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圓桌旁的中部崛起觀

　　本報記者 聶春林 實習記者 何欣榮 武漢報道

　　2004年12月份，中央首次提出“中部崛起”；今年全國兩會，溫家寶總理在《政府工作報告》中，又用132字專門講述中部崛起；國家發改委為中部崛起出臺了一系列文件。

　　在中部崛起戰略中，作為華中唯一一座特大城市，武漢的龍頭作用亟待確認。4月22日 下午，本報邀請著名區域經濟學家武漢大學教授、博導伍新木，湖北省社科院副院長、博導陳文科及湖北省作協副主席、著名作家方方，以圓桌論壇的形式，縱論中部崛起。

　　板塊整體崛起

　　伍新木：目前鄭州和武漢均在爭做中部崛起的龍頭，湖南主動融入珠三角，安徽及江西意欲加盟長三角，山西挾能源優勢，自成一統。鄭州與武漢相比，有兩個優勢：一是以鄭州為中心的豫北城市圈在GDP塊頭上超過武漢城市圈，二是從區位優勢上講，鄭州的中心地理位置比武漢也更為明顯。此外，她的鐵路交通樞紐地位，也是武漢所不及的。

　　方方：我想還有一點，那就是中原大地所具備的深厚文化底蘊，也是在龍頭之爭中鄭州敢于向武漢叫板的底氣所在。但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涉及到城市的影響力和輻射力上，在我印象中，鄭州和武漢完全沒有可比性，尤其在工業實力、科研能力和水資源方面，武漢都要高出一大截。

　　陳文科：中部現在面臨的一大問題就是自身尚未崛起，中心之爭反倒鬧開了。這種情況下的龍頭之爭，無異于搞形式主義，是毫無意義的。

　　伍新木：中部應該整體崛起，應該作為板塊崛起。但現在中部缺乏板塊崛起意識，存在離心傾向、“分散突圍”、“去中部化”傾向。湖南主動融入珠三角，安徽及江西意欲加盟長三角。但我們必須認識到，珠三角、長三角自身內部的發展也并不均衡(某些山區的貧困程度不亞于西部)，在自顧不暇的情況下，他們對中部崛起的推動作用不應被高估，中部要想崛起，還是要靠自己的團結聯成一體，寄希望于板塊崛起。但我們強化中部板塊意識，并不排斥中部各省與周邊地區發展雙邊和多邊合作關系，這兩者并不矛盾，而是相輔相成的關系。

　　陳文科：中部的崛起雖然不需要一味的龍頭之爭，但并不是不要確定重點，我對目前輿論界有一種“灑胡椒面”的意見持否定態度。我們可以看到上海，雖然開放得較早，可是上海的真正騰飛卻是在出臺浦東開發區的政策以后。在中部崛起的過程中，確定一個“戰略支點”是必要的，以武漢的綜合實力來說(城市競爭力有四項排在全國前十)，它應該是當仁不讓的。

　　建設武漢大城市圈

　　伍新木：武漢要崛起，一個重要的機遇就是大城市圈的形成和發展。其實“長江中下游武漢經濟協作區”的概念由來已久，“武漢城市圈”的提出只不過是這一概念的順勢而為。我們要注意所謂“城市圈”，是通過內在的經濟紐帶自然發育而成，是一種逐步“圈城”的過程，而不是人為的行政劃分。只有促進武漢城市圈建設，才能增強其集聚輻射能力�，F階段“武漢城市圈”的模式現在是“1＋8”，我的預期是將來要進一步擴展到北至信陽，南接岳陽，東抵九江，西達宜昌的廣大區域。

　　陳文科：中部崛起中要明確三條觀點：一是要部分崛起而不是全方位崛起，二是要分清主角性崛起和配角性崛起，通俗一點講就是要形成自己的增長極，三是總體目標應該是中部的經濟發展融入一體化，形成區域化，具體的量化目標是把同東部的差距縮小到解放時的水平。這一點尤其重要，中部的部分省份因為沒有找準自身位置，往往把目標定得過高，甚至不切實際，這樣除了增加挫敗感和急躁心態外沒有任何好處。

