權衡人民幣匯率改革 條件如果不具備誓不放行

　　本報記者 吳雨珊 北京報道

　　本報記者 趙憶寧 華盛頓報道

　　在近期被再度熱炒的人民幣匯率改革問題上，各方人士終于等到了“最高”的聲音。

　　5月16日，國務院總理溫家寶在北京會見美國商會代表團時指出，中國將堅定不移地推進人民幣匯率制度改革，但首先考慮的是宏觀經濟環境、企業承受能力、金融改革的進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等實際情況，“不屈從外界的壓力，任何壓力和炒作，把經濟問題政治化，都無助于問題的解決”。

　　溫家寶表示，我們遵循市場經濟規律，但我們的態度很明確，只要條件具備，沒有外界壓力我們也會主動推進匯率改革；如果條件不具備，即使外界施加巨大壓力，我們也不會貿然行事。

　　事實上，此前不久，央行的副行長吳曉靈和行長周小川已經分別在不同場合表達了類似的觀點。

　　在中國高層官員的相繼表態中，“條件”和“壓力”成為兩個關鍵詞。簡單地說，就是中國匯率改革的步伐將權衡改革的條件是否具備，而不會屈從于外界壓力。

　　所謂“外界壓力”并不是空穴來風。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在參議員舒默一個月前提出要對中國商品征收懲罰性關稅的“匯率報復案”之后，時下一個最流行的建議是：改動美國的貿易法。

　　“他們現在要求改變貿易法，使得對于那些非市場國家的商品，只要是受到政府補貼的商品都要加以關稅。這個是有可能是被通過的。”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國際貿易與外國金融事務專家韋恩·莫里森說。

　　“條件具備”論

　　記者采訪的多位專家均認為，溫總理的講話并沒有給出近期不調整匯率的明確信號，但不屈從于歐美的壓力，把內部結構性問題作為考慮的首要因素，并兼顧周邊國家的利益的做法是明智的。

　　在溫總理簡潔的表述中，其實已經提到影響人民幣匯率改革啟動的幾大關鍵因素：宏觀經濟環境、企業承受能力、金融改革的進度、對國際貿易的影響，以及對周邊國家、地區以至世界經濟金融的影響。

　　這些條件是否具備，將決定中國匯率改革之門在當下是否打開。

　　然而，判斷不易，爭論依舊存在。

　　一種觀點認為，人民幣匯率政策調整的時機已經成熟，理由是：經過一段時期的宏觀調控后，投資增速放緩，消費回升，通脹平穩回落，進入一輪強勁增長的經濟周期；財政收入大幅度增長，外匯儲備充足，財政狀況處于相對較為寬裕的局面；國內經濟高速增長帶來了進口強勁增長；美聯儲在今年連續5次加息，美元貨幣相對疲軟。

　　社會科學院世界經濟與政治研究所所長助理何帆認為，國內需求比較旺盛會部分地抵消出口部門萎縮對中國經濟增長的負面影響，匯率調整的成本會較小，而大幅增長的財政收入使政府更為從容地采取各種措施補償在匯率調整中受損的主體。

　　“匯率改革的條件實際上已經具備，不會對企業出口造成毀滅性打擊，也不會對銀行體系造成很大震蕩。”社科院金融研究中心副主任王松奇認為，“現在最大的問題是美國提出的條件過于強硬，強硬的時間、強硬的幅度，中國不希望給人留下一個迫于外界壓力被動調整匯率的印象。”

　　人民幣升值會否對出口企業造成致命打擊，一直是改革匯率機制過程中高層重點考慮的問題之一。在4月底召開的海南博鰲亞洲論壇上，國家外匯管理局副局長魏本華就表示，決定匯率機制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中國企業的適應性問題，特別是那些出口貿易業務比重較大的企業。多年來他們已經習慣在基本匯率機制下操作，如果匯率機制改變的話，將立刻面臨很多新的問題。

　　“雙重風險”論

　　反對者認為，金融業改革的進程在很大程度上左右著匯率機制的改革時機。

　　北京師范大學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鐘偉認為，在中國銀行業改革尚未完成時進行匯率制度改革，“是在冒雙重風險”。他分析道，中國政府正在集中他的金融資源和財政資源，集中力量去解決四大國有銀行包括資本市場的問題，如果現在調整匯率機制，勢必對外貿、就業、物價產生影響，政府必然需要分出財力來解決外貿企業的問題和國內就業的問題。“沒有必要同時在兩線展開，而且國有銀行的問題顯然比匯率問題來得更為緊迫，畢竟有2006年的大限。”

　　與此同時，監管部門也深知，作為匯率形成的基礎，外匯交易市場的不健全也是重要的掣肘因素。“沒有市場，貨幣的匯率價格不正常，你怎么知道該怎樣調呢，又憑什么說往哪個方向調整呢？”鐘偉說。

