澳大利亞央行行長：中國應聽澳元單方博弈教訓

　　本報記者 韓瑞蕓 特約記者 姚超、鄭聯盛 北京報道

　　“澳大利亞在匯率調節這個問題上做得并不成功。由于我們政策的滯后，對經濟造成了損害。我們沒有通過這場考驗，我希望中國能夠做得比我們好�！边@句話出自澳大利亞儲備銀行(即澳大利亞中央銀行)行長I.J. Macfarlane。

　　在全球，這是一位在中央銀行工作時間最長的國家央行行長。30多年的央行經歷，讓Macfarlane練就了一雙“火眼”，就連本國央行在處理匯率問題上的瑕疵也決不放過。Macfarlane始終認為，當澳大利亞還是固定匯率時，央行所采取的沖銷手段卻進一步加劇了資本的涌入。而當人們認識到，匯率調整勢在必行的時候，通貨膨脹給國內經濟造成的傷害已是無法彌補。

　　Macfarlane似乎將澳大利亞當作了中國的“前車之鑒”了。

　　在對中國審慎選擇匯率調整時機表示肯定的同時，Macfarlane認為，長期的貿易盈余可能對國內經濟產生更大傷害。

　　5月12日，Macfarlane一行訪問了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并作題為“國際收支失衡”的報告，詳細闡述了上述觀點。

　　“美國消費、東亞買單”

　　《21世紀》：當前，很多國家、國際性經濟組織都在關注全球經濟失衡的問題。你怎么看這個問題？

　　Macfarlane：是的，目前的全球經濟失衡主要表現為美國經常賬戶的持續逆差和東亞國家經常賬戶的持續盈余。這與美國國內的低儲蓄率和過度消費緊密相聯的，而東亞國家經常項目持續盈余導致了其不斷積累的外匯儲備的增加。

　　同時，與東亞國家經常項目持續盈余相伴隨的，必然是以向國外借出款和投資為形式的資本外流。這種國際經濟失衡形成了目前反常的國際資本流動格局，即主要是以發展中國家向發達國家輸出資本為主的資本流動格局。

　　這種格局明顯是有悖經濟常識和歷史經驗的，因為發展中國家的主要特征是勞動力資源豐富而資本相對不足。為了獲得較高的回報率，資本應主要是由發達國家流入發展中國家。但目前的情形卻與此相反，是較為貧困的東亞國家向富裕的美國輸出資本，造成“美國消費，東亞買單”的反�，F象。

　　《21世紀》：國際經濟不平衡在加劇，但我們似乎并沒有看到很多國家要采取措施去改變這種不平衡？

　　Macfarlane：在浮動匯率體制下，政府可以使用有助于削減赤字的政策，包括減少國內需求、增加國民儲蓄，施加壓力促使國內價格水平和工資水平下降。但是這些都是緊縮性質的政策，結果都會降低消費者的購買力。

　　目前，調整國際收支失衡的關鍵在美國，美國可以通過上述政策削減本國經常賬戶赤字。但目前美國的政策仍然是停留在口頭上。大部分美國人對經常賬戶赤字并沒有多少抱怨，因為他們可以通過向世界其他國家進行低成本借貸來補償消費。在其他方面一些合適的政策，比如減少預算赤字，對減少經常項目赤字也是有幫助的。

　　貿易盈余并非是個好消息

　　《21世紀》：是什么原因使得這些發達國家愿意維持經常賬戶赤字？我們常常認為，盈余才是更有保障、更安全的。

　　Macfarlane：為什么我們總是認定經常賬戶赤字是難以應對的，而不認為盈余難以應對呢？我認為答案是一種根深蒂固的傳統觀念，那就是認為經常賬戶赤字是難以維持的，而經常賬戶盈余則可以永久地持續下去。

　　這種觀念已經不合時宜了，發達國家由于經常賬戶赤字在國際市場上受到的危害應當說是較小的。即使在早期的貨幣制度下，很多國家也維持了長期的經常項目赤字，比如19世紀的美國、20世紀的澳大利亞。

　　另一方面，我認為，東亞國家持續貿易盈余的主要原因在于，東亞金融危機巨大的破壞性給東亞國家(包括中國)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們從危機中認識到，自身經濟必須具有足夠的靈活性來應對國際資本的沖擊。而達到這一目的的最簡便方法便是削減支出，而且主要是投資支出。同時，保持高儲蓄率，保持貿易盈余和建立外匯儲備。

　　《21世紀》：東亞國家的巨額外匯儲備是怎樣形成的呢？

　　Macfarlane：我認為主要有兩方面的原因：一是東亞國家持續的經常項目盈余，二是東亞國家相比危機前投資的下降。我們發現，與東亞金融危機以前相比，東亞國家的儲蓄率并沒有太大變化，而投資率卻有較大幅度的下降(中國例外)。如日本投資率從1996年以來下降了5.2%，同期，亞洲的其他國家投資率下降了8.7%。

