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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有企業改制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由于牽涉到方方面面的利益，妥善處理各方利益關系成為國企改制中的重要工作。根據我國有關法律法規，資產評估是國企改制過程中的重要一環，通過資產評估有助于合理確定國有企業價值，并在此基礎上形成各方均能夠合理接受的改制方案。因此資產評估在國企改制中的作用長期以來已經成為共識。然而在國企改制實踐中存在許多與資產評估相關的問題，其中既有評估機構在評估理念、評估技術和職業道德方面的問題，也有企業作為評估服務的委托方和評估報告的重要使用者在委托和使用評估
服務環節上出現的問題，同時政府監管部門對改制過程中評估問題的認識也是模糊的，社會公眾、新聞媒體關注的角度也存在一些問題。本文擬就國企改制中與資產評估有關的相關問題進行探討，希望能夠促進資產評估這一專業工作在國企改制過程中發揮更加重要的作用。
一、在委托評估機構環節存在利益沖突
國有企業是改制主體，也是評估行為的重要當事人。由于體制的原因，國有．企業在改制過程中既是被改制的對象，同時也充當著改制主體的角色。這種雙重角色體現在資產評估環節尤其明顯，國有企業不僅是評估法規中所指的國有資產占有單位即評估對象，也在多數情況下成為評估服務的委托方(付費方)，更成為評估服務的使用方。這種混合角色使得國有企業在資產評估服務中存在明顯的利益沖突，從委托環節開始，就存在著通過按一定目標選擇評估機構以操縱評估結果的可能性。在實踐中，已經出現不少國有企業管理層選擇某些能夠滿足其特別需要的評估機構，以達到對其有利的目的。這種做法使得資產評估服務帶有一定的功利性，客觀上也加大了對評估機構和評估師的壓力和影響，嚴重影響評估的客觀性和合理性。因此，為避免利益沖突和道德風險，不應當由改制企業自行委托評估機構，而應當由其產權歸屬企業或部門或相關具有管理職能的政府部門獨立委托評估機構，對改制企業進行客觀評估。去年以來，國資委等部門出臺的一系列文件已經明確了這一點，表明政府部門已經關注到這一問題的嚴重性，在實踐中還需要落在實處。
二、評估基準日選擇的隨意性
評估基準日是資產評估專業服務的重要要素，評估師執行資產評估業務就是對評估對象在某一特定時點的價值發表意見。評估基準日的選擇應當與評估目的所對應的經濟行為相適應，否則評估結論就可能無助于相關經濟行為決策，甚至可能誤導經濟行為決策。在國有企業改制工作中，評估基準日的選擇是改制工作的一項重要內容。國有企業應當有義務選擇適當的基準日，并委托評估機構對該基準日下評估對象——改制企業的合理價值。這里所謂“適當”的內涵很多，雖然無法一一枚舉，但總的說來應當與改制目的相適應，能夠充分反映改制決策時點企業資產的價值量，這樣才有助于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對改制方案進行合理決策。然而在實踐中，評估基準日選取的重要性長期以來被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所忽視，主要表現這兩種極端：一是國有企業和政府部門對資產評估服務的專業性和時點性缺乏充分的認識，長期以來過于注重評估的數量結果，而忽視其時效性，往往將評估結論作為一個絕對和固定的數值進行理解并在此基礎上進行決策。因此，在選擇評估基準日時存在任意性。另一方面，近年來也出現了不少國有企業通過惡意選擇評估基準日、操縱評估結果的現象。
特別是在近年來鋼、水泥等原材料價格及房地產價格的上揚，或特定資產和市場狀況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企業通過選擇對其合適的基準日，以達到形成對其單方有利評估結果的目的。如某省國有商業公司在該省房地產價格快速上漲的情況下，有意選擇房地產價格啟動之前的某個時點為評估基準日，該時點評估結論已經無法反應企業在改制時的真實價值，而在此基礎上的改制方案明顯有利于國企管理層。又如某省國有房地產開發公司在幾個重要開發項目開工之前選擇某時點為基準目，并在上報政府部門的方案中突出強調改制方案是在評估結論的基礎上做出的，掩蓋了基準日與改制日之前價值量差異的事實。
在基準日選擇不合理的情況下，即使評估機構是獨立的，評估程序和結論是合理的，但評估結論對改制而言是沒有意義的。然而這種做法更具有欺騙性和隱蔽性，危害更大，應當引起各有關方面的高度重視。因此，在國有企業改制過程中，應當明確規定國有企業作為改制方具有合理選擇評估基準日的義務，產權管理部門應當將評估基準日的選擇作為改制工作中的一個重要環節進行審核。如果評估基準日與改制行為決策日相差過大，或期間資產、市場狀況發生狀況，國有企業應當考慮調整評估基準日，產權管理部門也有權提出更改基準日的要求。
三、價值定義不明
