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柴洋廠長遠去的背影

　　本報記者 廖新軍 武漢報道

　　2005年4月17日，風和日麗的春日，武漢市漢正街都市工業區廣場中央，郁郁蔥蔥的草木中豎起了一座2.78米高的銅像——上面刻寫著“威爾納·格里希”。

　　格里希，一位前德國退休專家，也是我國引進的首位“洋廠長”。

　　當天，湖北省省長羅清泉、武漢市委書記陳訓秋、國家外國專家局副局長李兵、德國駐華使館公使羅輔德一起為銅像揭幕。格里希夫人埃迪特、格里希故鄉德國杜伊斯堡市市長以及來自國家外專局和外交部的官員等100余位中外嘉賓出席了這一盛大的銅像揭幕儀式。

　　武漢市市長李憲生在致辭中表示，“當前，中央正在實施‘促進中部崛起’戰略，武漢將進一步加大引智力度，引進更多的‘格里希’來加快武漢的建設發展，形成新的‘格里希效應’。”

　　人群中，一位自發而來的武漢柴油機廠老員工拿著一本格里希當年的工作照，并向周圍的人豎起大拇指說，“格里希，好樣的！”

　　格里希于2003年4月17日在德國逝世。

　　然而，令人遺憾的是，格里希至死不知，他曾傾注心血、為之奔走后半生的武柴，已經淪落到幾乎瀕臨破產的命運，在他逝世前的10年，即1993年，武柴開始出現虧損，并于1998年正式停產。

　　“他最后一次訪問武漢是2000年6月，當時已年屆80高齡。在他生命的最后幾年中，我們始終不敢告訴他武柴的真相，怕他在心理上接受不了這一現實。”格里希在武漢的一位好友說。

　　“格里希效應”

　　其時還處于中國改革開放初期。

　　1984年8月，年屆65歲的德國退休專家格里希，作為聯邦德國退休專家組織(SES)派往武漢的第一批3個外國專家之一，來到武漢柴油機廠擔任技術顧問，進行技術咨詢和指導工作，為期4個月。

　　在咨詢期間，格里希在武柴看到的是當時國有企業中普遍存在的現象：員工勞動紀律渙散，經常遲到早退，上班期間看報喝茶；企業管理無序，浪費嚴重；產品質量差，返修率奇高，等等。

　　據武漢市外國專家局介紹，格里希每當看到這些后，總是大為不解，并感到十分不滿。當年10月份的某一天，他自言自語地嘮叨說，“如果是我當廠長，決不允許這種現象存在，一定要加強管理，提高產品質量。”

　　翻譯聽到后，向時任武漢市外辦主任丁華匯報了這一情況。

　　“好，就讓他來當廠長。”已經退休的丁華說到此時，似乎回到了當時的激動。

　　格里希的正式任職期自1984年11月1日直到1986年11月4日。

　　丁華說，改革開放初期，聘請一位外國人擔任國企廠長，無疑是件“吃螃蟹”的事。對此，肯定存在爭議。1984年10月20日，三中全會公布了《中共中央關于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武漢市委、政府批復聘請洋廠長的申請報告卻在此之前。“實事求是地說，當時武漢市委、市政府領導班子的思想相當開放、前衛。”

　　武漢市外國專家局副局長王瑗接受采訪表示，聘請外國人擔任國有企業廠長這一大膽舉措，是武漢改革開放創造的一個“全國第一”。當時海外輿論普遍認為這是中國對外開放和改革進程中“一件令人吃驚的新聞和成功的典范”。

　　格里希原先的翻譯、現武鋼集團國際經濟貿易總公司副總經理余維撰文回憶說，此后很長一段時間里，武柴成了國內外輿論的焦點，境外媒體甚至把武柴的改革當作觀察中國改革開放程度的晴雨表。

　　武漢市外辦提供的資料顯示，1984年11月1日，格里希正式受聘為武漢柴油機廠廠長，時任武漢市市長的吳官正親自到會祝賀。

　　據王瑗介紹，武柴成功聘請洋廠長的事跡引起當時媒體的關注。

　　在格里希任職期間，眾多武漢企業多次到武柴參觀取經，除了為本地企業廠長講授管理之道外，格里希還應邀到江西、內蒙古、浙江、廣西等地企業進行技術指導或講學。

　　“格里希不僅是武柴的格里希，是武漢的格里希，也是全國的格里希。”王瑗說。

　　1987年，時任國家經貿委副主任的朱镕基在為《格里希在武柴》一書做的序言中稱，“洋廠長從嚴治廠的經驗，受到我國企業界的普遍贊賞，引起了國外人士的關注。他成為我國引進國外智力政策取得成效的一個典型。”

　　武柴命運

　　2005年4月17日，特地從德國趕來參加銅像揭幕儀式85歲高齡的格里希夫人在銅像前流下熱淚：“格里希生前的遺愿就是，把骨灰撒入長江，看著中國崛起，伴著武漢成長。這個愿望由于種種原因未能實現。今天，銅像彌補了他的遺愿，我的丈夫終于可以和他魂牽夢繞的武漢永遠在一起了。”