　　東亞國家在危機后普遍采取了將經濟安全放在首位的發展戰略，采取削減支出(主要是投資支出)、保持經常賬戶持續盈余從而積累了大量的外匯儲備作為應對危機的需要。

　　《21世紀》：這些巨額外匯儲備給東亞國家帶來了什么影響？

　　Macfarlane：外匯儲備的大部分以美元形式持有，意味著東亞國家向美國輸出了借貸。東亞國家以放棄本國消費為代價而建立的儲備實際上是向國外以極低的利率借出，其實質是東亞國家繳納了一筆昂貴的保險費。外匯儲備建立目的是使國際投資者確信東亞國家有足夠的能力應對和戰勝危機。巨額外匯儲備造成東亞國家大量資本的低效配置，促成了當前“窮國借債給富國”的反常資本流動格局的形成。

　　我注意到直到兩年前，東亞國家的官員，尤其是中國，在評論本國經濟時首先要提到本國高水平的外匯儲備。但在最近兩年外匯儲備增長已遠超出他們自身的需要，他們已經不可能再為他們高水平的外匯儲備感到高興了。

　　匯率調節將改善國際收支

　　《21世紀》：在赤字和盈余間，澳大利亞會做什么樣的選擇？

　　Macfarlane：我想指出的是，從長期看，固定匯率國家的經常項目盈余相比其他國家的赤字更難以維持。

　　澳大利亞的教訓是，貿易盈余有誘發通貨膨脹的風險，經濟的外部失衡最終會導致內部失衡，從而損害國內經濟。

　　20世紀70年代初，澳大利亞經歷了短暫的經常項目盈余，成為國際資本流入的理想目的地。我們當然要采取措施沖銷國外資本的流入，但我們馬上發現問題了。為了賣出足夠的官方票據以沖銷外匯資金流入，我們必須提高利息率。然而，這又將導致資本的進一步涌入。最后，貨幣總量迅速擴大，通貨膨脹急速上升到一個我們無法接受的地步。

　　當時，我們的結論是：僅僅通過國內的緊縮政策來抑制經濟過熱和通脹是不太可能的。為了減少匯率的“單方博弈”，匯率調整是勢在必行的。最后，我們雖然這樣做了，但由于政策滯后，通貨膨脹對經濟造成的危害已經是不可避免。

　　《21世紀》：你說的這種情況，和中國目前面臨的狀況似乎非常相似。中國也采取了通過發行央行票據實行沖銷的政策。你是怎么看待這個工具的？

　　Macfarlane：沖銷政策的實行并不像聽起來那么簡單。如果中央銀行所做的，只是以低于市場利率將央行票據出售給商業銀行，這并不是真正意義上的沖銷。這只是兩者間的賬戶交換，沒有抵消商業銀行因為購買外匯而導致的存款增加。

　　但是，如果要抵消銀行因為購買外匯而增加的存款，官方票據必須以較高的利率出售，這才能吸引非銀行投資者取出銀行存款來購買官方票據。但這顯然會提升利率，吸引更多的外資流入，央行很少會采取這樣的行動。

　　在這種情況下，許多國家依靠提高準備金規定和直接信貸指導這一政策組合來限制銀行賬戶的擴張以控制貨幣供給。但這限制了中央銀行和商業銀行的盈利性，這種政策不可能一直持續。

　　《21世紀》：如果你認為，上述這些政策工具都沒有可持續性，那你能給中國更好的建議嗎？

　　Macfarlane：中國政府在固定匯率制度下保持了持續的經常賬戶盈余，同時并沒有使本國經濟受到大的傷害。當然，中國政府是處于一個溫和的、低通脹的世界經濟環境中，相比30年前的澳大利亞，實現政策目標要更為容易一些。

　　但是，這種經濟發展戰略到了中期階段將不可能再持續下去。經常項目盈余所造成的一國經濟外部失衡存在誘發國內通貨膨脹的風險，進而會對經濟產生不良影響。固定匯率只考慮了一國經濟內部均衡的需要，而忽略了外部均衡的需要，因此，我認為有必要通過本幣升值來減少資本項目和經常項目渠道流入的外資，從而實現本國經濟的內外均衡。

　　人民幣升值是符合中國自身利益的。但匯率調整時機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中國應從本國國內利益出發選擇正確的時機進行匯率調整，至于調整是否會對其他國家的國際收支狀況產生什么影響倒是其次。比如，中國應該在商品市場和資產市場通貨膨脹尚不明顯之前進行匯率調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