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務周刊：稅收不能平息質疑 只能是一種平衡

　　——與英國稅務局董事會主席尼古拉斯·蒙塔古爵談稅制改革與稅收分配

　　我無法很絕對地說中國稅收20%的年增長是否太快了，但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征稅率的增加，這樣的增長會慢下來。

　　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分配問題，世界上都很普遍。如果是民意代表機構同 意的稅制安排，我們就很難指責政府拿的太多。

　　中國龐大的農村人口，使得個人所得稅的征收困難很大。而富人逃稅又是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

　　私有化后，英國政府推出了暴利稅。這對中國政府的國有企業改革可能有一點借鑒意義

　　□記者 吳興寧

　　年過六旬的蒙塔古爵士在中國之行安排得非常緊湊，4天里，他在廣州、上海、北京作了4次講演。3月19日上午，蒙塔古爵士出現在國家行政學院，面對中國政府各部委中層官員的提問，他盡量保持英國紳士的謹慎、謙恭，但亦不掩飾自己對于一些具有中國特色問題的疑惑。在演講中，他常會以“如果我沒理解錯”開頭，然后再談他本人對于“三個代表與布萊爾工黨政府四項原則的異同”、“電子化政府建設與加強執政能力之間的關系”等見解。

　　在講演后，蒙塔古爵士接受了《商務周刊》的專訪，話題主要圍繞政府稅收規模、中央與地方的稅收分配以及個人所得稅改革等當前中國財稅領域的熱點問題展開。

　　《商務周刊》：中國去年的總稅收達到了25718億人民幣，比2003年增長超過了20%，而且這樣的增長率已經維持了四五年時間。如果注意到中國的GDP增長率只有不到10%，您是否覺得這樣的稅收增長太快了一點？

　　蒙塔古：我的確對中國稅收的增長印象深刻，特別是這兩天與國家稅務總局的各級官員的交流中，他們對自己的成就很自豪。對于稅收快速增長的問題，我想需要從幾個方面來看。首先，在中國，無疑政府的稅務部門對征稅的管理加強了。他們采用了新的技術手段，比如說增值稅。稅務總局的官員告訴我，以前的征收率只有45%，現在提高到了65%。如果我們聯系到其他的稅種，不難發現這樣會使得總的稅收收入有一個很大的提高；其次，稅基的增加，一些新稅種的產生也可以增加總的稅收；最后，我想也是很重要的一點，就是稅收是順周期的，當經濟處于繁榮時期，個人和公司的收入都會增加，稅收自然會增加。當然對于中國來說，可能直接稅會比較少，但道理應該差不多，經濟繁榮時，企業的生產擴張使得各種原料流通加速，間接稅也會有一個很大的提高。所以，我覺得無法很絕對地說20%的增長是否太快了，但可以預見的是，隨著征稅率的增加，這樣的增長會慢下來。

　　《商務周刊》：根據相關數據顯示，如果加上各種行政收費和代繳的社會保障金，中國的廣義稅率已經達到了28%(占GDP的比率)。這比周邊的很多國家高。此外這些稅收考慮轉移支付以后，中央政府獲得了50%，但只承擔了30%的事權，而且相當多的稅收被用在了投資方面，而非公共服務。這是否意味著政府從民間拿走了太多的資源，而中央政府又從地方政府手里拿走了太多的資源？

　　蒙塔古：英國似乎沒有將稅收與GDP相比較的數據。至于政府與民眾之間收入的分配問題，則牽涉到整個稅制的安排，這與稅的征收是兩件事。英國國家稅務局在英國負責的是稅的征收，而稅制是由我們的議會決定的。由于國情不同，我無法對中國的情況做一個精確的評價，但如果是民意代表機構同意的稅制安排，我們就很難指責政府拿的太多。