　　他認為，當前首先要做的是增強匯率彈性和重樹市場競爭機制。第一步是從改革外匯交易中心模式開始，形成一個外幣的基期市場；第二步是本外幣的基期市場，從而形成一個市場化的本外幣的基期匯率；然后引入遠期、互換和期權類產品，央行再根據人民幣對其他貨幣的基期匯率，以及人民幣與其他貨幣之間的利率差異制定遠期的基準匯率；然后進行人民幣遠期、互換、期權之類的交易，然后形成合理的有效的遠期匯率。

　　魏本華亦表示，如果真的要實行浮動匯率機制，資本賬戶應相對比較開放。按照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的定義，資本賬戶包括30多項交易項目，而我國約有10多項是全部開放的，還有10多項是基本不開放或者少部分開放。

　　近日來自市場的一個正面信號是，上海外匯交易中心將于5月18日開始試點做市商制度，對于推進美元做市商制度建設而言，無疑是一個利好(實行美元做市商制度后，將引進商業銀行在外匯市場進行雙邊報價，使央行不再是外匯市場的唯一買家，通過各種渠道進入儲備的外匯就會部分流到美元做市商手里，減輕央行的外匯占款壓力)。

　　而里昂證券中國研究部負責人李慧16日表示，目前影響人民幣幣值走向的因素很復雜，但至少在七部門關于房地產業的新政策的具體措施落實之前，人民幣匯率不應該調整。

　　她認為，境外一些賭人民幣升值的資金進入內地后投入房地產業，不光是在房地產業撈一筆，而且想坐等人民幣升值的好處。這給人民幣匯率調整帶來不好的外部環境。

　　美國式壓力

　　關于條件是否具備的爭論依然在繼續，而來自外界的壓力絲毫沒有放松。按照計劃，一個月前由美國參議員舒默所提的“匯率報復案”，將要在7月底之前送到參、眾兩院進行投票表決。

　　“其實這種手段是非常典型的美國政治，他們不是向中國施加壓力，而是向白宮施加壓力的一種手段。”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國際貿易與外國金融事務專家韋恩·莫里森(Wayne Morrison)對記者說。通常，當參議院覺得白宮對外政策顯得太弱的時候，他們就會采取這樣的手段，不管這個法案是否被通過，僅僅是提出來，就已經向白宮施加了壓力。要求白宮在此問題上要變得更加強硬。

　　“事實上，舒默議案是最強硬立場的代表，他從一開始就沒有指望真正對中國的所有出口商品征加27.5%的懲罰性關稅。他是希望介于議案和目前政策之間的一種狀態。”韋恩·莫里森說。

　　他認為，舒默提出議案的目的是在于引起美國和中國政府雙方的注意，引起注意之后能夠將其推向一個中間的位置。因為他不希望達到27.5%的懲罰性關稅，萬一達到的話，他將會使美國無法向WTO解釋，因為議案違反WTO的規定；第二，如果真是這樣，他也會使美國廣大消費者生活成本大幅增加。所以舒默提出這個議案之后，已經達到了引起注意的效果。

　　“問題是，它目前只是一項議案，還沒有通過參眾兩院的表決，也沒有總統的簽字，所以說，目前它不是一個法令。布什總統已經在公開場合表態，反對這項議案。”美國貿易代表中國事務助理查爾斯·費里曼(Charles Freeman)在他的辦公室對記者說。

　　美國國會研究服務中心國際貿易與外國金融事務專家韋恩·莫里森(Wayne Morrison)也對記者說，“我不認為這個議案將會被通過。”他指出，議案真正的作用是在強迫國會尋找介于兩者之間的另外一種解決方法。

　　那么，什么是介于兩者之間的另一種解決方案？

　　在舒默議案不可能被通過的情況下，時下最流行的建議是：改動美國的貿易法。“美國現行的貿易法中，原沒有要求對于非市場經濟的國家所出售的商品，因為受到政府的補貼低于銷售成本的商品進行課稅，但是他們現在要求改變貿易法，使得對于那些非市場國家的商品，只要是受到政府補貼的商品都要加以關稅。這個是有可能是被通過的。”韋恩·莫里森說。

　　現行美國貿易法，其中一條是對于得到政府補貼的進口商品課以關稅。“因為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無論中國的市場成分有多少，中國已經被自動算到非市場經濟國家之中。”他接著說。

　　一些議員正希望通過這樣的立法，來進一步向中國與美元掛鉤的固定匯率制度施壓。而美國政界一些人士認為，國會對白宮施加的壓力已經開始作用了，原來白宮的態度是，“我們認為中國在將來的時間應該重新考慮貨幣的匯率問題。”而現在的說法已經變成了“中國已經準備好了”。這是白宮態度上的巨大轉變，包括新被提名的貿易代表，他已經承諾了一種更加強硬的態度，要對中國采取更加強硬的貿易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