臺商：夾心餅干甜酸交加

　　連宋上海行背后的臺商心情

　　□本報記者 吳焰

　　從5月2日到5月8日，大陸各地臺商“首次大團聚”，兩度會集上海，6天之內“送連(戰)迎宋(楚瑜)”，讓人們對兩岸經貿升起期待的同時，也把臺商多年來的諸多冷暖感悟，裹 挾而出臺商的白手起家與“走出去”，自然充滿創業的艱辛；和其他商人迥異的是，身份獨特的臺商，因了兩岸敏感而復雜的關系，多了一份“夾心餅干”般的獨特情感與經歷……

　　登“陸”20年，心頭百感交集

　　5月2日。上海浦東國際機場。

　　前幾天還是艷陽高照，下午卻狂風大作，烏云濃布。候機坪上，葉惠德和幾十位來自大陸各地的臺商們，把雨衣緊了緊，但仍然難抵逼人寒氣。

　　而他們的心頭，卻浮出從未有過的暖意。他們正在等候由中國國民黨主席連戰率領的大陸訪問團的包機。5天后，親民黨主席宋楚瑜也將率團訪問上海。正如海內外輿論的評價：這是跨越了近一個甲子的問候，是歷史性的握手。

　　無論是連戰，還是宋楚瑜，上海，都是他們緊張行程中的希望之旅、經貿之旅。在這里，他們將面晤臺商……

　　“個中滋味，冷暖自知”

　　在務實且理性的龍鳳集團董事長葉惠德看來，幾十分鐘的座談，不必抱太大期待，“很多問題，我們多次向臺灣當局呼吁，也未見進展，難道指望我們與在野黨領袖幾十分鐘的溝通，就迎刃而解？”

　　話雖這么說，當國民黨資深顧問徐立德帶來口信，說連戰在上海希望能與分散大陸各地的臺商代表見見面，身為上海臺商協會會長的葉惠德，幾乎沒有任何猶豫，就主動承攬了這次特殊的“家宴”，并迅速聯絡發起和組織各地臺商。“一方面是他鄉喜遇鄉親，我們是半個東道主吧；另一方面，能到上海、到大陸特地安排與臺商座談，就是對我們的重視與鼓勵。兩黨之間的握手，創造穩定與良好的氛圍，臺商必是最大受益者。”

　　連戰走出機艙，謝絕了雨傘，與在場臺商一一握手問候，并一再向葉惠德表示感謝，還冒雨短暫演講。那一刻，在場的臺商頗有些動容，百感交集。

　　目前可以查到的最早抵大陸的臺資，是1984年投資于珠三角的一家企業，但也很難說這是否第一筆臺資。成規模的臺商投資，則始于1989年國務院公布給予臺商優惠的新措施以后。16年來，臺商在大陸實現了從南到北、從傳統到現代化、從點到面的快速布局。據大陸方面統計，臺商在大陸的投資企業逾6萬家，而在大陸工作、求學的臺灣人已近百萬。

　　這樣龐大的群體，在長達20年的登“陸”歷程中，雖有大陸方面的親情與關照，卻得不到臺灣當局的明確支持，他們身不由己地進入微妙的漩渦中。個中滋味，臺商們嘆道，“冷暖惟有自知”。

　　“經濟就是經濟，為什么要人為復雜？”

　　“大陸糕點皇后”、元祖公司董事長張秀琬，把臺商處境比作“夾心餅干”———“處在兩岸夾縫中，若非當事人，別人很難體會到其中的尷尬與復雜。”

　　張秀琬有著敏銳的商業觸角。1992年，她決定到大陸投資，家人不理解：“到大陸不比其他地方。就算是市場潛力大，可那邊有無安全啊？”同行說著風涼話：“你想賺大陸的錢，別把自己砸進去了。”

