速累積，與世界40億人口缺乏產權而不能享受“全球化的發展”兩個事實說明，財富的累積不僅得益于經濟的高速發展，更有賴于清晰的產權制度的確立，尤其是有自由選擇的權利。這就是財富的本質。
諾貝爾經濟學獎獲得者阿馬蒂亞·森的一段話對此進行了很好的解釋。他認為，市場之所以重要，首先不在于它會產生有效率的結果，更重要的是它為人們提供了自由選擇的機會，為企業提供了各種經濟資源自由組合的選擇權利。
中國的改革開放充分證明了這一點。正因為公民有經濟自由、財產受到保護，并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制度，社會創造財富的激情被釋放出來，才在短短20年間，貧困人口減少上億，社會步入初步小康。
市場自由的核心是企業自由。沒有企業參與交易的自由，就不可能形成市場，更不可能形成自由的、有效率的市場。
從這一意義上說，市場效率并非根源于價格機制和競爭機制，而是自由企業制度，也就是確保企業能夠擁有受法律保護的產權，并享有自由創業權、自由經營權、自由交易權以及自由支配或處置財產權等制度安排。
它包括產權制度、進入退出制度、公平競爭制度、平等合約制度、平等交易制度以及平等獲取信息服務制度等。
人不怕窮，怕的是沒有致富的權利和自由。著名經濟學家哈耶克將此精辟地描述為，“僅僅是因為我們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手段，我們才能夠自由地選擇自己的目標”。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企業自由度大大提高，但社會還存在著阻礙致富和自由創業的很多因素。比如，官僚主義、過高的市場準入門檻、地方保護、金融歧視、行政效率低下以及權力尋租等，種種現象無不侵蝕著企業自由的地基。
這導致一部分企業不是靠公平的市場交易致富，而是以破壞社會規則為代價，或以鞏固壟斷地位為出發點，追求短時間內的暴富。這種制度缺陷，不僅損害了市場效率，也導致社會心態失衡。
因此，積極地推進制度創新，剔除現行企業制度中的消極因素，人們創造財富的激情，就會像火山巖漿一樣噴涌。
鄧聿文 中共中央黨校《學習時報》編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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