　　對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稅收收入分配而言，你說的現象其實在整個世界上都很普遍。在英國，中央政府的稅收來源主要是個人所得稅，地方政府稅收的主要來源是財產稅和一些交易稅，中央政府獲得了全部稅收的60%。這種安排與中央政府的職責有很大關系，因為他們負責全國范圍內的公共品提供。英國政府也會有一些投資，但不會使用稅收，而是發行債券來籌集。

　　《商務周刊》：您剛才提到，個人所得稅在英國是一個很重要的稅種，不過目前在中國，個人所得稅占總稅收比重還不到7%，而且這些稅主要是中等收入和工薪階層交的，因為他們的稅可以從源扣繳；相比之下，富人們總可以有很多辦法來逃稅。您對中國的這種情況有什么評論嗎？

　　蒙塔古：與英國不同，我們應該注意到中國龐大的農村人口，他們占總人口比例的近70%，而對他們中的大多數人來說，交納個人所得稅是一件不太可能的事情。在英國直接稅占到了總稅收的60%，而中國目前只能依靠增值稅這樣的間接稅。相對于中國的個人所得稅體系，英國的要簡單很多。我們依據收入高低適用三檔稅率，即10%的低稅率、22%的標準稅率和40%的高稅率。這種減少累進級數及下調邊際稅率的改革，是工黨政府“新政”的重要部分，而事實上這樣的安排使我們的個人所得稅收入增加了。

　　富人逃稅是全世界各國都面臨的問題。因為富人們有自己的公司，他們有很多的手段。在我領導的部門里，有專門的機構對富人逃稅進行監管，建立了專門的數據庫和相關的操作流程，此外還有相關的立法。OECD(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國家對于這方面的交流很多，我與貴國稅務總局官員交流時，發現他們也很積極地參與OECD的研討。我認為，政府應該培訓專門的人員并且和律師們合作，引入更加先進的數據管理系統，以期更好地解決富人逃稅的問題。引進數據管理系統是整個稅收部門服務電子化的一個環節。記得以前英國稅收部門是通過銀行系統來征稅的，納稅人要透過銀行柜臺窄窄的窗口來交稅，那是一種不那么令人愉快的經歷。在我們實行電子化改革之后，85%的稅收申報征收是電子化的，納稅人的平均管理成本由1英鎊降到了0.5英鎊，而且更重要的是，這實質上是一種“納稅人至上”的理念，因為繁瑣的程序往往會抑制納稅人的積極性。

　　《商務周刊》：在中國，去年很多人在激烈爭論國有資產流失的問題，引發了政府的追查行為，而很多富人現在整天都很緊張。據我了解，英國政府曾經征收一種“暴利稅(Windfall Tax)來解決這方面的問題，您覺得英國在這方面有什么經驗可以與中國分享嗎？　

　　蒙塔古：事實上，英國自1980年代以來進行了比較徹底的公有企業私有化，這期間也伴隨著激烈的辯論。總是有人在質疑國有資產是否被賤賣了，但我認為最關鍵的是賣的決策是否符合當時的政治經濟狀況。

　　因此，要想完全平息人們的質疑是不可能的，稅收只能是一種平衡。“暴利稅”主要的征稅對象是私有化后的自然壟斷企業，稅基則是它們在私有化4年里的超額利潤，稅率是23%，只征一次。這樣政府最后大約得到了50億英鎊，全部用于“新政”，特別是對年輕人的職業教育方面。我覺得這里面有一點很重要，就是政府的信號很明確：只征一次，而且只針對企業，而不是個人。也許這對中國有一點作用，我們也很樂意與中國政府分享這方面的經驗。

　　尼古拉斯·蒙塔古：

　　1992—1997年任英國交通部鐵路局局長，監管鐵路私有化改革

　　1997—2004年，任英國稅務局董事會主席，領導英國稅務局進行規模空前的改革。英國稅務局現有8900余雇員，2004年征稅額達2400億英鎊。稅務局董事會主席由首相任命的政府官員擔任，負責領導董事會并管理整個英國稅務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