　　這還算是善意的。“那時候，包括到現在，臺灣島內還有刺耳的輿論譴責到大陸投資的臺商。”說什么臺商是“債留臺灣，錢進大陸”，造成臺灣“外勞進(指東南亞一帶到臺灣打工的勞工)，人才出”的不利局面，甚至還有人給扣上“紅帽子”，說什么“使臺灣產業空洞化”、“喝臺灣奶水卻背棄臺灣的叛徒”……

　　張秀琬抱著臺灣人常說的“打帶跑”(即拎著一只包去創業，見勢不好隨時跑)，一路來到大陸。由于受到當地政府的熱情歡迎，廠子順利地建了起來。

　　那一年，還有一位名叫汪美華的女子，也與先生一起來到大陸。她把3個孩子“打包”帶過來了。“親友說，萬一出現1949年的兵荒馬亂怎么辦？我說：好吧，我們5口人到哪兒都要在一起，免得被生生骨肉分離、兩岸相望。”至今回想，汪美華的調侃中還隱含一絲悲情。

　　喜歡溯源尋根、熟悉臺灣歷史的張秀琬，常常在問：“能不能把問題簡單化，經濟就是經濟？”

　　“我的情感困惑幾時消除？”

　　和張秀琬一樣，另一位臺商也常常心生困惑。

　　他叫王國達，力國企業董事長。12年前，當他決定移師大陸時，很認真地與兒子談話：“從族譜上看，我們家族在臺灣已是第8代了，從現在起，原鄉人的血又流回了祖家。”

　　他覺得，自己是“回家”了。

　　不過，剛過來時，還是有一些細節提醒著他：你和這個家的其他兄弟姐妹，還是有些不一樣。王國達至今對10年前的一件小事記憶猶新：他駕車違反了交規，被“公安”———雖然到大陸這么久，他還是習慣把交警統稱為“公安”———攔了下來，請他出示駕駛證，一看是臺灣的，很客氣：“對不起，這個駕照不能適用。”王國達當時也抬上了杠：浙江駕照你們認嗎？北京駕照能在這里開嗎？對方也很禮貌：也許以后一樣，但現在還不行，得去換證。雖然換證也不麻煩，但這個細節讓王國達覺得陷入“情感困惑”。

　　幾乎每位早期來大陸的臺商都遭遇過類似困惑。在機場入關，持臺胞證的人走的是“境外人士通道”；早些年，去參觀博物館還得遵循“外賓價”。

　　現在不一樣了。3年前剛與老公來到大陸的黃慧華，聽到“前輩”們的這些故事，已有些不解：“我們可沒這么多顧慮。”

　　可以想像，當連戰與宋楚瑜來上海傾聽臺商的呼聲，王國達那句“我非常震動”，顯是肺腑之言。“希望這樣的認同與推進，讓我們這一代遭遇的情感糾葛不再發生。”

　　創業，到大陸尋找“第二春”

　　5月3日。上海東方濱江大酒店宴會廳。

　　在上海臺商協會會長葉惠德主持下，大陸各地臺商協會負責人設宴歡迎連戰。連戰發表了題為《經濟雙贏、互惠互利》的演講：“今天，兩岸的經貿關系，由臺灣的角度來看，已經不是一個像早期那種‘輸血’、‘救護’那種的關系，實際上今天對我們來講，是一個搶市場、搶商機、搶出路的一個重要的當口。”

　　“我有幸經歷了兩個經濟起飛期”

　　親耳聽到一位來自臺灣的政黨主席公開稱贊臺商在大陸經濟建設中“與有功焉，與有榮焉”，聽到兩岸應建立“共同市場”的表述，此前對島內關于臺商“輸血論”的批判已聽得有些麻木的邱創盛，心情一振。

　　臺育企業管理顧問有限公司專為到大陸投資的臺商提供信息、管理服務，其董事長邱創盛斷定大陸孕育著巨大商機，特別是長三角一帶，正踏上經濟起飛的快車。他認為，這與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臺灣似曾相識。

