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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網北京2005年5月18日訊 5月18日上午，北京《財富》全球論壇舉行“中國銀行業改革近況”主題大會。以下為主題大會內容實錄：
主持人錢科雷：本次會議對于我來說也是非常盼望的。銀行業有很多非常重要的事情，特別是在中國的銀行業也是扮演著非常重要的角色。大家可以看到北京和上海都在發生非常巨大的變化。對于銀行系統怎么發展，這是我們今天要進行討論的一個重點的話題。
現在我們簡單的介紹一下主席臺上的嘉賓.我們非常高興能夠請到具有專業知識的人參加今天這次會議。簡單的跟大家介紹一下，首先是中國銀行業監督管理委員會主席劉明康先生，對于大家來說，也是非常熟悉的，他長期以來從事銀行方面的工作，我們很高興他能夠參加今天的會議。第二位是國家開發銀行行長陳元，他曾經也是中國銀行的副行長，同樣他也在銀行業有著非常多的經驗。
第三位是鮑達民先生，他是亞洲麥肯錫公司亞洲區董事長的主席，他在中國和亞洲區很多的銀行業都參與了工作。今天下午他也會給我們分享一下他的經驗。最后一位是安永會計師事務所合伙人保羅·W·斯佩爾特，他可以告訴我們要如何進行這方面的工作。如何解決這方面的問題。對我們來說，不管是在金融業還是別的行業，有他這樣在美國工作這么長時間的人，他可以到中國來告訴我們如何把他的經驗帶到中國，促進中國銀行業的發展。另外，他也把安永在全球不良的貸款降低了。
首先，我想請劉明康先生先簡單介紹一下，現在我們銀行業的發展情況怎么樣？上次我們見面的時候，您還是中國銀行的行長。您正在解決很多中國銀行面臨的問題。在過去的兩三年中間，中國在解決不良貸款的時候，取得了什么樣的進展以及未來會有什么發展？
劉明康：在過去兩三年的時間中，中國的商業銀行有了非常大的進展。首先，進行了公司的治理，很多中國的銀行都有了獨立的董事會。這些董事會對于增進他們公司的治理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以前，如果想通過什么決議的時候，所有的決議都是一致的通過的，但是現在我們有了委員會和董事會，很高興是整個委員會做決策而不是個人做決策。第二個變化是中國銀行和中國建設銀行的變化。他們在衡量不良貸款的時候，采用了新的衡量的辦法，這些都是最近的變化，雖然是一些最初的變化但是他們產生了非常重大的影響。我認為，在未來，這些銀行更注重他們所學到的技能。要指出他們面臨有多大的威脅，有什么樣的挑戰。對這些挑戰進行分析，是他們基本的經驗，他們必須要從中學到經驗。作為戰略決策者來說，他們必須要學到這些東西。資本充足率也提高了3%，在2003年我做銀監會主席的時候，能夠達到全球標準的資金只有0.5%，但是到去年達到了47%以上。所以，我認為到2006年之前，80%的銀行在這方面的資產，將達到國際的標準。他們不再面臨資不抵債的情況。2006年底之前很好。通常我們說中國在2008奧運會前才會解決這個問題，但是我們形勢還不錯。
主持人錢科雷：陳行長，我想問您一個問題。我們在讀報紙的時候會看到“公司治理”的一些問題，包括腐敗、貪污這類的問題。我想先請您說說最近由麥肯錫做的報告，這里面說到中國的很多銀行都缺乏基礎的公司治理的經驗，這些問題都是分析一些危機的問題。很多銀行的資產都不到1%。中間也有很多不好的治理方式。陳行長中國在這方面有沒有一些治理？