　　伍新木：現在有輿論認為中部崛起要“不等不靠國家政策”，我個人對此持相左意見。政策資源是經濟發展的最稀缺資源，政策往往主導其他資源。有人批評說中部要特殊政策就是重歸“計劃經濟模式”，但實際上市場經濟也離不開政策的指引，比如深圳的蛇口，區區彈丸之地憑什么讓那么多跨國企業趨之若鶩？當然不否定地理區位上的優勢，但根本上還是靠政策。政策的意義不僅是帶來實實在在看得見的好處，更重要的是它所蘊涵的不可估量的符號意義。

　　中國的資源配置受政策的作用再明顯不過，這里舉一個例子：重慶在直轄前遠不如武漢，可直轄后整個城市面貌卻渙然一新。重慶經濟發展的驅動輪并不是靠支柱產業，而是主要靠基礎設施建設投資，這些投資從哪里來？都是政策所帶來的。這里有一個數字頗值得回味：直轄前的1997年，重慶城市建設投資是武漢的60%，直轄后2000年，武漢卻成了她的60%。所以說撇開政策談中部崛起根本不可能，否定政策在其中的決定作用將被證明是錯誤的。

　　文化助推

　　方方：文化對經濟的助推作用不可能是立竿見影，只能是潛移默化，因為文化首先作用于人。武漢興盛得益于小商品流通，因而武漢文化的基因就是一個“小”字。貪小錢、干小事、拘小節，典型的“碼頭文化”、“市井文化”。

　　武漢的文化發展遠遠滯后于經濟發展，整個城市的文化硬件設施建設非常落后，我甚至都找不出一個像樣的圖書館、歌劇院，一個博物館也是修修停停搞了好多年。其實文化硬件設施的意義非常重要，除了載體作用，它更多的還體現了政府對于文化事業的價值取向問題。

　　文化是一個城市的名片，在這方面，武漢缺少一個地標式的文化象征。所以改造武漢的文化，很重要的一個方面就是“脫俗”。

　　伍新木：沿海開放省市有開放、兼容、競爭的文化氛圍。孔雀東南飛，內地的麻雀也東南飛，而且有些飛到沿海也變成了孔雀。沿海地區像一堆干柴，燃著熊熊大火，內地的一塊濕柴丟進去也被烤干燃著了；內地如一堆濕柴，有幾根燃著的干柴常常被一大堆濕柴壓埋得冷火冒煙最后煙熄火滅。后來我又進一步認識到，其實所有這些都跟外部環境有關，內在因素外部化。湖北的國企多，國有經濟比重大，因而導致體制僵化，體制僵化就會束縛人的思想，進一步造成觀念上的落后，干什么都比別人慢半拍。這種“慢半拍”的效應，讓湖北省連一些普惠政策都未能享受充分。

　　陳文科：對企業家的態度也是文化的一個重要方面。湖北的沙松冰箱廠，是1980年代中期全國最早的冰箱廠之一，前期發展很不錯，但是卻因兩萬多元的經濟問題，老總連同20多個企業骨干均被處理。結果企業最終成了特困戶。具諷刺意義的是，出去的老總和骨干，如今卻都成了全國各大電器廠家的老總、副總以及精英。造就一個企業家可能需要幾十年，但真正毀掉他們幾個月乃至幾天就夠了。政府對企業家的“知人善用”，不僅僅關乎某一企業的興衰，更重要的是在全社會樹立起一種價值取向，為企業家創造一個寬松的發展環境。

　　方方：有人說武漢是“俗”，但沿海地區也“俗”，為什么他們就能克服文化中的不利因素發展得那么好？對此我的看法是，武漢的“俗”是土生土長的“土俗”，沿海則是飽經外來風氣熏陶的“洋俗”。所以武漢既不像北京那樣的“文化中心”，擁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也不如沿海，建立起了市場化的游戲規則，因而文化劣勢對武漢經濟發展的制約作用表現的分外明顯。

　　其實武漢人的文化基因中還是有很多獨到的優勢，我們常常說武漢人是南方人中的北方人，所以武漢人的性格中既不失南方人的精明，又有北方人的豪爽。再者武漢的市民文化氛圍也使這座城市特別適合人居住，一個人在武漢住久了就會深深愛上這座城市，我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只要政府方面能對武漢文化中的這些有利因素加以大力引導，文化無疑將在武漢的崛起過程中起到極大的助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