　　“我們這代人非常有幸，能夠先后經歷臺灣與大陸的經濟起飛。”邱的這句話，在每一個四五十歲的臺灣商人口中，都常常被提及。上世紀90年代到大陸發展的臺商，軌跡如出一轍：臺灣起步打基礎，搶抓大陸機遇謀求“第二春”。

　　大陸的機會在哪里？一個最小的細節就可以證明：在大陸，雇傭一名工人，工資不到臺灣的1��10，建廠費用也只有臺灣的1��3———僅此一項，就可大大降低經營成本。

　　王國達則從廣九列車上的蛇皮袋中有了“發現”。他第一次從香港乘坐廣九列車入深圳，在火車上看見許多西裝革履者，提著裝滿了文件與資料的大包小袋。王很奇怪：常見從深圳帶蔬菜回香港、從香港買電器回大陸打“價格差”的，可帶這么多文件干啥？原來，香港律師事務所、會計師事務所成本很高，許多企業寧愿入關去找收費低、服務好的專業人士。

　　“這就是成本落差、利潤空間啊。”現在，這樣的落差正在縮小，但依然存在。

　　“龍鳳”傳奇：大陸市場太有誘惑力了

　　說到尋找“第二春”，葉惠德和他的“龍鳳”是經典范例。

　　葉出生于臺灣高雄，家境貧寒。從小，他就立志讓父母和家庭擺脫貧窮。

　　在臺灣逢甲大學電腦系讀書時，為了減輕父母壓力，葉在寒暑假到臺南姐夫家的作坊打工，學做面條、水餃，后來索性放棄專業，一本正經做水餃了。

　　“父母為我痛惜呢，我功課念得也不錯，”時光荏苒30年，葉惠德內心似有深深遺憾，“但是，我想幫助家人盡快脫貧，電腦行業競爭太激烈，不易創業成功啊。”

　　大學畢業兩年后，以1000元臺幣起家，葉惠德開設了一家小食品店。兩年后，龍鳳食品公司正式成立。1984年，他建成了自己第一個食品工廠，5年后第二座工廠又誕生，并成為臺灣第一家將冷凍食品外銷日本的企業。

　　但是，葉惠德發現進入了一個“瓶頸”。就算臺灣人個個都吃龍鳳食品，發展空間也很有限。

　　他開始在全球華人地區搜索市場，“這一看，大陸市場實在太有誘惑力了！”

　　當時的大陸，百業待興，上海“到處都是腳手架，每天都在不停地建設、架橋、鋪路、挖地、蓋樓，處處都是工地的塵土”。

　　當時的臺灣，正被冠以“亞洲四小龍”，在城市環境、生活質量方面，大陸只能望其項背。王國達頭一年攜老婆孩子到上海，岳母心疼女兒和外孫，隔一段時間就捎來或寄來很多日用品，包括衛生紙、味精、牙線和醬油等，這種狀況一直持續了3年。而反差最大的，是看病的醫療環境。

　　更有許多不可知、不安全的憂懼：生命是不是安全？臺商財產會不會受到保護？

　　“再不方便，再有限制，我們還是要到大陸去。”葉惠德說。

　　這就是市場的誘惑。

　　“經營之神”的忠告：沒有大陸，臺灣就無出路

　　與葉惠德前后腳，張秀琬也“嗅到大陸市場的誘惑”。從小喜歡冒險的她，決定再冒一次險。

　　葉惠德到上海簽意向合同的時候，對未來可行性的樂觀分析是：5年達到4000萬元人民幣，結果，第一年就超過了4000萬！張秀琬同樣吃驚。當她在大陸的第一個廠于1993年4月25日正式投產，之后的幾年，元祖以一年開辦一個廠的速度驚人地在大陸各地繁殖著。