陳元：中國許多的問題已經解決了。我們在公司治理這方面的一些標準不僅僅是通過一些數據顯示出來的。我們認為在市場中主要發揮作用的這些人，在資本市場中的資本機構之間的關系都是不同的。有些人收到了錢，他們能否有效的監管，遵行一定的標準進行指標的衡量這方面我們都會有一些進展。最早我們是基于政策性的銀行做的。我們認識到只有進一步的加強公司內部的治理結構，但是另一方面我們同地方政府進行合作，他們知道通過什么方式改善治理結構。鼓勵一些人可以進行更好的治理。通過這種方式，可以改進他們的不良資產和不良貸款。我們正在建立這種市場，這種市場是在借款人和貸款人之間的，這些銀行都是白手起家的，他們能在這方面發揮比較重要的作用。今年中國銀行只有1%的不良貸款在年底降到1%以上。我們每個人都會考慮這樣的問題。如果他們都想改進市場，建設市場就必須有一些基本的金融機構。突然間有很多的快捷的公司都在這方面的工作，他們要加強監管也加強了基礎設施的建設，這些都是對公司治理有利的。所以，我們鼓勵在市場上發揮作用的人在市場上建立自己的機制，包括在公司機構治理方面。這樣可以運轉得更好，這樣整個市場也能夠更健康。
主持人錢科雷：我們談論了這些問題，根據發展的不同階段，有很多的進展，你可以看到一些貸款的方式也改變了，有兩個國有銀行都進行了上市。
鮑達民：我們看一下CCB的銀行董事會，你可以看到他們作出的決定，在這方面有很大的推動和進展。我個人認為這個速度必須要進一步加快,認識到這是一個非常大的組織，面臨著非常大的問題。我們認為，最近爭論的一個問題是中央在這方面發揮的作用，如何進行人事方面的決策，對于管理方面如何進行決策，我們對此應該鼓勵。第二方面，面臨著比較多的挑戰，中央和地方的問題，在很多別的國家都看不到。在歐洲我們可以看到，地理上講，中央和地方有很多的矛盾。我們要進行一些公司方面的治理，可能有一些分支機構不希望有這方面的挑戰。但是如何的面臨這方面的挑戰，對于這些銀行來講是非常重要的。所以，一方面要加強技術，我同意劉先生剛才說的戰略投資帶來的最大的東西并不是資本而是技術。比如說，有30萬人在這樣的機構里面運轉，這是一個非常大的挑戰。
主持人錢科雷：另一個報告提到了銀行發展的問題，這些銀行每年可以發展5%到10%，這一點對于保持不斷增長的就業是有壓力的，這是我們面臨的重大問題。不良貸款解決不解決，還是解決得快和慢，是如何的影響到中國經濟的增長，稍候我們也會談到這一點。我們在日本看到了，這是一個非常令人驚奇的發展。他們的銀行在中間并沒有發揮一種作用，中國現在每年增長9%。
鮑達民：很明顯整個銀行系統必須要發展，公司的治理結構也要發展。我認為，現在有一些比較大的挑戰。現在我們也要加強很多的零售業，包括一些中小企業的發展。因為對于銀行來說，進行利率的調整是比較困難的。對于這些銀行是非常好的機會。但是必須要進行危機分析，戰略的投資可以給我們帶來怎樣的機構和技術。
主持人錢科雷：我們經常聽見官方的報道說，中國的貸款比過去幾年好了，中國銀行說2002年中國的銀行的貸款由3%降到了2%。這是否正確的反映了我們做的努力？
羅德曼：我們不希望從銀行里拿出更多的貸款，不管是麥肯錫所說的，還是其他公司說的。我們要加強這方面的信貸。他們100%的知道自己可以完全歸還貸款。不可能劃一條線說，這些都是有問題的。但是我們所采取的不是這樣的一種方式，像劉主席剛才說的。我想說的另外一個問題，我想在這方面劉主席也知道，在2000年的時候國務院制定了一個政策，允許更多的外資銀行能夠參與到銀行的重組業務當中。我知道很多國家都有這種的重組公司，而且外資也參與到了降低銀行不良貸款工作當中。中國從內部來講，他們不像以前是一個封閉的做法，他們讓更多的外資參與進來。這些資產管理公司中，看到很多人在這兒進行外來的投資，建立很多的就業的機會，就像在日本一樣，這些也促進了經濟的改革和增長。
