滬港誰更有競爭力 專家稱10年上海就能趕上香港

　　段譙教授(香港中文大學《滬港城市競爭力報告》課題組帶頭人)訪談

　　文 鄔靜娜

　　現在的香港和上海誰更有實力？在未來，香港和上海誰能發展得更快？

　　雖然在氣質、文化上，這兩座城市都有著驚人的相似，以至于歷史上，香港一度被認為是另一個上海，而上海則是發展后香港的翻版。但一切都阻止不了競爭。

　　在香港坐擁繁榮20年之后，它忽然發現必須把上海作為一個競爭對手來看待。改革開放之后，沿海和內地的核心城市迅速地成長起來了，而上海就是它們的代表。上海在經歷了40年的沉寂之后，也需要給自己找一個發展的標桿。于是上海人問，我們什么時候能趕上香港；而香港人也在問，香港什么時候會被上海趕上。

　　如何準確地評估這兩個城市的實力呢？香港中文大學段樵教授在香港“明天會更好”基金支持下從2000年開始了這樣的調查。他們每年都要走訪大量跨國企業在兩地設立的分部，就32項國際城市競爭力指標進行評分。上一年的調查報告都在次年的年初推出。2001年“滬港競爭力”第一次推出，就在香港引起了極大關注，成為滬港競合的一個重要參照體系。

　　從2004年起《東方早報》與香港中文大學合作，捐助款項，全程支持。“滬港國際城市競爭力報告”調查，2004年度報告將于近期推出。

　　新浪網財經頻道將于5月21日9點半于上海現場直播由《東方早報》主辦的《滬港峰會》，屆時將發布《滬港城市競爭力報告2005》。

　　《東方早報》：上海在這十多年的發展過程中，是否接受了一些來自香港的商業功能的轉移？

　　段樵：在香港的廣義上的上海商人，在改革開放的早期，差不多1980年代初期就陸陸續續回上海發展了。當然，真正大規模的還是這十多年的事情。

　　這些商人把營商的理念、手法借著投資也一并帶到了上海，上海市政府以及那些有抱負的商人，就開始利用這些有形的資金和無形的觀念、方法。上海原本就有商業傳統，廣義的上海人本來就有經商的底子、傾向，只是在計劃經濟下隱藏起來了。來自香港的投資、營商方式和人脈再一次進入時，他們身上的這種本質就顯現出來了。這可以說是1990年代以后香港對于上海的一種回饋。上海服務業在許多表現上與香港有很多的相似性，而上海地產的經營手法和香港也很相似。

　　《東方早報》：您此前說過，香港和上海是天生的競爭關系。但兩地的領導人都說香港和上海如同鳥的兩翼。那么通過您的調查香港和上海的關系到底如何呢？

　　段樵：在中國這個大的經濟體中，香港和上海肯定會有競爭，但爭的是第一名。任何一個大國，都需要不止一個金融中心。中國太大了，就像一個大工廠只有一個發動機不夠一樣。競爭的結果不是非此即彼的關系。第一名可以表現在很多方面，比如金融業，再細化一點，比如總貸款數哪個多、進入的外資銀行數哪個多、外資銀行的業務哪個做得更多等等。

　　從這個角度看，這種競爭是好的，其中一個城市的崛起不會逼死另外一個城市。就像陳良宇先生說的那樣，中國那么大，上海和香港又隔得那么遠，各管著各的一片經濟輻射地，就吃用不盡了。

　　《東方早報》：您這里還是著重說的競爭關系，兩地之間的合作、互補關系呢？

　　段樵：因為地理位置的緣故，肯定會存在互補關系。跨國公司在進入一個新的區域時，會選擇和熟悉當地的公司進行業務聯盟，在商場如戰場的情況下，這是一種策略聯盟。策略聯盟就是在一定的期間，甚至是競爭對手的企業，也都可以是伙伴。這是短期行為，跨國公司一旦熟悉當地之后，不見得愿意再有合作。

　　香港和上海的互補，第一是地區上的。香港的公司進入上海的經濟輻射區時，先選擇和上海企業合作。因為上海企業有網絡，而香港有先進的管理理念，有利于彼此能進入各自進不去的領域。上海在進入珠三角時，也是一樣的。香港的地方小，沒有辦法在制造業上騰挪，但是香港可以進行制造業高端所需要的科技研究，這也是香港以后可以考慮的一個定位。