　　石油化工、水泥建材等傳統行業，也紛紛在大陸找到“第二春”，來自大陸分廠的獲利貢獻，甚至超過臺灣母廠。2002年以來，臺灣股市上具有大陸投資背景的傳統產業股表現強勢，成為追捧對象。

　　在邱創盛看來，大陸不僅成為臺灣傳統產業主要利潤來源，還成為臺灣王牌產業IT企業走向世界的跳板，以及臺商創品牌的基地。

　　去年底，臺塑集團董事長王永慶邀島內政商界大佬茶敘，討論臺灣經濟的現狀與出路時，就曾直言：“沒有大陸，臺灣就沒有出路；除了大陸，臺灣沒有其他選擇。”有媒體稱之為“經營之神王永慶給臺灣執政者與臺灣民眾的忠告”。

　　不過，對于輿論關心的“連宋登陸后是否還會掀起臺商投資大陸熱”，一些臺商都謹慎觀望：“該來的其實都來了；不來的，很多是因為臺灣的產業限制，無法來。”

　　邱創盛更以專業眼光提醒說：由于大陸發展迅速，“外”資與“陸”資企業蓬勃興起，所以，沒有資金實力的，沒有產品特色的，“還是慎行”。

　　大門開不了，何不先敲窗

　　5月8日。上海東方濱江大酒店。

　　這是一場規格完全復制“連戰版”的臺商歡迎宴會。主角則換成剛剛在陜西祭完黃帝陵的宋楚瑜一行。

　　宋楚瑜一再解釋為什么選擇到上海：“最重要的是期盼與了不起的臺商見面，他們對于臺灣經濟的發展有重大的貢獻，我們要來感謝他們，更要透過與他們的溝通，去真切體會他們對于未來如何持續加強兩岸‘三通’和往來(的看法)”；宋離開上海時，又說：“不到上海，就不能夠了解臺商對于‘三通’的深切期盼。”

　　“如果真能‘三通’，我們要放鞭炮了”

　　坐著包機而來的連戰與宋楚瑜，不知道是不是百分百能了解臺商在臺灣—大陸輾轉往返時那種痛苦———包括費用與時間的“超支”，一條淺淺海峽竟成了迢迢長路。

　　連戰的演講中，有一句話給葉惠德印象極深。他在介紹對臺灣經貿政策及兩岸“共同市場”的設想后，話鋒一轉：“談了這么多，誰來做？誰來推動？必須要有人念茲在茲在那里埋頭苦干。”

　　連戰當然有所指。不過，在葉惠德看來，作為臺商，除了呼吁，除了為兩岸經濟作貢獻，做好潤滑劑，也許有些事情也可以一步一個腳印地去盡綿薄之力。他常重復一句話：“兩岸關系，大門不開開小門，小門還不開，那就先敲窗戶嘛”———這既是對當局者的期盼，也是對自己、對臺商的要求。

　　實際上，窗戶是可以敲開的。

　　早在2003年春節，葉惠德在浦東機場登上臺灣“中華航空公司”的一架客機，踏上歸途———這是臺商春節返鄉包機的首航班機。他的機票被作為歷史見證收藏于中國歷史博物館。

　　今年春節前夕，葉和北京臺資企業協會會長謝坤宗、廣東東莞臺資企業協會會長張漢文，成為推動春節臺商包機的幕后民間力量。1月29日，當他再次乘坐上海飛往臺北的第一架地方民航班機時，他也見證了“臺商春節包機”這一模式從“單向與經停”到“雙向對飛且不經停”的不斷進步。

　　在葉惠德看來，步子完全可以邁得更大些。“每年從臺灣來大陸的，包括臺商和觀光客有300多萬人次。一旦直航，每人次可以省1萬新臺幣，這就是300多億新臺幣，相當于84億元人民幣。大陸游客去臺灣觀光，同樣效益多多。海運方面，臺灣對大陸有300億美元順差，如果直航，海運費用會降低，時間大大縮短，無論對哪一方，都是雙贏甚至多贏。”