羅德曼：對于中國的財政部都有所幫助。現在這個資本來自另外一個渠道不是來自中國的銀行了。另外，中國現在的年均經濟增長率是9%-10%。
主持人錢科雷：中國現金的儲備達到了6000多億，但是對于經濟的增長有什么實質性的影響，比如中國的外匯的問題會盡快的解決嗎？
羅德曼：首先我剛才講的不良資產的問題和債轉債的問題。昨天我們還談到，今天的中國銀行業存在了大約5000萬美元的問題，這并不是對中國的GDP有什么大的影響。我感到在過去30年中中國的貸款翻了一番。中國的房地產泡沫可能象征著銀行系統的其他一些問題。有一個機構在幾天前做了一個研究，指出可能會在過去兩三年貸款翻番的同時，會增加1.4萬億人民幣左右的新增的不良資產。我想問問劉主席對這個有什么看法，您是不是晚上擔心的睡不著覺？
劉明康：在今后，作為監管者，我們有一個非常明確的戰略。要建立起一個有彈性的銀行產業。我們沒有必要告訴銀行說，哪個好哪個不好。我們其實并沒有這方面的知識。但是，只要銀行有足夠的資本充盈率，而且只要中國的銀行能夠有覆蓋貸款損失的能力，只要中國的這些銀行能夠掌握他們盈利的實質性數字，只要有這些條件，我們就相信不管今后會面臨什么困難，但是從經濟的循環周期角度來講中國也有自己的上升下降的周期，但是這些都不是我在乎的問題。我可以比較輕松的管理這個系統，因為他們有貸款的損失儲備金、資本充盈率等等。我所關心的是他們在多快的時間內學習到這些技巧，怎么能夠很快的預測中國市場面臨的風險以及多長時間可以取消利率的管制。這樣對于銀行業的人來說，可以會很清晰的對銀行的風險進行評估。而且我們在多快的時間內加強市場的約束的規則，建立起借方的信貸文化，使得全社會的信貸文化都可以建立起來，這是非常重要的，這是我們真正在乎的事。
劉明康：雖然我們面臨一些小的困難，但是這些其實并不太重要。只要我們能夠保持宏觀的穩定,中國政府能夠強有力的控制這些政策，只要這些條件存在我們就感到比較心安了。早上我和羅德曼講了，你可以在你的杯子里安心的喝酒。
主持人錢科雷：關于銀行的問題，前面也有嘉賓提到了貨幣的問題。我想問一下陳行長，您在這方面有多年的經驗，從理論的角度講，您和其他中國決策者是如何考慮這個問題的。您認為銀行的改革和中國實現更加靈活的貨幣政策之間有什么關系，是否要先建立銀行的改革之后中國才能建立良好的匯率機制？還是他們根本沒有什么關聯？
陳元：我想銀行的改革與整個人民幣實現自由兌換是密不可分的。所以從這個角度講，中國銀行業的改革將會在匯率機制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我想這是非常重要的，兩者是不可分割的。但是從一般意義上講，匯率僵硬的程度只是反映了經濟僵化的程度，不僅涉及到金融業的服務還涉及到其他行業的服務。所以從整個角度講銀行要負責所有的財富。對于貨幣的可兌換具有很重要的責任。為了進一步減少僵化的程度，加強經濟的彈性比如說促進公司的治理和借方以及加強債務市場的工具，這是非常重要的。而且金融的基礎設施是所有公司業務的基礎，這也是非常重要的。沒有這個基礎設施，所有這些公司的治理以及良好的發展，以及風險部門和金融部門的彈性都是沒有基礎的。所以，在這方面還有很多工作要做。我想要更多的把理論和實際的觀點結合在一起。這方面，我們還要很多的工作要做。在這之后，才能把人民幣兌換完全放開。
主持人錢科雷：剛才問了劉主席一個問題，大家等會也可以詢問自己的問題。劉主席，中國現在很多的商業銀行在海外上市，這是在國外市場上非常重要的一件事。其中中國銀行的上市，我感到奇怪的一點是，我聽到周小川和其他人士都講到，中國銀行的上市可以得到地方政府的出資，或者是由中國國內的市場出資，而不是到海外去的。但是他們通過國外的投資者給他們一些約束，贏得像我這些人的關注，而且他們也需要遵守華爾街的規則等等。這樣會讓他們更加認真的考慮銀行管理的問題。我想說的是，因為現在這些銀行上市的股份很少一部分是可交易的。這是否會給中國銀行的行長帶來一些壓力？就像我們和摩根斯坦利一樣也感到關切，你對于這個做什么感想？您覺得在私有化和機構投資者之間到底應該采取什么做法能夠使得中國的銀行感到對于我們是壓力。