　　但他們都不知道的是，1998年，武柴已經正式停產。武柴一位員工說，工廠現在留守的員工只有20多人。

　　而在格里希時期，工廠員工近2000人。

　　幾年前，武柴幾位老工人對武漢市外辦人員以及一家媒體記者說，如果格里希走后，還能按照他的思路，武柴就不會是目前這樣了。

　　武柴現任廠長柴玉本認為，格里希治廠的精髓是以市場為核心的管理體系，在內部體現在嚴抓產品質量，并且產品的質量不應該“內外有別”，因此，他反復強調產品要進入國際市場，以國際市場的高標準來促進產品質量的提高。

　　武漢市一位前官員表示，格里希卸任后，武柴被劃歸給長江動力集團管理。“長江動力集團的老總于志安自稱‘格里東’。他說，德國有格里希，難道武漢就不能有格里東嗎？”格里希走后，他的一些思路在武柴未能得以繼續，該人士說。

　　柴玉本介紹說，1995年底，政府方面就在考慮，格里希走后誰來接管武柴的問題。“格里希與于志安都比較欣賞對方。格里希卸任后，名譽廠長的證書還是由長動集團的于志安頒發的。”

　　于志安曾是武漢的風云人物之一。他一度擔任長江動力集團公司董事長，并兼黨委書記、總經理于一身，又有全國工商聯常委、湖北省人大代表、武漢市政協常委等多種身份。

　　據當時媒體報道，1995年6月4日，他秘密逃往菲律賓，成為至今外逃的著名貪官之一。

　　“無論他是否是外逃的貪官，簡單的把武柴落到今天這個地步結于他是不客觀的。”柴玉本認為。

　　據柴玉本介紹，在格里希離開后的一段時間內，武柴還是很重視產品的質量。“在1986-1989年，武柴連續3年有產品出口到東南亞市場。”

　　柴玉本承認，除了體制、觀念等原因外，企業不重視質量，沒有堅持格里希一絲不茍的態度也是導致武柴至今的重要原因之一。

　　他說，在1980年代，像武柴這樣一個國企很難堅持抓好質量。第一，質檢部門以及部門人員沒有權威性，其他部門未必買帳。第二，即使是廠長，也未必有抓質量的自主權。“如果產品質量差一點，你是否讓它出廠？畢竟，廠長要考慮的是全場員工的吃喝拉撒問題。”第三，在進人方面，廠長也沒有自主權。一些老員工的子女，能力強的都考上了大學，次一點的也能考上中專等，這些人是不會來廠里工作，只有那些考不上，甚至缺胳膊少腿的人，才會頂替進廠工作。“產品質量關要從源頭抓起，一線工人素質差與高標準的產品質量本身就是一個矛盾。況且，國企領導也無權開除誰。”

　　武柴原黨委書記謝長欽認為，格里希確實非常想把武柴搞好，“但他不可能讓武柴有脫胎換骨的變化，因為這是當時體制所決定的。”

　　對此，即使格里希本人應該也深有體會。在他任職期間，他改革的方案曾受到了員工的抵觸。他在日記提到，本應于1985年1月1日起施行的工資改革方案，直道6月份他才發現還沒有落實。為此，武漢市政府曾專門從5個相關部門抽調人員組成5人領導小組進行協調。用當時其中一位負責人的話說，“問題涉及到哪個部門，就由這個部門的人員負責協調解決”。

　　1986年11月，格里希在卸任后曾對一位國務院領導感嘆說，中國人當廠長肯定比我的困難要多，因為我當領導，中國給予我關照。我希望武漢市政府像支持我一樣支持中國廠長。

　　柴玉本形象地比喻說，“在格里希時期，武柴被當作一塊‘試驗田’，后來這塊試驗田被種荒了，卻沒人來管了”。

　　2002年底，武漢市政府曾以優惠的政策批準武柴搬遷改造。據柴玉本介紹，當時已經在東西湖走馬嶺買了一塊30畝的土地，武柴計劃讓骨干員工持股，然后引進一家民營企業注入資金，一方面繼續柴油機生產，另一方面準備與德國一家公司合作生產銷售木工機械。武柴上級單位武漢機電控股公司也同意了這一方案。

　　但是，柴玉本說，2002年底，武漢機電控股公司與輕紡、化工等公司合并成立武漢工業控股集團公司。“考慮到武柴改制所需資金缺口太大，新的精神是‘變現全部資產、關門走人’。”

　　據柴玉本介紹，2004年武柴賣完了全部設備，清廠交地，并按照武漢市的政策安置武柴原有員工。“最近已經按照上級的決定，將走馬嶺的30畝土地還給了當地鎮政府。”

　　對于格里希離開后的武柴廠目前面臨關停并轉的現實，武漢市一位官員曾指出，這凸顯了中國國企在舊體制根深蒂固影響下實施改革的艱巨性。

　　2005年4月21日，記者來到武柴的原廠址，工廠大門上方的廠牌已經脫落了幾個字，但還依稀可見“武漢柴油機廠”的痕跡。大門兩側的柱子上貼滿了幾張被撕毀的廣告。

　　廠址上則是一個房地產項目“香港映像”的工地。

　　“我們在外面租了兩個房間作為辦公室，處理一些遺留事情。現在，武柴除了品牌、生產許可證以及20多個留守員工外，已經一無所有。”柴玉本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