　　他對媒體說：“希望下一步能雙休日包機、節日包機。‘三通’的意義就不必去說了，至少，這該有利于多少臺灣夫妻雙休日團聚，少生出多少家庭隔膜？”

　　當“胡連會”與“胡宋會”達成一系列共識后，盡管對臺灣當局如何落實抱謹慎態度，但葉惠德仍有些興奮：“如果真的能‘三通’，我們要放鞭炮了。”

　　而汪美華對“三通”的期盼倒是蠻“私人”的。這位13年前與老公、孩子移居上海的“臺媽”，是想讓自己更輕松些。

　　當李登輝拋出“兩國論”時，有傳言說“臺灣要打飛彈了”。那時兒子正好回臺灣服兵役，汪美華腦子里迸出一個滑稽場面：兩岸打起來，兒子上了戰場，舉槍向這邊的爸爸媽媽妹妹瞄準射擊。

　　當然，這個畫面只是一閃回，發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倒是另一些實實在在的事，需要她去面對。汪美華的三個孩子都在上海本地學校念書，有些事挺讓她尷尬：上歷史課，講到國民黨、蔣介石一節，孩子回來問：“媽媽，蔣中正究竟是好人還是壞人？”聽“太太俱樂部”里的“臺媽們”說起，為了這些事，臺灣孩子還與當地學生發生過爭執。汪美華試圖對孩子解釋，可這哪里是一兩句話就能說得清楚的呢？

　　“哪怕就是為了向孩子解釋明白，我也希望兩岸通起來。”

　　“通”的最高境界，就是不需要時時頭頂“臺商”標簽

　　這是葉惠德的看法。

　　無論作為臺商協會會長，還是第一批到上海發展的臺商；無論是5年前風靡臺灣的“上海熱”，還是又有人預言連宋后“大陸熱”，葉惠德免不了善意忠告：如果不愛上海就不要來，來了以后要盡量忘記自己的臺灣人身份。

　　很多臺商對“身份”相當矛盾。一方面強烈呼吁“市民待遇”，包括公司注冊、看病費用、學費標準；但又舍不得放棄被視同外資企業所享受的諸多優惠政策。“對臺商來講，我們應該去掉‘超國民待遇’或曰‘超市民待遇’的想法。當‘臺商’這頂帽子還原到地理概念時，那才是真正的一家人。”一些臺商想得很深。

　　有趣的是，無論王國達還是張秀琬，抑或“臺媽”汪美華，都坦言“習慣”而非“喜歡”大陸城市，只是他們已經學會了融入和包容。

　　對臺北與上海的兩個“家”，張秀琬有一比：臺北，更像是一位中年男子，穩重，有內涵，那里有她童年回憶，少女情懷，有許多留戀；而上海好比一位18歲的時尚青年，有活力，有消費能力，但也有年輕人的浮躁。“這座城市在進步，我們鼓掌；這座城市有不足，也不要一味抱怨，而是齊心協力去改善它。”張秀琬說。

　　這其中還有另一種隱痛。見多了歐風美雨，素來頗有驕傲感的上海人，對外地人相當挑剔，對臺灣人也不例外。在一些上海人的言談中，臺商往往被冠以“小氣”、“吝嗇”，甚至被有的人稱為“臺巴子”，意即“臺灣來的鄉巴佬”。王國達有些氣不過：“說我們小氣，要知道我們創業也是一分一厘掙起來的，當然不敢揮霍。”“上海要海納百川，為什么有些上海人還那么排斥包括我們在內的外地人？”

　　在葉惠德看來，這樣的相通、相知、相融，對臺商而言，還要有一種“自律”、“自省”的意識。“臺商也應該保持三樣，一是合法經營，二是善待員工，三是積極回饋社會。”臺商要為自己樹立良好形象，這也是為兩岸更和諧的民間交流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