劉明康：我認為首次在海外上市對于中國銀行的改革是有重要作用的。銀行應該接受市場的壓力和一些透明度的要求。我們這些銀行正在朝這方面努力。雖然我們的銀行要克服很多的困難，但是他們還在面對國內和國外的資本市場。這些銀行的領導人們都在進行一些準備。在我看來，我認為如果在海外上市，就必須遵守這個規則，因為只有自由沒有規則是很混亂的。我想中國所有的銀行都會考慮在海外上市，任何的銀行都會考慮這個問題的。但是我們不能控制他們上市的時間，這是取決于很多的因素的。首先，要做好非常充足的準備，而且對于今后的投資者要負責。這是我們的銀行監管者向他們表明的一點。而且銀行這些機構投資者在這方面也負有很多的責任。他們有責任讓他們的合作伙伴在上市過程當中做好充足的準備。因為，只有通過這個方式，才能使他們的資產得到升值。這是他們自己希望看到的情況，我們看到這個情況也很高興。
劉明康：以前的外來戰略投資者他們在國內的合作伙伴，像麥肯錫公司和一些投資的大公司為了中國的銀行上市做了一些準備。我們知道國有制的問題解決起來并不是很容易。但是我們看到了市場也發生了很多的變化。最近我們看到不斷有外資在中國銀行占到了多數的股份。而且我們也看到公司很多的主席和CEO都是來自國外的一部分。
主持人錢科雷：我想他們在今后的海外上市的作用更大。因此，從根本上來講銀行必須進行改革。
劉明康：首先，我們必須有一些新的人力資源的開發，讓這些人知道支付和清算的條件以及適當的條件到底是什么.第二是信息技術。我想信息技術還是有點落后的，這是中國所有銀行都存在的問題。這是我們要第二優先考慮的。銀行必須要告訴我們將以什么樣的時間表推進信息建設，比如你們清算的機制和其他方面是如何進行信息建設的。第三，我想在中國要完成激勵的措施并不是非常容易的，這是一個非常大的任務。我們的人口是13億，如果把任何的數字乘13億都是非常大的。不管是信用卡還是信貸清算結算等等，這個數字是非常大的。所以，要制定一個非常好的刺激的措施，要使人們有動力做正確的事情。
主持人錢科雷：由于我們的時間比較有限，現在有時間問最后一個問題。
參會者：我來自臺灣的一家銀行，我想請問一下劉主席，您剛才講了到2006年底中國銀行的資本充盈率會有很大的改善，但是同時在這方面會有引進一些新的措施。《金融時報》最近有一個報道說，巴塞爾有一個委員會的主席，提到新的措施的微調將在2006年開始進行，大多數銀行都沒有做好準備在2008年的時候實施新的做法，您認為中國銀行是否有必要在2006年底之前實施新的措施？
劉明康：我知道用幾分鐘來回答巴塞爾協議第二部的問題是不太可能的。簡單的回答不可能。中國現在正在跟進巴塞爾協議第二部和第三部。中國是發展中的國家，我們面臨的首要問題是信貸的風險，第二是市場的風險，第三是操作上的風險。我們要解決這些問題，就要掌握一些基本技能，確定這些風險到底是什么，而且要經歷很長的過渡期。
主持人錢科雷：我想大家在這兒看到劉主席對這個問題進行了現場的回答，中國的銀行業是有合適的人進行管理的。我想到2006年的時候，銀行會有一個自由和約束的權限機制的。非常感謝大家！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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