　　企業之間有合作，政府層面也有合作，比如陳良宇就去香港招人。香港和上海各有各的經驗和長處。

　　《東方早報》：但上海最近的發展還是給香港帶來了很大的心理壓力。

　　段樵：是的。2000年到2001年，香港人說上海會比說香港多。我們的研究其實并不是看準了這個時機，但是發布時，香港各大報刊都做了報道。因為雖然大家都在說，但是都不知道怎么樣去科學地比較。

　　《東方早報》：香港人問，上海什么時候會趕上香港？也許上海人會問得更多，因為它是一個后來者。從您最新的研究來看，您對此有怎樣的看法？

　　段樵：兩地比較最通常的一個指標就是GDP。從這個指標出發，上海和香港的比較就很容易。比如說過去10年，每年的GDP增長率減去當年的物價增長，如果上海是10，香港是3的話，就很容易算出在現有基礎上，上海幾年能趕上香港。用另外一種方法，趕上的速度更快：用GDP的增長值和物價的平減指數來算一下。每個國家的貨幣購買力不一樣，比如說美國的貨幣購買力是100，在中國可能是160，也就意味著美國的貨幣在中國更好用。對比現階段的上海和香港，上海的物價在2000年至2001年還是比香港低，也就是說貨幣購買力在上海比在香港高。

　　我們算了一下，10年里上海就能趕上香港。

　　但事實上，這只是一個數學模型，沒有實際性意義。什么時候會趕上，要看拿什么做標準，可以是GDP，也可以是平減以后的GDP，還可以用相當多的其他指標，比如訪問上海的外國人，國際金融的交易量等來估算。所以這個是很難去評估的。要說趕超，就必須設一個具體的標準。

　　另外，一個指標趕上了，是不是就意味著整個城市整體趕上了另外一個城市？我們在田徑上拿了一塊金牌，能說我們在整個田徑領域都趕上了世界水平呢？恐怕不能。

　　但上海經濟的發展潛力相對要比較好。香港就那么大，也就那么幾家學校，人才的儲備就不能和上海比。相比上海，香港的先天條件不足。我個人認為，沒有必要那么突出兩地的競爭，香港和上海能同步發展、良性競爭就好了。

　　《東方早報》：和香港相比，上海在發展過程中的優劣勢何在呢？

　　段樵：上海的優勢決定了其發展的方向可以和現在的香港不一樣。上海地大、物博、人多，它以制造業為依托所走的路，香港已經沒有條件走了。但是話又說回來，在金融和服務這一塊，上海很難趕上香港，這與兩地不同的法制有關。

　　即使以后中國的資本市場全部開放了，內地對于外資公司的管理也一定會比香港嚴。從這個角度講，上海發展金融相對會困難些。

　　金融這一塊中的國內金融方面，相比上海，香港又是吃虧的。金融中心又可以分為以國內為主的和以國際為主。比如東京，雖然也是國際性的金融中心，但它的主要業務是對內的。香港和上海到底誰優誰劣，如果這樣分析下去，問題就比較復雜了。

　　《東方早報》：香港是國際性的金融中心，而上海也在努力把自己建成為國際性的金融中心。對此，我聽到兩種不同的說法：一種是上海走上正軌之后中國就不需要香港了；另一種則認為上海發展成為國際金融中心的可能性不大。您怎么看呢？

　　段樵：國際金融中心，對于一個大國來講可以不止一個。一個地方，只要和外界有金融上的往來，有了國際性的金融業務，就有可能成為國際金融中心。北京也有這個可能，各大銀行的總行都在那里，北京也希望發展自己的金融業。以后的北京將是中國北部的金融中心。但除此之外，北京的各個銀行與外國銀行之間都有聯系，你能說它不是一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嗎？

　　我想很多人在提到這樣的比較時，主要的問題是比較哪個金融中心更大？即使以后中國有了幾個國際性的金融中心，香港和上海也不存在誰取代誰的問題。大家做的主從業務不一樣。比如新加坡和香港這兩個國際金融中心，他們都是以國際金融為主的，都是以服務境外為主的國際金融中心，但它們兩個各有各的側重點。新加坡從1960年代就開始做離岸美元業務，香港則是做境外貸款。這樣的競爭就如同這個百貨公司是以女裝為主，它的男裝可能就沒辦法和另外一家的比。

　　《東方早報》：香港從回歸之后就一直在尋找自己的準確定位。從現在看來，它的定位是否已經明晰化？對于香港來說怎樣的選擇是最好的？

　　段樵：定位還是很難。在市場經濟條件下，產業的變化需要一定的時間。如果社會上眾說紛紜，不以領導的拍板為依規，那形成共識就需要很長的時間。

　　香港大概沒有別的選擇，只能以現有的優勢，如國際市場為主的貿易、金融，良港和空港的優勢，整合這些已有的資源，把物流做到更好。在區域旅游中擔負起龍頭的角色。香港的旅游業早已承認不可能有當地旅游這回事了。一周時間里，珠三角就可以連成一條線。但可以以香港先進的營商理念和管理手段，來讓香港成為區域旅游的中心。另外就是搞些創意工業，比如如何和商業聯系在一起。