價值類型和價值定義被委托方和評估師忽略，是我國評估界在理論和實務上都存在的一個重大問題。近年來不斷有學者、媒體批評我國評估機構過于依賴成本法，使評估出來的結果得不到市場和實踐的認可。這種批評有其合理性，因此引起了廣泛的共鳴。然而這種批評本身并不全面，只是從一些表面現象對評估行業提出置疑，并沒有抓住問題的核心。評估方法不應當成為被指責的對象，也不應當成為評估師推卸責任的替罪羊。評估師受聘進行評估不應當僅僅滿足于通過某種方法形成某個結論，或通過某幾種方法形成某幾個結論。評估師的職責是回答客戶所提出的“有關價值的問題”，即什么是客戶特定目的下某評估對象的合理價值，至于這個合理價值是通過什么方法得出完全是評估師的專業判斷。我國特殊的評估實踐使得評估師忘記了回答客戶“有關價值的問題”的職責，而只是簡單地根據某種評估方法(主要是成本法)形成一個結論即可交差。這種理論和實務上缺陷在國企改制中體現得特別明顯。比如某國有酒店，由于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歷史淵源，具有極好的盈利能力。然而在改制過程中，評估機構接受委托簡單地運用成本法將該酒店的資產進行估值，而根本不考慮從現金流角度對該企業進行折現分析。假設該評估機構運用成本法較為合理地評估了酒店的資產價值，但充其量僅是該酒店組成資產的價值之和，但決不是該酒店的價值。如果對外宣稱該數量結果反映了該酒店的合理價值，應當是一種嚴重的誤導。另一方面，同一個酒店對于不同的潛在經營者而言，由于各自具有獨特的經營理念、目標和優勢，可能實現的價值也不同。這些不同的價值分別對于某潛在經營者而言可能是公允的，但對于市場整體而言則很可能是不公允的。但在一定的市場范圍內，由不同潛在經營者(投資者)組成的市場整體應當對該酒店有一個價值認識，這個價值認識反映了大多數經營者在正常情況下經營該酒店所能實現的價值。這個價值對各個市場主體(經營者)可能不是公允的，但由于其反映了大部分經營者在正常情況下的認識，因而可以說反映了市場整體對該酒店價值的認可，這個價值就是國際評估準則中所提倡的市場價值概念。
由此可見，同一個企業可能對于不同的市場主體具有不同的價值，其價值內涵不一樣，其適用的范圍也就不一樣。因此委托方在委托時，評估師在評估時，都不應當簡單地使用價值這個模糊概念，而需要明確所希望得到的和需要評估的是什么內涵的價值，即明確價值類型和定義。改制企業或政府部門在改制過程中的作用類似于資產的出售方，在出售前需要了解擬改制企業對大多數投資者的價值。無需關注某個投資者對價值的認識。作為具體的購買者，既可能需要了解市場價值，該價值反映其他購買者、投資者可能的報價，也需要掌握根據自己設定的目標所確實的價值，稱為投資價值，并通過這兩個價值的對比決定在改制過程中的決策。因此在國企酮IJ目的下，我們認為委托方應當明確要求評估機構評估市場價值，評估機構也應當明確所評估的是評估對象的市場價值，即市場上大多數投資者對企業或資產價值的認識，或在正常經營條件下企業能夠實現的價值，而不應當過多地考慮某些個別投資者對價值的認識。換言之應當分析企業的正常經營狀況和客觀利潤(應當實現的利潤)，而不應當局限于企業的實際經營狀況和會計利潤(實際實現的利潤)。
因此，在國企改制過程中，評估行業應當努力提高評估理論和實務水平，改變長期以來習慣于成本法，而不討論價值類型和定義的做法。評估師在以改制為目的評估企業市場價值時，客觀分析三種基本評估方法的適用性，哪種方法最能反映評估對象的市場價值就應當采用哪種方法，不能簡單地采用一種方法，而不考慮和論證方法使用的合理性。
四、評估結論使用過程中存在不合理現象
長期以來，在國企改制過程中，評估結論的使用存在很大的問題。國有企業、政府部門乃至社會公眾、新聞媒體都將評估結論視為一個絕對的值，普遍的觀點是如果改制價格低于評估值就是國有資產流失。這種認識既錯誤認識了評估的作用，也扭曲了改制工作中各相關當事方的權利義務。在實踐中，這種認識也在客觀上大大增加了評估機構的壓力，許多利益主體希望評估機構形成對其單方面有利的評估結論，甚至人為地壓低評估結論。
評估結論應當反映改制企業的市場價值，即在正常情況下大部分投資者對該企業價值的認識。因此評估結論是改制的重要基礎，它給出了一個與潛在經營者談判的平臺，給政府部門或產權部門提供了一個開價，在此基礎上根據改制方案、改制方的承諾(如社會福利安排)等對其進行不斷的修訂，形成成交價格。從這個意義上說，不應當將評估值視為絕對的。國有企業、政府部門、社會公眾和新聞媒體都應當從專業的角度以一種平和的心態，正確認識評估結論并在改制過程中合理使用。這樣既有助于給評估行業一個良好的發展空間和環境，反過來良好發展的評估行業才能夠更好地在國有企業改制工作發揮應有的作用。（作者：王誠軍）
本文章僅代表作者個人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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