　　《東方早報》：您曾經說過，香港的出路在珠三角。香港定位自己在珠三角中的位置為核心城市，廣州和深圳都是小珠三角的核心城市，香港該如何處理和廣州、深圳之間的關系，怎么看待有關深圳淪為二流城市的擔憂？

　　段樵：深圳和香港最后必然會連在一起，因為太近了，深圳和香港加在一起也就3000多平方公里，比上海還小。若干年后，香港和深圳絕對是一個城市。

　　廣州就有點不一樣。廣州離香港遠，與內地的商貿關系強；香港強的是對外貿易，這個網絡是互補的。但將來難免會搶哪個是第一名。在長三角、京津塘，城市之間的矛盾都是司空見慣的，也不用特別介意。香港和廣州此后會有競爭，廣州在心理上就不能接受香港超過它。因為歷史上廣州始終是老大，廣州是沿海城市中第一個開埠的，而香港割讓給英國之后才慢慢發展起來。

　　對深圳淪為二流城市，我有一點自己的想法。深圳的發展是個奇跡，但和香港分不開。深圳是第一批特區之一，它和香港連在一起，時空的優越性使它的發展在整個世界范圍內都找不到第二個。它今天的狀況可以說是時間、空間和機緣的集合。

　　深圳和香港的合并是必然的。因為它也就那么大，合并之后也就是一個大都市所具有的范圍，還不是特大城市。我和深圳朋友講，你們的馬路、城市那么好，香港相對的條件還差一點，以后大家都是大香港市或者深港市的一部分，深圳是新區，香港是舊城，哪來的一流二流之分？

　　《東方早報》：您覺得泛珠三角的區域劃分是否合理？國內對此有兩種意見，一種認為泛珠三角內部有互補的經濟關系，內地有制造業基礎，而沿海有出口能力；而另外一種則認為這其中行政的拉郎配痕跡比較重。

　　段樵：我們的看法是這樣的，泛珠三角是共同市場式的，就像歐洲一樣。省際有一定的行政障礙，比如省際的貨運、旅行社的跨省經營，銀行的跨省業務，都存在人為的障礙。國際的非關稅壁壘出現在了中國的行政區之間，建立泛珠三角的目的就是打破這種行政壁壘。我想“9＋2”這種模式是區域共同市場的開始，至少出發點是好的，能不能做好現在還不知道。

　　《東方早報》：以香港為龍頭的珠三角和以上海為龍頭的長三角存在競爭關系，它們對中西部的經濟腹地也都是勢在必得。比如對于湖北這個中國的中心，通往中西部的大門，哪個三角洲對其的吸引力會更大？湖北會更傾向于哪一個？

　　段樵：這個只能按照個別的行業來分析。如果是對外貿易為主的行業，那它會考慮經過廣州到香港的成本效益，與原本它經過上海走的方案，哪個會更好一點。市場經濟條件下，貨比三家是自然的。如果是汽車這樣以內銷為主的產業，長三角對它的吸引力則會更大。因為汽車很容易能銷售到長三角中下游去。上海與國內各省都有很好的商貿聯系，我去南京路的時候，發現各省最好的商品都能在這邊找到。在1950年代到1980年代，上海都是全國最大的商品集散地。

　　競爭是必然的，長三角和珠三角的競爭，會使中國整體經濟的活力都增強。對于湖北來說，也沒有必要親近這個或者親近那個。在“9＋2”中也談過，江西、四川和湖南的北部，傳統就是屬于長江流域的，南部離廣東省近。以后高速公路、鐵路修得好，那這邊的貨物自然就不經過長江上的港口了。

　　附：段樵簡歷

　　1973年美國俄亥俄州立大學博士，隨即任教于臺灣大學。1977年起任教于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迄今，歷任學院學系主任、副院長，署理校外進修學院院長。現為香港中文大學決策科學與企業經濟系教授，香港中文大學工商管理學院中國研究發展委員會主席。段教授著作較豐，計有專書及教科書29本，學術論文、會議論文等論著近二百篇，且為中外多本學術期刊編輯。段教授曾任世界銀行經濟發展學院及聯合國區域發展中心等國際組織顧問。2000年起段樵負責的“滬港國際城市競爭力報告”開始進行香港及上海城市競爭力比較調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